在中国《海商法》中引入“海运履约方”制度的若干问题论析

在未来修改我国《海商法》时,应参照《鹿特丹规则》的规定引入“海运履约方”制度,以明确港口经营人等的法律地位.但在引入这一制度时,必须注意和解决一些重要问题,包括中间履约方的定性问题,划分海运履约方和非海运履约方的标准问题,定义海运履约方时所使用的“装货港”和“卸货港”的含义问题,“港口区域”一词的定义问题以及海运履约方...     

《鹿特丹规则》中海运履约方制度的理论基础

《鹿特丹规则》中首创了海运履约方制度,这一制度的创立,进一步克服了对于货物的灭失、损害和迟延时相互推诿、无人负责的局面。文中对于《鹿特丹规则》中海运履约方制度的研究,其理论基础没有套用喜马拉雅条款的相关理论,而是通过研究,从海运履约方制度的由来及其与其他制度的比较,将海运履约方制度的理论基础定位于法定的并存债务承担理论,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海运履约方制度探析——兼谈对我国《海商法》实际承运人制度完善之启示

<鹿特丹规则>设定了海运履约方制度,并制定了一套与海运履约方相关的实质性赔偿机制,这一独具特色的制度使得调整多式联运的法律在海上货物运输中得以突破.我国<海商法>中的实际承运人相当于海运履约方,但实际承运人这一充满争议的制度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海上货物运输的发展,在未来修改我国<海商法>之时有必要引进海运履约方来完善实...     

海峡两岸承运人责任基础比较研究——以《鹿特丹规则》为视角

《鹿特丹规则》制定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取代现有的三个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以真正实现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制度的国际统一。在内容设计上,《鹿特丹规则》对于既有的相关国际公约既有适度传承,更有革新性发展。例如,在承运人赔偿责任基础这一问题上,《鹿特丹规则》表现出与现有三大公约迥然不同的规定,体现了国际海事运输法的重大变革与进步,可以预见的是,作为当前国际海上货物运输规则之集大成者,《鹿特丹规则》的革新性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海商法》和台湾地区的海商法规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两岸海事立法可借鉴《鹿特丹规则》,在将来适时作出调整以顺应国际海事运输法的发展。     

关于新形势下《海商法》教学的体会以及建议——兼评《鹿特丹规则》

本文先简评《鹿特丹规则》，得出《鹿特丹规则》是目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和国际海运新形势的法律层面的表现。接着探讨了在新形势下我国《海商法》面临着修改，《鹿特丹规则》的内容应该为《海商法》的修订所借鉴，并结合《鹿特丹规则》对高职大专院校《海商法》的教学提出自己的想法、体会和建议，最后总结新形势下进行的《海商法》教学，可以培养实务型人才和为实现北部湾经济区物流中心的目标服务。     

水权制度结构的比较法分析——以“功能性原则”为中心

摘要：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水资源短缺和完善水权法律制度的压力。依据比较法研究的“功能性原则”,水权法律制度有两个基本问题,一为利益分配问题,二为风险负担问题。由此,水资源利益分配规则和风险负担规则共同构成了水权的制度体系。借助“利益分配一风险负担”这一理论框架,即可对水权法律制度进行更为深入之研究。     

制度演化的不确定性及其影响因素——以“廉政账户”为例

制度的演化过程既具有确定性,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制度演化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制度形成的偶然性、制度扩散的随机性及制度绩效的复杂性等。廉政账户是由中国社会严峻的腐败挑战所催生的一项地方性制度创新,从1999年创始至今,其发挥了某些反腐败方面的作用,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但其演化过程也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导致廉政账户演化不确定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涉及制度层次、制度属性、制度绩效和制度情境等方面。对于廉政账户演化进程及其不确定性的理论分析,可以为考察转型社会中的地方政府创新提供具体而微的知识和洞见。     

疑难裁判中目的解释的效力扩展与规则约制——以“指导案例32号”为切入点

作为基本的法律解释方法,目的解释在疑难案件裁判中具有独特的理论地位和实践价值。体现在指导案例32号,裁判的焦点问题就主要依靠此种解释方法来完成。其中,法律文本的主、客观目的及刑事政策共同作为解释的依据,并通过对文义解释效力的扩展,实现裁判的合理和可接受。综合分析其他类似案例亦可发现,在此效力扩展的同时,为约束可能出现的法官恣意和实质目的泛滥,目的解释方法还受到特定的适用规则约制。即主要由除弊规则、客观目的论证负担规则和发展性规则等共同构成目的解释规则体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行为的影响与应对——以两个《规定》为视角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确立,必将深刻地影响侦查人员的侦查与证据观念型塑,影响侦查行为的立法进程和侦查取证方式的改变,影响刑事诉讼的发展进程和诉讼结果,促进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对侦查行为监督力度的加强。应当加强学习、领会其精神实质、转变侦查和证据观念,构建独立于口供之外的证据体系,构建现代侦查体制和机制,以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行为的影响。     

案例指导制度下的法律解释及其规则——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11号”为例

指导性案例对法律解释提出了四项基本要求:一是有法律解释的内容;二是解释合乎法律本意;三是对案件中法律问题的解释有所创新;四是法律解释方法应合理运用。法律解释规则的融贯运用,是满足指导性案例要求的基本的、合理的路径。法律解释规则的融贯运用,宏观上是各种法律解释规则运用的排序与整合,微观上是各种法律解释规则的具体细化运用。在杨延虎等贪污案中,首先运用了文义解释规则,在特殊情况下充分运用了扩张解释规则、体系解释规则以及目的解释规则,实现了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我国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构建——以《合同法》第113条解释论为中心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对违约导致的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英美法系国家对违反特殊类型的合同导致的精神损害给予赔偿,但该规则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逐渐显得苍白无力,法国法确定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则.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增强的今天,我国应该结合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比较借鉴它国的先进经验,通过对《合同法》第113条的扩张性法律解释,确立我国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一般规则的构成要件,同时对其赔偿范围进行限制,使受约人和违约人的风险和利益分配达到均衡.     

论民间规则进入民事司法渠道的一般条款——以“凶宅”案为例

民间规则是经验事实的规范表达,是地方性知识,彰显实质正义。一般条款仅规定内容十分宽泛的价值指引,内涵与外延均不明确,但却包含事实构成与法律后果两部分。尽管一般条款与法律的明确性要求相悖,但选择一般条款纯属人类的无奈之举。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作为建构理性的制定法的滞后性与不周延性,而且,法律的普遍性从来就只不过是一种神话。为了克服制定法的局限性,达致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平衡,法律不得不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注入社会经验,从而变更和充实制定法的内容。因此,一般条款自然成为立法者的技术性选择。作为经验事实的民事规则能够让一般条款宽泛的价值具体化,使一般条款与案件事实对接起来。也正是在具体化过程中,民间规则进入民事司法。     

现代性、后现代及其中国语境——以“话语”和“制度”为视角

现代性和后现代有复杂含义并指涉不同论域,可以话语和制度两个层面作一解读。中国现代性生成是调节和舒缓话语和制度内在张力的过程。后现代从话语和制度层面解构着现代性,但更体现为一种话语主张,在制度层面不具操作性。后现代作为一种话语,对于舒缓中国现代性实践中的话语和制度内在张力,起着嘲讽和临床的作用。     

制度变迁中的“创新组合”:以中国城乡治理为例

本文根据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新的分析框架将制度变迁的机制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创新、响应性制度创新、适应性制度创新和强制性制度创新,并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治理的若干典型案例,证实了四种制度创新方式,并进而提出,新中国制度变迁的核心机制,是一种创新组合的方式,从强制性制度创新和响应性制度创新,转向为适应性制度创新和诱致性制度创新,而不是简单地从一种方式如强制性制度创新到另一种方式如诱致性制度创新.     

夫妻财产推定规则的伦理分析——以《婚姻法解释(三)》第7条为视角

我国婚姻法实行夫妻婚后所得财产推定为夫妻共同所有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并与约定财产制相结合,同时规定夫妻个人财产的范围.《婚姻法解释(三)》第7条关于婚后父母赠与不动产归属的规定,无疑为婚姻家庭领域的财产纠纷提供了可操作性的依据,但在逻辑体系和法律推定规则上与现行婚姻法存在矛盾之处.所以,有必要探究其原因并对我国夫妻财产推定规则在理论上和制度上加以必要的调整.     

以法律解释规则为路径——对《刑事诉讼法》第80条第2款文意的探求

本文以法律解释规则为路径对《刑事诉讼法》第80条第2款含混不清的语词进行了解释。从最恰当的意义上来看,《刑事诉讼法》第80条第2款中"由人民法院裁定"应该指分别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来决定或者裁定。     

对国家责任制度的研究——论《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草案》及发展

加强对国际法尤其是国家责任制度的研究,是加入WTO后中国法学界的一项极为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国家责任制度着重研究确保各国遵守国际义务,维护国际社会的正常秩序。但是要求国家承担责任的同时,必须考虑尊重国家主权。因此,国家责任制度必须在维持国际法律秩序与不损及国家机关主权之间找出平衡点。目前国家责任的范围包括:对外国人及其财产造成损害的责任;侵犯他国主权、从事侵略战争、严重违反人道主义法等国际不法行为;包括跨国污染在内,不违反国际义务,但对他国造成损害的责任。国际法委员会在1970年决定将国家责任分为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责任和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的国家责任。本文所论及的国家责任仅指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责任。     

中国法制史课程多元化教学方法探析——以《宋代法律制度》一章的教学为例

尽管中国法制史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从目前的教学实践来看,中国法制史课程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为改变这种状况,应采用多元化教学方法,即除了采用传统的讲授教学法外,还有必要引入案例教学法、比较教学法和多媒体教学法,从而增加课程的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独立的法律思维能力。本文以《宋代法律制度》一章的教学为例,探析多元化教学方法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的应用。     

制度理性与转轨秩序的转换——评《经济秩序的制度理性——以转型国家为例》

在转轨秩序的转换中，国家制度设计有没有规律可循？是否需要制度理性的指导？遵循什么样的演进规律？这都是我们在转型研究中无法回避的。由杨晓猛同志撰写，经济科学出版社发行的《经济秩序的制度理性》一书，就是在该学术领域的一次有益的探索。     

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对基层公安工作的影响及对策——以呼伦贝尔地区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废止劳动教养制度,这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劳动教养制度虽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的权力运作,但决定、实行权力主要在公安机关,它的废止对公安工作尤其是基层公安工作有着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