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何以可能？——以基层协商治理实践为分析中心

在异质的、流动的、人口众多的城市社区空间之中,如何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探索出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的可行路径,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学术议题。对于当代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人口众多且高速流动、族群多样、城乡二元结构并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尤为重要、紧迫和艰巨。基层协商治理是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的有效方式。基层协商治理为构建社区成员的联系提供了重要组织资源、多元的公共空间、共同关注的话题,将不同的社会成员连接在一起,将利益关联转化和升华为思想价值关联、情感观念。基层协商治理为化解居民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有效表达渠道、有效沟通平台和权威性决策机制,防止社区无序和由此导致的城市社区共同体的瓦解。基层协商治理通过建立包容性政治、平等性政治和修复性政治,保障城市社区公共资源的分配正义,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方式推动城市社区内部的社会团结和共同体的构建。     

满意度测评:监督方式创新何以可能——基于制度文本与创新实践双维度分析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使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对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开展满意度测评,正是以依法履职的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创新监督方式的具体实践。本文拟从制度文本与实践创新这两个维度,对满意度测评进行再思考。一、满意度测评行为自觉的内化机制(一)满意度测评的民主导向     

减负还权 让社区轻装自治——福建省基层社区减负增效实践探索

正福建省民政厅针对基层社区事多人少责任大、超负荷运转、经费少、负担繁重等实际,积极协调,深入调研,分析负重根源,寻求减负良策。立规建制,强化措施,上移减负关口,从源头抓起,逐项清理,有效地减轻了基层社区的负担,社区的自治功能、服务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困境与反思:村监督组织运行机制的实证研究——以杭州市余杭区为例

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的一个保障性环节,但相对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却显得相对薄弱和滞后。为探其究竟,笔者就村监督组织的运行问题对杭州市余杭区的农村做了深入细致的调研,发现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一定成效的余杭区的农村,也普遍暴露出监督组织设置不够合理、监督职责不够明晰、监督保障制度不健全、村民会议形同虚设、监督权的行使受限等现实困境,对此进行了反思与探索,并对如何建立村监督组织的良性运行机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期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有所裨益。     

农村社区“上下联动”协同治理的机理与效用——基于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小古城村的调查

"上下联动"协同治理机制实质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有效互动,激发多元参与、合作共治,构建民众有序参与,是引领社会治理新常态的一种治理机制。余杭区径山镇小古城村的做法主要体现为三点,即通过制度的有效设计保障了联动协同治理能力、通过富民工程深化了联动协同治理内容、通过丰富协商方式提升了联动协同治理效用。     

党建引领下的社区自治何以可能？——一个多重逻辑的分析框架

党建引领是新时代社区治理的基本制度安排。通过构建一个多重逻辑的分析框架,以西南农村地区G社区为例,系统剖析党建引领如何促进社区自治的实现。研究发现：政党通过一系列政治机制破解“条块”矛盾、划分治理边界,以此实现社会性整合的目的;同时,政府组织中的考核目标制、人事制度等为执政党意图实现提供了有效科层手段;最终通过公共空间营造和社会组织培育重塑社区治理结构、激发社区治理活力。因此,党建引领社区自治的实质就是主体行为从孤立到良性互动、关系结构从“原子化”到有机联结、制度逻辑从离散到共演转变的过程。     

深化城乡社区警务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以杭州市为例

自2001年以来,杭州市公安机关在城乡社区警务建设方面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实践与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城乡社区警务建设必须坚持依靠党委政府,提升城乡社区警务建设力度;必须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提升城乡社区警务建设成效;必须坚持以公安科技为支撑,提升城乡社区警务工作信息化水平;必须坚持走专群结合道路,提升城乡社区警务工作社会化水平;必须坚持以群众满意为目标,提升城乡社区警务工作的群众认可度。同时,还应树立科学理念、规范运行机制、完善考评制度、培养和提升社区民警的综合素质,以推进城乡社区警务向纵深发展。     

"地方性知识"何以可能——对格尔茨阐释人类学之认识论的分析

"地方性知识"是阐释人类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其首倡者克利福德·格尔茨认为:"地方性知识"的获得、深化和校验可以分别通过人类学家与"文化持有者"的对话、深入文化个案的实例研究和展开行业内部学术交流来完成.此种认识论主张的贡献在于其充分弘扬了认识者在认识活动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意识,从而借助对文化符号的"深描"来达到对文化实体存在之内在意义的阐释;其局限性为,否认认识活动规律和认识对象之间存在规律,将在实践上限制阐释人类学充分开发其认识功能.     

“摘牌”何以促减负：基层形式主义整治的组织符号逻辑——基于Y市A社区清理挂牌的实践考察

形式主义引发的工作负担是困扰基层治理的顽疾,既有研究多聚焦于组织权力结构,认为形式主义整治并未带来减负效果。本文以Y市A社区清理挂牌工作为例,揭示了其形式主义整治促进基层减负的组织符号逻辑：信息递送层面,对条线部门机构“摘牌”带来了文牍负担消解,抑制了上下加码的动机;关系建构层面,指导检查过程的“清牌”带来了遵从负担消解,重塑了政社关系认知;价值生产层面,业务考核环节的“去牌”带来了竞逐负担消解,推动了社区的服务宗旨回归。研究表明,形式主义整治的效果可以超越“形式”本身,带来深层的权力运行和主体互动关系调整。     

超大城市基层减负增效何以实现——基于党建引领街道—社区职责异构的解释

党的二十大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基层治理目标。人口基数大、社会流动性强的超大城市如何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实现基层减负增效,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共同议题。从实践来看,超大城市的基层减负增效并非不可实现。松岗街道—社区职责异构的基层治理改革实践可以成为分析党组织在超大城市基层减负增效中作用机制的样本。超大城市人口流动量大、经济社会多元,基层组织权责倒挂、社会自主性缺失和强烈的问责担忧成为掣肘基层减负增效的困点,打破体制机制桎梏、补齐社会短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基层党组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集中体现为：发挥领导优势重塑街道—社区工作关系,以“管治二分”厘清职责边界、提升联动协调效率;发挥政治优势以党员积分服务弥合城市管理与社会治理缝隙,缓解基层组织的问责担忧;发挥组织优势以基层党建社会化建构社会自主性,理顺党组织与行政系统、社会力量之间的优势互补关系,使基层组织摆脱职责同构和社会“失灵”的困局。最终,党在组织上的嵌入引领与实质性有效治理的统一将得以实现,进而形成多元主体协同的现代化基层治理体系。     

党建引领业主自治何以可能?——基于商品房小区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

党建引领是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对J小区从业主维权走向业主自治的案例分析表明,基层党建能够推动业主自治和提升商品房小区治理水平,党建引领业主自治的机制主要体现为政治领导与组织机制、自我服务机制、广泛参与机制以及自我约束与监督机制。小区党支部、业委会和物业公司构成商品房小区治理的“新三驾马车”,在党建引领下形成多元协商,挖掘业主资源、拓展公共空间和进行价值引领,共同推动业主自治。     

党建学的构建:何以可能与如何实现

党建学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于党的建设为根本宗旨、以实现党的长期执政为根本目的一门学问。党建学的构建,其基本内涵与要求包括:赋予党建学独立的一级学科的学科地位、建立独立完整的学术体系、建立自已的独立的有影响力的话语体系。党的建设研究整体演进、党的建设实践不断推进、党不断发展壮大,使得构建新时期的党建学正当其时。宏观层面的指导与重视为党建学的构建提供了保障、解决现实问题的时代需要为党建学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内涵、学科传统和研究积累为党建学的构建提供了丰厚的学术积淀,由此都使得党建学的构建成为可能。构建新时期的党建学,必须站稳政治立场、必须扎根中国研究、必须讲好党的故事、必须加强学科建设、必须深化理论研究。     

社区自治的语义分歧及其现实弥合之可能——基于社区准物业管理经验的考察

关于社区自治,政策性与学术性的语义体系之间存在诸多分歧。政策性表述重视社区民主;学术性的描述则更强调社区发展。政策性表述强调的是党组织与基层政权引导之下的民主;学术性的表述则侧重于社区居民自主自觉进行的社区发展。两种表述均有着不同的话语逻辑,但对社会现实均影响不大。从全国当前相当多地区实行的老旧小区物业自管会建设来看,社区的问题和需要才是社区自治真正的动力来源。政府的扶持和学术上的进展只有与社会需要结合才会产生现实意义。     

社区减负增效:走向社区善治的重要一步

<正>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家园,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平台,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基石。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都对创新社区治理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社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社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近年来,社区工作行政化倾向日趋严重,致使社区工作效率降低,严重影响为民     

南京市推进社区减负增效的实践与思考

<正>社区是社会的"细胞",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的基础平台。长期以来,负担过重是困扰社区建设的顽疾,严重阻碍着社区自治开展、服务供给,甚至给整个基层社会治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社区工作者和基层群众发出了"社区减负"的强烈呼吁。2006年,南京市在全国率先推行社区工作准入制度,并相继强力推进减负和体制改革,经过三四年的实践探索,在"减负"与"增效"良性活动中走出了一条社区治理创新的新路子。     

社区自治的语义分歧及其现实弥合之可能——基于社区准物业管理经验的考察CSSCI

关于社区自治,政策性与学术性的语义体系之间存在诸多分歧。政策性表述重视社区民主;学术性的描述则更强调社区发展。政策性表述强调的是党组织与基层政权引导之下的民主;学术性的表述则侧重于社区居民自主自觉进行的社区发展。两种表述均有着不同的话语逻辑,但对社会现实均影响不大。从全国当前相当多地区实行的老旧小区物业自管会建设来看,社区的问题和需要才是社区自治真正的动力来源。政府的扶持和学术上的进展只有与社会需要结合才会产生现实意义。     

构筑城市化发展的新格局——杭州市余杭区要当“后起之秀”

余杭区位于浙江省北部,杭嘉湖平原南端,西依天目山麓,南濒钱塘江,从东、北、西三面成弧形拱卫杭州,成为省会杭州的近郊区。杭州的城市化进程使余杭的城市建设迎来新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城区将成为余杭的特色。     

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社区建设——以杭州市为例

社区是现代社会的细胞。作为全国最早开展社区建设工作的城市之一的杭州,也是开展社区建设比较成功的城市之一。当前,杭州已经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其在社区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新问题、新挑战。鉴此,本研究结合市外一些先进经验和有效实践,就进一步加强和推进社区建设,使杭州市的社区建设继续在我国“走在前列”提出了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