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策体制研究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美国对外决策的核心机构。随着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逐渐成为美国对外决策过程中的一个法定机构。总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居于核心角色,也是对外政策的最后决策者。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大限度地整合了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外交力量,同时避免了各行政部门由于片面追求部门利益而造成的相互倾轧,保证了总统对外决策进程的控制。然而,在实际政策操作上,这种正式的决策程序需要与大量非正式决策程序及个人关系的交互作用,从而最终形成以总统为核心的决策体系。     

文化潜规则对日本外交决策的影响

每种文化都有其或显或潜的人际交往规则。显规则强调的是理性和正式规则,潜规则强调的是情感、关系性和非正式规则。潜规则作为一种人际交往规则,实质也是一种交换规则。社会交换行为既发生于个人与个人之间,也发生于代表个人的各色集团之间。国家是相对较大的人类集团。国家与国家间的所谓外交行为,其实也是人类交换行为之一。人际交往行为所遵循的潜规则,也会很自然地影响到集团乃至国家间的交往。对于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而言,文化潜规则对各个国家对外交往行为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日本政府对待"河野谈话"出尔反尔的态度,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日本文化中的潜规则对其外交决策的影响。     

外交决策模式与美国对台军售政策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在对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政府对台军售决策过程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理性行为模式、跨机构政治模式和官僚政治模式,对美国政府对台军售政策、这三种模式对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不同解释,以及影响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上述三种模式分别解释了部分美国对台军售决策,而非全貌。只有将三者结合起来,并将影响外交决策的所有因素考虑在内,才能对美国对台军售政策进行较为全面的评估。     

欧洲对外政策理念溯源与变迁

围绕目的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论争,构成了欧洲对外政策理念发展的历史维度。马基雅维利用目的圣化手段,消除了价值与道德对国家对外决策行为的干扰;但丁、黑格尔规划世界的对外政策理念追求价值合理性,其出发点是对西方理性的信仰;康德反对强权外交,尝试建立一种纯粹以道德为规范力量的对外政策理念。战后欧洲的对外政策理念经历了从目的论行动模式向规范型行动模式的转变。目的论行动模式注重目的工具合理性,通过借助经济杠杆和军事力量的威慑与干预,谋求在短期内获得一定的利益。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欧洲的对外政策理念逐步转向规范型行动模式,追求价值合理性,注重标准和价值的传播。     

德国农业援助:战略、机构设置和途径

顺应国际发展援助趋势和德国本土援助政策的调整,德国对外援助越来越重视农业领域。本文通过对德国发展援助相关机构的调研和政策文本的梳理,分析了德国农业援助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以及优先国家等;分析了多部门共同参与德国农业对外援助的组织体系,比较了不同部门农业援助的异同;分析了德国农业对外援助从决策到项目的纵向管理结构以及农业咨询公司、非政府机构和教会组织的参与;以及分析了德国农业对外援助的主要方法和途径。     

比较视野下的欧盟政策制定与决策:理论与模式

欧洲一体化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政治合作现象,是民族国家把部分主权让渡给超国家机构,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使一些特定领域拥有超国家管辖权的一个渐进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创新与制度化是欧洲地区合作"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其制度设置及其决策机制就是欧盟运转的核心。然而,由于欧盟"超国家"与"政治体系"的双重属性,影响着研究者切入政策制定及决策的研究视角,加之欧盟的决策制度与机制不断变迁,致使其研究成为最为繁杂的一个议题。本文尝试梳理欧盟政策制定的现有理论与模式,在此基础上讨论建构一种综合性分析框架的可行性。     

苏联的对外宣传

一、组织机构苏联的对外宣传接受最高决策机构苏共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政治局的决策通过党中央书记处和二十多个苏共中央的不同部门加以贯彻。在中央机构内,主要有三个部门负责对外宣传的指导和执行:苏共中央国际部;苏共中央情报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自从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苏共中央设置对外事务部作为替代,1957年对外事务部又分为三个不同的部门:其一负责同东欧执政的共产党联系;其二负责同克格勃一起管理苏     

欧洲经货联盟与欧元区货币权力结构的失衡

欧洲经货联盟(EMU)和欧元的引入对欧元区不同类型成员国货币权力具有不同的影响,EMU的宏观经济治理机制及其货币升值倾向为以德国为代表的"协调的市场经济国家"提供了更多的货币权力,同时却限制了PIGS等"混合市场经济国家"的政策空间,并在汇率决策和国际收支平衡管理两个层面强化了欧元区内部货币权力的不均衡。欧元区货币权力结构的失衡也与区内国家不同的发展模式有关。     

新书架

<正>美国对外援助:目标,方法与决策周琪李枏沈鹏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本书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的美国对外援助史,对美国对外援助的目标、方法和决策过程进行了研究。全书除前言外,分上中下三篇,共计11章。上篇按照时间顺序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外援助政策及其特点;中篇以空间坐标为轴,论述了美国对世界重点地区(非洲)和具体国家(以色列、埃及)的援助政策;下篇总结了美国对外援助的决策过程和特点,对美国对外援助的效果做出了评估。书末附有主要参考文献,为进一步研究美国对外援助提供了线索。     

欧盟应对难民危机的决策机理分析

难民危机是欧盟当前面临的内外多重危机的重要一环,使欧盟内部矛盾丛生,也令决策层久议难决。难民危机沿着"酝酿与发展""集中爆发"和"相对缓解"三个阶段逐次向前推进,欧盟难民政策的决策进程与此相关联,其节奏、速度、认知与内容也逐渐变化。这一政策包含一系列总体架构和具体项目,可分为超国家和地区间、国家间、国家与次国家、交叉综合这四个层面,形成庞大而复合的体系。欧盟作为"超国家"实体和"国家间"组织的双重特性,使其关于难民危机的形势认知较为迟钝,相关决策缓慢而低效,其政策不仅难获认同,还造成了各成员国间的"东西矛盾"和"南北对立"。对这一政策的决策机理分析,有助于加深对欧盟决策体系的结构特征与运作规律的认识。     

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对外决策模式与行动动因

气候变化是当今最为重要的全球公共问题。欧盟在全球应对行动中是最具影响力的行为体之一。欧盟的气候决策模式决定了其气候外交行动的方式,并对全球气候行动进程具有重大影响。探讨欧盟气候行动的深层动因,有助于理解欧盟气候政策的机理和对外行动的逻辑。本文将从外交政策的视角研究欧盟的气候决策模式,从动机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解读促使欧盟致力于领导国际气候谈判的深层原因。     

新思想库与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决策——以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为例

在美国对外政策决策体系中,思想库在政策理念创新、人才储备、打造政策辩论平台以及教育和引导公众等方面具有非凡的作用。新近兴起的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对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影响巨大。该中心的亚洲政策研究强调务实的态度,注重美国对亚洲事务的重新"参与",倡导强化和升级美国在亚洲的联盟关系,推动美国积极介入地区多边制度,其政策建议通过"旋转门制度"等对当前美国的亚洲政策决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印度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沿革、逻辑及趋势

印度独立至今,以相关决策过程是否具备机制化特征及其发展程度为判断依据,其国家安全决策机制大体呈现三个阶段性沿革：独立后较长一段时期,威权型决策是其主要特征,并随多届政府改革尝试向机制化缓慢演进;瓦杰帕伊政府重建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形式上确立以战略政策小组、国安会秘书处和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为中枢的决策机制;近年莫迪政府的改革则在多个具体环节推动印度国家安全决策朝着机制化拓展。在现代化发展和国家建构模式探索的双线逻辑推动下,印度国家安全决策主体不断扩大,决策过程和内容渐趋科学化,决策影响力不断拓展渗透向各领域,推动印度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朝着机制化运作、整体长远规划和系统化综合协调的方向不断演进。     

多层级治理—政治系统理论视角下的欧盟难民政策研究——以两次难民问题为例

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引发西欧难民潮,欧洲共同体出台了一系列较为有效的难民政策。2015年以来,中东北非的大批难民涌入,导致欧盟再次爆发难民危机,其难民政策却未能取得显著效果。对比两次难民问题及欧盟决策过程的异同,发现当下难民问题未能妥善解决的原因是:此次制定难民政策的决策主体较前次更多元,除欧盟及其成员国外,还有次国家层级和跨国家层级的行为体;行为体的增加直接导致决策流程更为烦冗,决策过程中"输入—输出—反馈"的循环次数增多;从冷战结束到全球化时代,难民问题所处的决策环境更为复杂。若要有效应对此次难民问题,欧盟还需促进各层级的良性互动、妥善安置及遣返境内难民、加强与联盟外第三国的合作等。     

“一带一路”倒逼中国外交决策机制改革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促使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这要求中国外交决策机制进行相应的改革.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不足包括三个方面:信息的收集与分析、政策建议的筛选与综合、最终决策.其中政策建议的筛选与综合环节的不足尤为明显.为此,中国有必要从观念、制度、人才使用三个方面进行改革:走出“弱国无外交”认知误区,从整体与长远角度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强化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对外事务上的统摄功能,一名政治局常委任常务副主席兼任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负责对外事务,外交部长由一名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副总理兼任;建立政务官与事务官分类制度,强化外交官的离岗培训,大量增加“外部人”,即把有经验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吸收到外交决策部门中来.     

俄罗斯对外援助体系研究

2005年以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俄罗斯开始加大对外援助投入,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对外援助体系。在对外援助政策方面,从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将对外援助看作履行国际义务、获取国家威望的手段,到主动探索建立符合本国实际的对外援助政策体系,强调对独联体地区国家援助、“软实力”和国家利益。在对外援助管理方面,总统在对外援助政策中居于中心位置,政府负责决策执行,议会负责相关立法工作,各联邦机构分别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对外援助行动,并成立了跨部门协调机构统筹对外援助行动。在对外援助运作方面,俄罗斯将对外援助行动列入国家计划,主要通过多边和双边渠道对外提供援助。在对外援助的评估方面,俄罗斯提出了援助预算资金使用效果评估方法,定期发布对外援助数据和报告,正在逐步完善对外援助评估体系。近年来,俄罗斯对外援助体系出现较大调整,对外援助管理权有从财政部门向外交部门、从政府向总统转移的趋势。     

转向"灾难外交":切尔诺贝利事故中戈尔巴乔夫政府的外交行为探究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之初,苏联政府围绕事故开展的外交行为,实际上是决策层内部两派之间出现意见分歧的结果,并与决策参与者各自秉持的对外战略思想相关联.一派以葛罗米柯为代表,主张围绕事故开展的政府外交行为应相对保守,即以"灾难不外交"为主要表现形式;另一派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为代表,谋求更加开放的政府外交行为,即"灾难外交".在救灾过程中,苏联政府的外交行为逐渐由"灾难不外交"转向"灾难外交".这种转向既是由救灾需求所导致,也有戈氏在外交领域的改革意图作为思想前提.转向"灾难外交"虽意味着苏联政府起初的救灾方式确有失误,但也为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战略新思维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     

俄罗斯与中国公共行政中的激励机制与经济增长

普京执掌政权后,特别是2003年以来,俄罗斯开始进入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其特征是政治竞争极为有限、非政府组织虚弱、公共媒体缺乏真正的独立性。自2000年中期以来,俄罗斯政府治理模式逐渐接近中国模式(特别是把中国90年代末以来的财税集中和再分配政策发展的趋势考虑进去)。对这两个国家的预期之一是会深陷腐败,这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然而,即使在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依然可以支撑高速度经济增长,但可以明确的是,俄罗斯应对危机失败。这些差异可以用两国行政部门激励制度设计的不同来解释。在中国(与苏联类似),各级党委不仅在行政部门具有权威,也同样对最终结果负责(其成果通过经济指数衡量)。俄罗斯的情况有所不同,管理权威集中于总统及其代表的"垂直权力"体系,在中层与基层,并不对该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负责。行政管理与最后负责部门之间的不平衡,破坏和抑制了中层与基层政府的工作积极性。     

对外政策分析中的角色理论:概念解释机制与中国—东盟关系的案例

国家角色是指在一套既定的规范中,国家自身的行为和认知,以及国家在与他者的互动中,他者形成的国家行为的预期。国家角色的形成源于国家内部、外部以及互动三个层次。国家角色理论可以用以解释国家对外行为。文章旨在梳理国家角色理论,分析其解释机制。首先考察国家角色的基本概念并探讨国家角色的根源;其次以中国-东盟关系为案例,分析当前运用国家角色理论解释国家对外行为的机制;最后对国家角色理论在对外政策分析中的贡献以及未来可能需要改进的方向进行简要评述,认为国家角色理论丰富了对外政策分析,并且在对外政策分析与国际关系研究之间建立了联系,然而,国家角色理论亟需解决精确性问题。     

两种欧盟决策模型的比较研究——欧盟指令2004/17立法过程之案例分析

欧盟决策涉及多种复杂的程序,对此,不同学术流派的学者运用了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加以分析。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和制度现实主义者分别提出不同的理论模型来预测欧盟决策的结果,并试图确定影响决策过程的因素。本文运用源自上述流派的两种模型来分析同一案例——欧盟“公共采购指令”2004/17的立法过程,并比较它们各自的解释力。初步结果表明,制度现实主义者提出的“妥协模型”和重视政策行为者在决策中讨价还价的互动过程的观点似乎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