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

<正>01社会改革下的中国继承法英《经济学人》11月22日中国现在使用的《继承法》是在1985年,那个离婚和再婚不常见、跨国婚姻几乎没有的情况下生效实施的。当时人们只有寥寥的不动产、汽车或有价值的财产。法律应当至少赋予男人和女人在受赠亲友财产上有同等的权力,但这只是根据传统习惯而已。     

论当代中国媒体对行政权力的制约

行政与媒体的关系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本文从探讨中国媒体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入手，揭开中国媒体和行政权力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探索当代中国媒体监督的动力。     

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审视与反思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四个历史阶段。1840年以前,可以说是基于帝国逻辑的中国中心与等级化的世界整体观,体现了对普遍性一定程度的认同。1840年以后的三个阶段,逐渐转向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换言之,转向对特殊性的认同。其间,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世界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浪潮,而在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中,整体性和共同性得到明显倡导与发扬。这个历史脉络表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了从认同中心论的普遍性,向国家主义的特殊性乃至当今特色性思维的转变。改革开放促使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同与定位向世界主义转向,从而进一步凸显了中国与世界关系中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统筹与协调问题。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与实践进行总结、反思,维护改革开放的价值与理念,推进中国继续沿着人类文明的大道前行,是不容回避的时代课题。     

在一个更广大的计划里

如果为已经过去的2006年寻找一个一以贯之的关键词,非“和谐”莫属。“和谐”理念如风行水上,那些蹲踞在“和谐”对立面的现象就显得分外突兀,催人改进。“发展是硬道理”,这一简单而生硬的官方表述终于遭遇迟来的追问——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发展?人们抛弃了对发展的单向度理解,还概念以丰满;面对诸多新闻旧事,终于认识到一个值得追求的发展绝不会像竞技体育一样,单单意味着更高更快与更强。     

中国足球的样本价值

如果足球界能出现真正有远见的领导者,在这个不涉国家安全、无关"战略利益"的领域展开领先于时代的大刀阔斧的改革,那它对整个国家的价值将超越体育层面。     

源于生活的自由

中国传统社会中虽然不存在民主制度,也没有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政治自由、政治权利,但广泛存在着源于生活的社会自由。它主要得益于中国人乐观、开放、宽容、非禁欲主义、热爱生活的态度与精神。     

中国现代企业30年

<正>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那么中国现代企业的起点应该是1984年。这一年,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这一年,邓小平南巡开启了经商的热潮。这一年,诞生了联想、万科、海尔、招商地产、上海大众等等大批新型企业。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是一个典型样本,清晰地映射了中国大时代的社会变迁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轨迹。这30年,经过乡镇企业大发展、国企改革、民营企业的野蛮生长,中国民营经济     

社会变迁带给中国外交的机遇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和步入小康,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随之而来的社会变化将更加深刻。社会变迁的哪些方面对中国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哪些影响是积极的,哪些影响是消极的?中国外交应如何面对社会变迁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这些都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题目。在此,我谈一点非常粗浅的看法。(一)当前社会变化的若干主要特征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国际背景下,初步进入小康社会后,中国社会开始具有发展中国家在这一发展阶段的许多典型特征,主要表现为: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地区差别有增…     

世界对中国的期待

面向世界的中国时常会遇到一些涉及其自身形象的难题,而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地影响了它的世界形象,那么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何以对中国有这样或那样的印象呢?中国又将如何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自己呢?这是一个值得     

改革开放与中国在世界贸易体制内的多边外交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全方位参与多边经贸外交成为我国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在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所代表的世界贸易体制内的参与及发挥的影响力,对如何进一步发挥中国在该领域的建设性作用进行了展望。     

中美贸易和两个市场——对中国崛起之谜的社会历史分析

国内的劳动力市场与国外的销售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齐头并进地发展着,于是,在过去15年内出现了"中国崛起"现象。然而,这两个市场的前途并不稳定,依旧充满着各种变数。     

积极推广成功的青少年犯回归社会试点与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实施法制改革，尤其是刑事司法改革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在为司法部门的改革制定计划和政策的过程中，中国在始终保留中国特色的同时，已经开始了解和研究外国的主要司法制度。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的法律专家与他们的外国同行和朋友之间就各自的理念和最佳实践进行了频繁而充分的交流。中国的研究者们也已经开展了广泛的比较法律研究项目，这些项目对于中国人理解外国的法律制度非常有帮助。     

海外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研究

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海外学者远观中国的境地。研究条件的改善,加之中国自身的巨变,都为这一时期的海外中共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围绕中共的控制力这个核心问题,本文对改革开放之后海外学者的中共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并探讨了其进展与局限。在笔者看来,遭遇稀释的控制与遭遇抵制的控制是这一时期海外中共研究的两大主题。     

走出市场经济的迷思

15年间,中国缔造了经济奇迹,成了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所创造的生产力比历史上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健康持续地发展,必须对现实中的诸多重要问题给予正本清源式的回答。     

互联网时代中国媒体在国际传播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这一举措来自于内外两方面的动因。对中国本身而言,不断增强的国力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广泛、深入的参与度要求具备能与之匹配的国际形象和话语权;从外部环境而言,     

理想世俗化:年轻一代的受挫与出路

今天的中国政治、社会结构,可以给年轻人受挫的世俗化理想,以及更年长一些的人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想象以一个什么样的出口呢?一个人要彻底弄死他的自我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理想也是如此。但在今天,说到"理想",已然是一种社会隐痛了。这正暗示了某种秘密:"理想"在今天的命运,大概就是无数年轻人—无论他是大学生、白领、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公务员—以及这个社会的命运,反之亦然。被压抑到内心深处的"理想",它所指向的现实,还有未来,似乎隐含着某种玄机。     

法治,权力与财富的规范者

制度性缺陷所引发的全局性震荡曾经给中国历史制造过很多灾难,而今天,这些缺陷依然缺乏制度意义上本质性的改观。改变这一切都有赖于法治的进一步完善。     

“外向型”大国的“三重门”

中国外交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应该允许学者、智库、媒体以及社会名流基于各自的立场发出自己独立的外交声音,从而达到与官方外交互动、关键时刻策应当局的效果。     

西方危机的中国思考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动荡,正在全球蔓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纷纷表态,世界将遭遇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欧美诸国的救市方案被一些人视作"向左转"、"跨越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红线"、"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盛行全球的自由市场     

“小政府大社会”的海南往事

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理念,24年来,小政府大社会在海南的实践有着中国改革的典型轨迹。从海口市中心驱车前往海口市委市政府办公新址,在上下班的时间,少则花四五十分钟,多则需要一个半小时。这个新的市政府行政中心坐落在海口西海岸的新区,占地面积粗略估算有四五百亩,建筑风格独特,颇为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