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外部“他者”:俄罗斯总统言论中有关美国与中国表述(2000-2015)的比较分析

对于俄罗斯总统们修辞的分析表明,提及外部他者是一个常常使用的象征性来源。俄罗斯总统讲话对于美国和中国形象的表述,有很大的差异。首先,美国他者在总统言论中的提及频率几乎是中国的四倍,但是中国以一种更加积极正面的方式被表述。其次,不同总统任期内的表述模式也有很大差异。再次,尽管饱受诟病,他者美国仍然常常被认为是"值得学习的榜样",而他者中国的经验则被认为是十分特殊的模式,俄罗斯未必会效法。整体而言,在俄总统言论中,中国"他者"的建构仍然受到自我认同的历史路径的支配,而美国作为更重要的"他者"则是将俄罗斯政治进程合法化的重要参照物。因此,在可遇见的未来,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很难用"东方",来"取代"西方这个最关键的"重要他者"。     

“第三罗马说”与“中国论”中的“我-他”建构——认同视域的中俄文化比较

"第三罗马说"与"中国论"是俄中两国在民族意识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自我身份定位的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两者并非菲洛费依或石介个人的观点,而是一个群体乃至整个民族对自我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观察和投射。它们是日用而不知的文化观念,是对自我、他者认知的一种符号体系。在"第三罗马说"的"我-他"对立认同建构中,他者是认知自我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缺乏他者,"我"的身份辨认则无从谈起,在对他者的征服或救助中,自身的地位和作用才得以彰显。而"中国论"中的"我"与"他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自我封闭的华夏自我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我"的作用和地位是文明程度和道德伦理确定下来的,无需对他者给予过多关注,甚至无须与之交往,他者未必是被认知或被征服的对象。     

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历史流变与现实境遇

民族文化认同意味着个体或集体对民族起源、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的认可、接纳和支持,并由此产生的依附感、归属感和忠诚感。白俄罗斯地处东、西方文明交汇处,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与多变的历史命运,始终影响着白俄罗斯民族的自我认知。苏联解体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新构建,成为白俄罗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民族语言的萧条、文化符号的多元、历史叙事的冗杂,以及他者文化的渗透,都使得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在短时期内仍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如何就语言政策进行调整,如何构建新的历史叙事和文化符号体系,如何应对"俄罗斯世界"的文化冲击——将从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影响白俄罗斯民族的自我身份定位与下一步发展方向。     

特朗普时代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泛起

自第一批欧洲移民踏足北美这片土地至今,"白人至上主义"作为一种白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长期存在于美国社会之中。在历经三个发展阶段之后,"白人至上主义"于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再度抬头。当前的"白人至上主义"以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引起的国家认同危机为底色,其根本成因是在"政治正确"观念不断扩张的背景下,中下层白人由于丧失其在社会各领域的主导权而产生的不安与焦虑;直接诱因是特朗普的当选及其言行撬动了长期扎根于美国社会的"政治正确"意识形态,刺激和纵容了"白人至上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的重新泛起造成美国社会与政治的分裂,并与特朗普主张的国家民族主义密切相关。由于引发"白人至上主义"的制度性局限和结构性根源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这一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将长期在美国存续。     

德里达与自传话语

雅克·德里达将"自传"称之为"自传书写",轻视以自我为中心从生到死的传统自传叙事。他主张:自传并不是客观的自我书写而是主观地书写自我与他者的联系;自传并不是叙述自我思想概况而是详细介绍自传作家本人的作品概况;自传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纪实书写而主要是虚构书写。我们认为,雅克·德里达所论述的自传话语,在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自传理论的同时,又是对既有理论的重新建构,从而形成了其全新的"自传批评话语"。     

冷战早期美国对苏联“敌人形象”的塑造?

二战结束后,由于法西斯敌人被消灭,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矛盾再次凸显,苏联捍卫自我安全的行动被美国解读为共产主义的扩张,两国之间的敌对关系日益强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与苏联、中国走向全面敌对,美国发动强势的反共宣传战,利用各种可能的媒介手段对苏联形象进行系统的歪曲,将其描述为"独裁者"、"红色殖民主义者",极力渲染共产主义的"邪恶性"。总的看来,在美国关于敌人形象的解构性话语结构中,"黑暗"、"独裁"、"残酷"、"封闭"、"落后"与"扩张"成为美国标识苏联"邪恶帝国"形象的核心元素,藉此反衬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而美国对苏形象宣传在本质上是一种歪曲与颠覆。     

“同舟共济”与适应性变革:经济增长、权力转移及中美关系

由于经济增长的差异,新兴市场日益崛起,亚太地区日益崛起,其中中国崛起尤为瞩目。纵观权力转移历史、理论与现实,中国积极寻求融入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安排,在战略上是正确的,中国成为这一制度的得利较多者,也是满意者和维护者。因此综合长期战略和当前金融危机冲击下的策略,除了积极推动美国对当前制度进行适应性变革外,对于美国目前的困境,中国应该量力积极帮助,共同促进全球经济早日复苏和全球善治,与美国"同舟共济"符合中国战略利益,中国需要战略规划;同时,需要面向未来,准备好美国经济复苏后的策略变化。美国凭其发达的金融业在全球财富再分配中占领制高点,金融业的发展意味着可以在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得竞争优势,因此中国需要大力发展现代金融业。     

"9·11"事件与美国对外态势

"9·11"恐怖袭击事件使美国公众遭受了非常巨大和深刻的心理冲击和精神震撼.急剧加剧的被威胁感和不安全感是当今在美国最普遍的一种情绪或心态,也是对美国的世界态势和对外政策走向最具影响力的一项心理动因.在此情势下美国要以准备对付所有可以想象的突然袭击为重点,调整、改造和加强美国的整个国家安全/防务机器.不安全感的骤然加剧还将使得美国对于一些同恐怖主义问题无关的安全和防务问题产生连带的强烈防范心理.在当前和最近一段未来时间里,总体形势对美国追求其对外政策目的高度有利.     

编者的话

<正>本期讨论的主题是"重返亚太"和"再平衡"背景下美国的对外战略。孙溯源从战略层面分析了美国推行TPP的多重效应。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TPP战略对于东亚一体化进程和地区合作意向的影响,即在地缘政治和安全领域,TPP如何分化了东亚地区的内部利益?在重塑美国东亚角色方面,TPP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究竟导致了亚洲的再平衡还是进一步失衡?刘建华从历史长时段周期视角分析了美国亚太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作者通过观察美国亚太政策在内敛期和外向期之间的周期转换趋势,透析了当前美国亚太政策的特点和成因,并预测美国亚太政策将在21世纪20年代初再次回归孤立主义。刘世强从霸权角度揭示了当前美国的战略困境。作者分析了霸权依赖的加深如何导致美国的战略重心从实体转向虚化,以及这种转变如     

“防止九一一式恐怖袭击”与“反暴力极端主义”——比较分析美国国内防止恐怖袭击的两种战略模式

"防止九一一式恐怖袭击"和"反暴力极端主义"是美国国内防止恐怖袭击的两种战略模式。"防止九一一式恐怖袭击"和"反暴力极端主义"分别旨在防止外来和本土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制造的恐怖袭击。由于美国反恐部门及决策者有关这两类恐怖袭击的威胁认知有所不同,导致两种模式在防止恐怖袭击的措施上存在较大差异,并进而导致政府作用在这两种模式中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美国反恐部门较为一致地认为,在当前反恐形势下,"防止九一一式恐怖袭击"模式仍有存在的必要,近年来对"反暴力极端主义"模式的强调并不意味着"防止九一一恐怖袭击"模式的过时或消失。目前上述两种模式并存于美国国内防止恐怖袭击事务。     

人之自我的寻找——加缪与贝娄对读一种

20世纪西方的两位文学家加缪和贝娄关于人之自我的寻找这一现代著名命题都进行了精深的描述和思考。加缪以形而上的体验确认人之自我与世界、与他者之间存在“荒诞的墙”，故强调坚持自我，承认并坚守人生自我的限度，可以说悲剧性地触及了人生存在的真实底线；贝娄则在社会文化层面注意到人之自我总会不期而遇他者的介入，寻找自我这一行动在精神上常常会演变成对他者的寻求，从而树立起某种超越自我的终极性追求。二者相参照，呈现出人生存在的复杂处境。     

危机幕后的东亚地区秩序分析

本文认为,东亚当前出现"大战不犯,小乱不断"状况的根源在于新旧嬗变中的地区秩序远未就域内各国的政治安排形成制度化设计,在于东亚地区秩序的"有气无力"。历史上,东亚地区秩序曾经历了天朝礼治秩序、条约秩序和冷战下"自主"秩序三种形态。依据历史脉络的梳理,本文认为有美国、中国、日本等七个要素影响着东亚地区秩序。为明确这些要素的特征及相互作用,本文提出了反映国家和国家关系总体形态的"锥体"模型。美国是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的决定性变量,利用"锥体"模型,本文认为,美国现实主义的热情与贪婪,地缘战略的坚持与冷静,相互依赖的推动与困惑等特征共同勾画着东亚战略。中国的复兴是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的突出变量,其显著特征在于整体性的成长。日本"正常化"是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的另一主要变量,其特征在于日本自身的"二重性"。朝鲜半岛、台湾、东南亚由于其关键性和不稳定性而成为东亚地区秩序的缝合口。此外,俄罗斯要素也不可或缺。在美国要素与中国、日本等要素的复杂互动中,中美关系是东亚地区秩序的主轴,作为其中一方的中国,如何把握自身不断增长的力量至关重要。     

斯大林是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

二战后期美苏主导下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为战后形成美苏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历史机遇。雅尔塔体系的基础是大国利益的重合与战略协调,但美苏之间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质性致使双方的战略互疑不断升级,导致美国重返欧洲与苏联形成对抗。在斯大林采取移植苏联体制和激活"世界革命"机制的背景下,亚洲"中间地带"的革命"溢出"了雅尔塔体系,一个并非事先"计划"的区域性政治变动将美苏引向全面冷战。当前中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与战后苏联已有很大区别,中美两国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建立起合作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避免走向新的"冷战"。     

编者的话

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分支,地缘政治学曾被广泛用于解释和预测一国的对外战略和行为.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该理论中蕴含的冲突性及对地理因素的过分强调等缺陷日益明显,受到学界的普遍质疑.在此情况下,学者们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力图对传统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加以批判性继承与发展,使之能够更好地解释当前大国的对外战略决策及行为.本期刊登的两篇文章,就是这种努力的代表.曾向红、张少文运用批判地缘政治学理论,系统分析了美国的亚太战略从"亚太"向"印太"调整背后的地缘政治想象的变迁及其动力,程晓勇以美国提出的"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为背景,对美国核战略转型的动因、内容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解析和评估,以探讨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和美国核战略转型之间的塑造与反哺关系.以上两篇文章,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多角度观察当前美国政府对外战略的形成过程,也对中国如何加以应对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五不”政策:美国南海政策解读

针对纷争不断的南海主权争端,美国多年来形成了对主权争议不选边站队、反对妨碍航行自由、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三不"政策。但是近年来,随着菲律宾和越南等国不断在南海寻衅滋事,南海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疑惧,美国开始积极地介入和干预南海事务,在旧有的"三不"政策基础上,对其南海政策做出两项直接针对中国的调整,即反对以历史依据提出主权声索和反对以双边谈判的形式协商解决南海争端,从而形成了美国针对南海的"五不"政策框架。在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美国日益偏离其对南海主权争议的"中立"立场,在偏袒菲律宾和越南等国挑衅行为的同时,公然挑战中国多年来坚持的南海政策立场,导致南海主权争端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美国对美日之间历史认识问题的应对

美日两国对二战期间一些历史问题的定性一直没有取得共识,原有的分歧在当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再度表面化,尤其是两国围绕慰安妇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争端已经对美日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虽然价值因素在美国外交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美国国内的主流思潮一直主张应从现实利益的角度来规划对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对策,因而采取了"积极旁观、适时介入"的原则,在努力避免成为相关方的同时,必要时也对日做出适当反应以控制局势,防止其干扰美国在亚太的整体布局。随着安倍政府追求国家正常化步伐的加快,美日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互动已影响到两国之间的互信,而美国对此的掌控能力也可能因此而下降。     

越南战争:历史评述与启示 --越南抗美战争30周年胜利纪念

越南战争主要是由美国插手干涉所引起的.美国对越南和印度支那的介入和干涉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第一次印支战争中,美国扮演外来干涉者角色,而在第二次印支战争中,美国则取代了法国的地位,充当了主要侵略者的角色.在"多米诺骨牌"理论指导下的美国政府所奉行的遏制"共产主义"、阻挠越南统一的政策,点燃了侵略越南的战火.越南战争带来巨大后果和深刻影响,它给予人们多方面的启示与教益,正确总结越南战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虚假的事实》:印度民族自我的“寓言”

耶谢巴尔是印度现当代进步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创作以现实主义的描绘,关注祖国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他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长篇小说《虚假的事实》,以印度独立前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为背景,通过生动的情节和艺术的形象体系,以文学虚构叙述,重新建构印度的"民族自我",是后殖民语境中印度民族自我的"寓言"。小说在印巴分治、教族冲突的民族灾难反思中,提出正视现实,清理殖民统治带来的文化后果,革除独立政府新权贵的种种弊政,经过历史风雨的洗礼后,建设一个进步繁荣、平等团结、理性奉献、自力更生、代表民众利益和愿望的新的民族自我。这个"民族自我"在小说主人公达拉与和布兰身上得到"寓言"式的体现,达拉的经历和命运是印度民族的象征性写照,她勤勉温雅、宽容仁慈、正直清廉的性格,是新的"民族自我"的人格化。小说的构思也艺术地体现了寻求"民族自我"的突出特点:在历史框架中虚构情节,民族知识分子聚会,本土风习描写,坚信民族光明前程的结局。小说在表现耶谢巴尔一贯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同时,鲜明地体现了探讨"民族自我"的主题。     

让美国加入世界

前不久,美国<时代>周刊著名评论家扎卡里亚写了一篇评论,叫做<他者的崛起>,文中提出,美国应该"加人世界".美国本身就是世界的一员,之所以提出要让其加人世界,扎卡里亚说,世界正在经历着近代历史第三次重大的力量转变.推动这种转变的力量是"他者的崛起".也就是说,世界其他国家、其他地区崛起后,世界重心已经不在美国,而是移向别处.但美国却仍然高居于世界之上,还在居高自赏,沉溺于"条条大路都通向自己门栏的世界".美国对世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很不适应,还没有接受这种变化,而是把这种变化看作是对自己的威胁,把新的发展力量当作异端.扎卡里亚明确建言:为了美国的利益,为了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应该 加入这个变化的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一员.扎卡里亚的这篇评论可以说是一语中的,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指出了美国应该做的正事.     

韩国崔溥《漂海录》中的负面中国形象

韩国崔溥的《漂海录》全方位、多层面地描述了明代中叶的中国形象,包括以自我形象为参照系形成的许多负面中国形象,如儒风不振、局部社会治安混乱以及民众的不良风俗等。这些负面中国形象有一定的客观性,同时也是崔溥以及全体韩国人对中国集体想象的结果,包含夸饰成分,言说了他者进而凸显了自我,也反映了朝鲜王朝进一步认识、利用中华文化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