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治信任流失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目前我国"级差政治信任"格局中表现出来的"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结构与以往一以贯之的高度政治信任相比,最大的差异是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流失严重。其原因,宏观层面来是利益分化导致社会不公和制度缺失导致政府对社会问题回应滞后引发公众不满;微观层面是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政府官员贪腐和政府行政行为异化严重侵蚀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从制度层面重建社会公正、推进制度反腐,从社会治理层面加强矛盾化解,从规范行政行为层面重塑政府形象是重建政府管理权威,提升公众政治信任度的有效途径。     

后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与村官政治

考察乡村政治的意义在于把握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以及其中的各种权力怎样治理乡村社会。经历革命、改造、改革和转型四次重大历史变迁的后乡土中国,乡村政治的基本性质已从"无为政治"转变为"村官政治",村官代理着国家权力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中国乡村政治转型并未出现由现代政治体系替代传统权力结构,而是表现为基层权威趋于官僚化,这是国家基层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互动的一种结果。村官政治糅合了国家治理和乡村自治,有机地将国家利益、基层精英利益和村民利益整合起来,在功能上向发展与施惠型政治转变,从而达到了乡村政治在总体上的良性运行状态。     

新时代多党合作制度的目标任务、价值功能、运行机制、效能发挥问题研究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使多党合作制度面临新挑战,致力于实现政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为世界政党现代化提供新范式,是新时代多党合作制度的新任务.以社会主义民主为价值追求的中国多党合作制度,通过其整合利益、促进稳定和现代化治理的功能,推进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满足人民对民主政治...     

国家失效的逻辑——基于苏联—俄罗斯第一共和国案例的分析

冷战结束后,国内外学者开始了对国家失效问题的研究。但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专家学者研究多集中在国家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无效方面,至于国家失效背后的原因,则多语焉不详。现代国家的本质特点在于形成了具有权威的强制性组织,因此其成功和失效与国家的组织力量的强弱有着密切的联系。过于广泛的国家职能和弱小的国家力量之间的失衡以及国家制度力量和非制度力量的此消彼长,极大地影响着国家统治和治理效能。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第一共和国时期两次不同形式的国家失效表明,当代表国家正式制度的国家力量不仅无法有效地统治社会中与正式制度背道而驰的势力时,就需要争取和借助后者的力量,而这种“国家制度力量”与“国家非制度力量”之间的对抗和妥协,以及国家根本权力持有者的政治失控,正是造成国家力量削弱乃至国家失效的直接原因。     

风险社会视域下数字治理的困境及优化路径研究

数字化发展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活等方面已经显示出强大力量。在风险社会视角下,数字治理能够改进科层化治理体系不足,重构风险治理空间边界,整合风险治理资源,对于进一步推动公共服务智能化、风险治理精准化、风险决策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数字治理也面临着数字鸿沟、信息安全、权力垄断、伦理风险等问题,数字治理给风险社会治理提出了新挑战。对此,需要采取有力措施优化数字治理路径,完善法律法规和伦理制度建设,促进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融合,通过多元治理主体协作共治,规范数字权力运行,不断提升数字治理法治化、专业化和智能化水平,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     

论我国执政党权力实现方式创新——基于地方治理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及社会多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地方治理体系也初步形成。以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与权力多元化为特征的地方治理,在形塑地方治理环境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执政党的传统权力实现方式。这种冲击具体表现为民众政治认同感弱化、权威决策系统运行受制、政府治理能力与策略短缺等多种形式。通过对执政党介入地方宪政结构、党政结构、司法结构、层级结构与网络结构的实然方式和实际作用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政府部门必须以理念创新达成治理共识为起点,以结构创新理顺治理权力关系为基点,以职能创新确定治理格局为支点,以机制创新提升治理动力为着力点,全方位推进地方治理体系中执政党权力实现方式的创新,才能应对好当前的治理冲击和挑战。     

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变奏:转型中的乡村治理

进入后税费时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关系和过程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乡村社会传统被逐步打破,治理结构的变化与治理体系功能的调整,让处在转型中的乡村社会正在经历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变奏。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的乡村社会变革,不仅改变着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也在客观上对国家的治理策略和思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在充分考虑其内部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进而确保乡村社会内部需要与国家治理整合有效对接。乡村社会转型治理,只有将乡村社会利益诉求与国家权力整合有机统一起来,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有序发展。     

再论互联网时代的政府公信力建设

互联网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政治生态,关联性事件重要性凸显,公共传播表象格局与权力全方位流散成为常态。政府公信力建设仍然需要立足权威—服从关系核心,但需要改变权威—服从关系的维护方式。应当理解和把握互联网时代脉络、把握和适应社会结构与网民需求的变化进行适应性调试,将政府公信力建设嵌入互联网时代,着重加强政府责任能力、权力分享能力、战略沟通能力和统筹整合能力。     

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政治权威合法性论析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权威合法性面临一定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宪政健全与发展不足,国家的符号解释能力和可信度受到一定程度置疑,经济绩效的＂政绩困局＂和政治腐败现象损害合法性基础。解决路径在于国家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制度创新,即建立起国家权力的相对自主性机制、国家行动能力的适度有效性机制和国家权威的制度化合法性机制。通过制度创新确立国家权力、国家行动能力和国家权威的限度,以期政治权威合法性得以重构。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困境与内生权威嵌入的新乡贤治理

进入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由间接治理模式向直接治理模式转变,乡村基层组织的财政基础、治理方式和权力结构以及治理运行逻辑都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整个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乡镇财政空壳化倒逼下的基层政府几乎完全丧失治理功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日渐疏远,传统地方权威在乡村治理中面临着失效和失语。而乡村自身的内生秩序控制力量离不开乡村精英力量的形成与推动,当前非体制精英的崛起成为村庄权力结构变迁显著的特点,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从一元政治精英向多元精英治理转变。重塑乡村精英的"新乡贤治理"模式,能够有效缓解后农业税时代直接治理模式下的治理困境。     

权威分化视阈下的农村基层治理困境与消弭

农村基层各方利益博弈日趋复杂化,农村基层治理权威不断分化,导致农村社会出现了新一轮治理困境。一方面,政治权威日渐消解,另一方面,农村民间组织化权威日趋兴盛。必须改造传统农村政治结构与权威形态,保持政治权威的正功能和向心力,以适应民间组织化权威崛起后乡村治理现实,同时引导和限制民间组织化权威的负功能与离心力,使农村政治权威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致合法性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方能步入良性循环。     

中国区域公共治理一体化中政治协调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

在区域发展进程中，政府效用与公共效用之间边界模糊、利益碎片与共同利益之间难以聚合、行政组织与行政区划之间接口缺失、“代理人”与“代言人”之间的角色冲突，导致区域公共治理一体化进程中政治协调的障碍生成。区域逐渐增长的利益需求、制度安排、区域战略是区域政治协调的内在机理。政府职能、经济发展、社会整合是区域政治协调的主要层面。区域的公共利益平台、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是区域公共治理中政治协调的路径选择。     

实践意识·制度结构·权力资源--从结构化理论看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问题

结构化理论是社会学中揭示个人行为与社会系统互动关系的重要理论之一.其中实践意识、结构性制约和权力资源配置的论述,对于我们进一步探寻教育者、受教育者、制度等思想政治工作变量间的内在联系,深入探讨如何增强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这表现在整合官兵的实践意识,为增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优化制度结构,为增强有效性提供科学的制度保障;合理运用权力资源,为增强有效性提供有力的权威支持.     

有效治理的双重实践逻辑——浙江T市“最多跑一次”改革分析

地方政府发起的治理实践在行动方向上有两种倾向：强推动与弱推动；在行动结果层面，又存在两种面向：无效与有效；在行动过程中为确保有效治理，常常需要整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各自优势。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中综合运用规划政治、干部考核、小组机制、情感治理、一把手负责等策略，党政体系、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被整合调动，有效治理呈现出别具特色的双重实践逻辑。有效治理的双重实践逻辑，确保了政府行动的合法性，同时为制度自信与治理现代化提供基础性保障。     

论统一战线治理对西方民主治理困境的有效规避

西方民主治理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出现价值认同、社会整合和政治运作上的困境,这很大程度与其民主政治本身的治理结构缺陷不无关系。与此不同的是,由于统一战线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及其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的治理特征以及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原则,统一战线治理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发挥了独到的作用,有效规避了西方民主的治理困境,彰显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成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乡村治理振兴中的碎片化困境与整体性救治策略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国家与社会资源的不断输入为乡村事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同时,随着振兴战略步入深水区,乡村治理中的一些深层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而目前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出现的部门利益理念导向严重、行政组织层级过多、治理权责非对称性突出、资源配置机制式微等碎片化问题,导致乡村振兴资源被无谓地耗损和流失,乡村治理主体的权威与合法性被不断弱化,严重影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利于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有必要对乡村振兴中的碎片化治理进行重新整合,建构整体性乡村治理机制,注重治理理念、层级结构、治理权责、资源配置、责任机制等方面的整体性变革,避免简单狭隘的参与式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整体性治理。     

共青团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政治前提,共青团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其政治性群团的组织定位,在科层化的组织形式与整合功能所需的运行模式之间实现协调和取得平衡。以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为制度前提,共青团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须通过有效的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重塑带动组织重塑和政策重塑,推动青年工作和共青团工作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从而树立起制度优势。以党领导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为切入点,共青团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努力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持续提高组织力、引领力、服务力,进而助力国家治理效能的发挥。     

基层协商民主中的公共理性培育:实践逻辑与发展理路——以浙江省深化“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为例

当前我国语境下的基层协商民主尚处于民主政治运行的探索时期,有关社会风险化解、参与平台构建以及意识能力强化等方面要素仍不健全。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建构与执行的主要载体和城乡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核心力量,必须加强对基层协商民主的现实主张。事实证明,我国基层协商民主中公共理性的成长发育是一个较为长期的实践发展历程。基于权力主导与权利本位互嵌整合的发展逻辑,地方政府应通过转变认知取向、寻求价值认同以及塑造公共精神等多维路径,来积极培育公共理性,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切实建立起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进而将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浅议县级政府机构改革面临的困难——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启动了新一轮县级政府机构改革,共有200多个县参与综合试点工作,并取得有益经验,但到九十年代中期改革难以推进,面临难以逾越的困难。这些困难是冗员分流难、政府职能转变难、权力再分配难和改革成果巩固难。笔者以新制度主义分析视角认为制度困境是造成县级政府机构改革难以推进的根源,具体表现为正式制度失效导致冗员分流难、制度滞后导致政府职能转变难、制度僵化导致权力再分配难和制度虚化导致改革成果巩固难。     

转型时期中国政治资源的现状探析

转型时期,中国政治资源的现状有喜有忧。喜的是政治资源种类丰富、数量较多,质量较优,政治体系正在注重对政治资源的主动开发与利用。忧的是政治体系所能掌握和运用的物质性资源总量减少,政治体系政治权威的降低和流失,政治体系行政能力的弱化,腐败现象对政治资源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