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改革者的人生感悟——对话吕日周

从长治轰轰烈烈的吏治改革之后,吕日周在新的岗位上展开了工作,很多人对此都有种种猜想,有人说,这下吕日周该安分了。笔者在北京、西安、太原有幸多次接触吕日周先生,看到他活跃在调研的第一线、高校的讲台,继续为改革事业鼓与呼,一点没有安分的意思,深为这种“进亦忧,退亦忧”的古仁人之风所感染,他是一位在改革之路上不断蹉跎却从未放弃内心信念的赤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位改革者的命运也是中国改革命运的缩影。     

善待职工是我最大的职责——专访北京同仁堂集团工会主席陆建国

如今的同仁堂已有345年的历史,自成立以来同仁堂不仅精研修合之术,而且还把医药作为养生、济人之方,讲仁心,重仁术,奠定了同仁堂质量和诚信文化的根基,成为历代同仁堂人遵循的行为准则.同仁堂集团工会主席陆建国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历史上同仁堂对内对外都以“仁德”著称,东家不以老板自居,伙计不以佣人自卑,形成了上下和谐的“仁善”氛围.新时期,集团工会将这种“仁善”理念与马思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相结合,以“仁爱之心”和“仁德之术”为核心,努力创造条件满足职工的物质待遇和精神需求,为企业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内部环境.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专访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该逐步退出,而不是由于政府在特殊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把它作为一条重要的经验、一种模式固化下来。当世界经济还未及从全球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经席卷而来,在国内,温州民间借贷所引发的区域性金融危机正引起中国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危机裹挟下,政     

“一把手”何为——与长治原市委书记吕日周的对话

前两次记者到长治采访,都没有见到市委书记吕日周本人。第三次到长治,记者打通了他的电话。“总不能让我们三过长治而不见吧!”记者说。吕日周笑了,请我们到家中一叙。吕家的客厅陈设很朴素,墙上悬着范仲淹《岳阳楼记》的书法横幅,桌上摆着毛主席的铜像。一张他和著名劳模申纪兰的合影,     

政府自身改革亟待提速——解读《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政府改革的相关内容

正像许多学者早就指出的,在中国面临深刻的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条件下, 政府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变革。这就是:从传统的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从单一的经济建设型政府, 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而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政府管理自身存在问题所作的分析,以及对未来中国政府管理提出的目标和定位,应该说,再一次验证了这一转型的紧迫性和发展趋势。推动政府自身的实质性改革,促进政府转型,已成为改善中国公共治理、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厉无畏谈政府振兴创意产业——专访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

被誉为"中国创意产业之父"的厉无畏不仅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还是国內著名的经济学家、博士生导师。7月20日,厉无畏应邀出席第四届两岸青年联欢节的活动之一"中华文化大讲坛",并作为讲坛的主讲嘉宾,在厦门大学的建南礼堂以《金融危机中的创意产业与两岸合作机遇》为题演讲,呼吁要将创意产业列入国家创新计划,而两天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讨论并原则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为做好此"规划"定出了"八项重点工作",其中第一条就是加快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厉无畏多次为我国创意产业的发展建言献策,深信创意产业对未来发展观念和社会生活方式都将带来革命性的改变,亦深信两岸文化同根,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营资源,以中华文化之精华为基础,注入时代元素,联合开拓国际市场,参与世界文化市场的竞争,必将超越"韩流",掀起强大的"汉风",并由此带动产业的扩张,最终引发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化。就本刊关注的当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前景等相关內容,厉无畏发表了他的见解。     

政府与“非政府”的关系重建——专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在我国,政府对NGO的态度经历了怎样一个变化过程?王名(以下简称王):在1949年前,我国的社团非常发达,很多社团是革命力量的一部分。1950年,国家进行社团整顿,清理会道门,政务院颁布《社会团体登记     

制度创新是改革的核心——专访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

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应该着力于从制度上防止权力的滥用,最起码的一条就是,有资源分配权的人不应该有优先选择权。这就好比是在分一块蛋糕,切蛋糕的人应该最后一个拿,这样才能保证分得公平。     

房地产问题出路在改革

10年来的房地产调控之所以大多变成中央空调,一些重要的体制和机制性因素造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激励不相容,是根本性的原因。首先是财税体制。从作用于地方政府行为方式的角度看,现行财税体制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征:一是事权与财力不相匹配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二是过度依赖于土地财政的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三是     

政府如何帮助穷人——郁南农村金融改革调查

郁南的金融改革,可说是一次政府主导的、有意识的制度创新,郁南改革利用金融的力量,使得扶贫作用放大了几倍,但是由于大量动用行政资源,能否推动、持续发展要取决于领导者,这种改革难以复制。     

我国地方政府改革的趋向

本文首先列出了地方政府改革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说明地方政府改革势在必行，进而分析影响地方政府改革的若干因素，最后提出了我国地方政府改革的趋向。     

分配制度改革如何推进——专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

3月底,国家发改委拟定的收入分配调节方案被国务院退回重新修订的消息,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了公众的热议,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司长张东升随即否认了方案被退回的消息,并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仍在制订之中。收入分配问题是今年两会排在第一位的焦点问题。贫富悬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矛盾的根源,是半数以上群体冲突的直接原因。现实已昭明,分配制度改革到了必须推进的时候。收入差距问题是民生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本刊为此专访了两位一直关注该问题、并从各自角度、不同程度参与其事的专家。     

用改革的办法让更多官员收手——专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

下一阶段反腐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沿用了几十年的两个体制,权力结构和用人体制,这两个体制不改,不管反腐败抓多少人,还会产生源源不断的腐败分子。     

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环境问题——专访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主任杰弗里·萨克斯

在中国,所有权的问题是很重要,但是目前并不是决定性的,他们不会毁掉将来有可能的成功,反而是环境治理这样的问题更重要些。政府应当专注于这些只有政府才能起作用的事情。     

司法改革，怎么走？——司法改革的真问题

如果从1999年人民法院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算起,当下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是第三轮。如果用法官的形象做个简单的比喻,一开始是穿起法袍,拿起法槌,后来又强调放下法槌,走向“田间地头”。现在,“职业特点”、“司法规律”等提法预示着,司法改革再次回归到“职业化”这个本质。     

社会改革不可能替代政治改革——专访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肖滨教授

社会改革必然触及权贵利益,而利益问题必将引发各方博弈,最终还是政治问题。我们不能将艰巨任务留给下一代。若每一代领导人都能将政治改革向前推进一小步,将是中国的一大步。     

总体改革协调机制是成败关键——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

时至今日,光用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无法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现代国家,而改革协调机制是判断真改革还是假改革的试金石。公众对此轮改革的预期可以说空前强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出台后,将要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意味着从顶层设计推动改革有了真正的落实机构。不久之前,     

海南再出发——专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国际旅游岛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以旅游为由头带动区域开放,实行某些自由贸易区的政策,这是海南建立自由贸易区最具实质性的步骤;第二层是希望旅游带动相关第三产业的发展,比如教育、医疗、文娱;第三层仅限于旅游业的开放。现在大概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海南是特区了,海南的未来还是在于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完全的国际化。     

争论焦点和集团重组——政府间谈判阶段的安理会改革

联合国大会第62/557号决定标志着安理会改革由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模式转变为政府间谈判模式。在政府间谈判阶段,各种改革力量围绕谈判框架和谈判原则展开了激烈交锋。成员国主导原则得到了中国以及团结谋共识集团的积极支持。同时,改革中的一些主要集团也发生着分化和重组。在原有的四国集团、团结谋共识、非洲联盟等国家集团之外,L69集团、小岛国家联盟等新的集团也日益活跃起来。印度等国家领导的L69集团试图扮演协调各方立场的角色。非洲联盟内部的立场分歧有加剧的趋势,成为影响改革进展的一大变数。美国在这一阶段调整了对印度入常的态度,拉拢印度制衡中国的意图更加明显。为此,中国在政府间谈判中宜采取低介入的策略,防止安理会改革成为离间中印和中非关系的工具。     

“最大的风险是不做事的风险”——专访“改革派官员”、云南省教育厅原厅长罗崇敏

这几年来,改革难以顺利推进。不改革,是因为缺乏自信,缺乏信仰。有些主要官员没有思想,没有独立人格,没有掌控能力,怎么会推行改革?另外,改革者还要承受很大的压力,譬如,有人会说你作秀,会说你想捞取政治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