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前景——以“刑讯逼供”为切入点

为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我国制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在内容上,其对如何认定和排除非法证据,尤其是采用刑讯逼供取得的非法言词证据,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对我国证据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学者对各地法院处理刑讯逼供辩护案件的调研结果表明,其在实践中仍难以摆脱被搁置和规避的命运。因此,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不能仅仅停留在法律规定的应然层面,还应在司法实践中给予其相关配套制度,并努力在更广范围内实行司法改革。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困境及出路——以刑讯逼供为主视角

刑讯逼供是当前中国刑事侦查当中的一大顽疾,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疑是破除这一顽疾的一把利剑。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审判阶段。由于各种客观和主观原因,其对刑讯逼供的遏制作用并没有体现出来。在中国这种特殊国情之下,只有将其运用到侦查阶段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刑讯逼供的遏制作用才能完全体现出来。     

两个“证据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本文从两个“证据规定”出台的背景、两个证据规定出台的意义以及两个证据规定在司法适用中的难点问题进行了阐述,重点对两个证据规定在司法适用中的难点问题进行了分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证研究——以法院处理刑讯逼供辩护为例

中国三个地区法院处理刑讯逼供辩护案件处理情况的调研结果表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处于尴尬境地。其中有立法技术方面的原因,也有司法制度和价值观念层面的原因,因此,在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不能仅限于证据规则层面的努力,而应该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进行改革,以推动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的刑讯逼供

我国法律严格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即使是被怀疑或者被指控犯有罪行而受审的,也不允许非法侵犯其人身权利。刑讯逼供会造成受审人的肉体伤害和精神损害,而按照刑讯逼供所得的口供定案,又往往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因此,既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又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威信。     

“两个证据规定”理解与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于2010年5月30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两个证据规定的发布和实施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标志性事件。然而,对于两个证据规定如何理解?如何把握?两个证据规定自身有无缺憾?两个证据规定未来的实施前景如何?面临哪些障碍?专家学者仁智互见,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在两个证据规定发布之初曾组织座谈会予以研讨。本刊特邀相关专家学者就两个证据规定展开进一步探讨!并且,本刊将对两个证据规定予以持续关注,欢迎专家学者以及司法实务界人士惠赐大作!     

评析两个“证据规定”

最高院出台的两个“证据规定”，具有必然性的一面，也具有偶然性的一面；其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框架结构已经初步形成，带来很多亮点和突破，但也存在着不合理之处。本文就从证据法学理论的角度，对两个“证据规定”中的若干“亮点”进行法理评析，同时探讨其中的一些不足之处，以便揭示如何继续完善我国的证据规则。     

专家学者热议“两个证据规定”的实施

2012年2月2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和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办的"两个证据规定"实施状况评估研讨会在海口成功举行。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论瑕疵证据——以“两个《证据规定》”为分析对象

两个《证据规定》在证据学上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即提出了瑕疵证据的概念,由此实现了从证据可采性角度对证据类型的三分法:合法证据、瑕疵证据和无证据能力的证据。两个《证据规定》依据证据效力的不同对证据类型做出的划分,克服了既往证据学研究中将证据简单划分为合法证据与非法证据这一研究范式的缺陷,在证据法理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瑕疵证据在实践中具有多种典型样态,但其补救方式主要包括补正和合理解释。司法实务中应当注意区分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注意把握瑕疵证据补正的合理限度,正确理解合理解释的证明度。     

证据属性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证据的属性问题在我国证据学中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基础性理论。把证据的属性界定清楚是我们研究证据学领域中其它问题的基石。本文就合法性不是证据的本质属性展开分析,进而研究非法证据的排除和排除规则的价值权衡。     

被告人口供证据规则之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被告人口供的规定过于抽象,操作性差,缺乏完备的证据规则,难以保障口供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必须建立有关证据能力方面的任意性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有关证明力方面的补强规则,完善我国被告人口供证据规则。     

刑讯逼供的社会学分析——兼谈刑讯逼供研究的拾漏补遗

有关刑讯逼供的理论研究成果颇丰，学者们从法学、经济学、心理学等视角，探讨了刑讯逼供的原因，并提出了对策，但实践中刑讯逼供仍屡有发生。可以引用社会学研究视角，对刑讯逼供的研究从关注其行为的“规范”性因素到“价值”性因素研究；从关注其行为的“单个性”到“互动性”的研究；从关注其行为的“违法性”到“攻击性”的研究；从关注侦查人员的“人权保障者”到“角色冲突”的研究；从关注刑讯逼供的“制度化控制”到“非制度化控制”研究。     

再论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缘起于国家对刑事诉讼的不当干预,要禁止刑讯逼供就应当规范控辩双方权力（利）行使的程序。对于控方主要从规范讯问时间、讯问地点、讯问规则等方面减少其权力行使的任意空间,对于辩方则应尽量减少其权利行使的障碍,此外,立法上的完善也是遏制刑讯逼供的重要条件。     

论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再完善——以非法口供证明力的阻断为视角

我国目前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仅能从形式上排除非法口供,非法口供实质上已经通过庭前案卷移送预先进入审判者的视线,并最终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发挥重要作用。同时,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对是否排除“重复自白”和以非法口供为线索取得的物证是否排除没有规定。这些问题都会影响非法口供排除规则能否达到彻底排除的效果,因此有必要从证明力的角度对非法口供进行研究,并对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进行再完善。     

“讯”与“供”：传统侦查中诉讼角色的互动——以中国传统“拷讯”制度为中心的展开

在中国传统侦查中，“讯”与“供”构成一对相反相成的共同体，传统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等不同诉讼角色参与其间，在不断的互动中完成传统侦查的中心任务——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和捕获犯罪嫌疑人。传统侦查奉行“有罪推定”、“无供不录罪”，对“供”的高度关注使得“讯”获得了巨大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和证人动辄遭侦查人员的拷讯，刑讯制度渐臻发达。中国传统法律规定了拷讯的对象、使用条件和具体运作，并且也规定了对违制拷讯行为的惩戒机制，但并没有阻却传统侦查实践中肆虐的违制拷讯。     

刑讯逼供的法经济学思考

刑讯逼供已经成为我国当下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顽症，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学界对刑讯逼供治理的论述仍无法突破那种缺乏“问题意识”的窠臼，因而在刑讯逼供的现象与论述之间存在着断裂。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寻求刑讯逼供发生的一个前提，即证据资源的稀缺性与侦破案件对证据强烈需求的矛盾性，这从一定意义上拓展了观察、分析刑讯逼供现象的视角，为彻底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提供法理依据。     

刑讯逼供的法律结构原因和根本对策

客观真实论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合理的犯罪构成结构是侦查人员采取刑讯手段逼取口供的内在动因。必须实现审判权的完全独立,并加强审判公开,确立法官在刑事诉讼中的完全主导地位,由法官对案件自由地进行实质判断和心证,才能降低证明标准,使侦查人员从对口供的极力追求中解脱出来,从根本上遏制刑讯逼供。     

司法理念的更新与冤案的终结——以对刑讯逼供深度分析为切入点

在我国近年发生的影响较大的冤案中普遍存在刑讯逼供现象,这是口供中心主义的刑诉传统所致,而偏重口供证据则根源于追求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司法理想。但这一司法理想很难通过构建一整套标准清晰、便于操作的制度体系将其转化为现实。当前"口供——事实——客观事实"这一闭合链条,使最理想的司法追求在实践中通常会转变成最现实的司法,想尽一切让当事人"把事实说出来"。这既是口供被视为"证据之王"的现实动力,亦是刑讯逼供难以根除的文化根源。要想从根本上破解这些难题、彻底终结冤案的发生,应当以理智的态度努力完成从以客观事实到以法律事实为基础的司法理念的更新,重新构建司法公信力。     

论我国的供述排除规则及其程序配置

供述排除规则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当下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中的主要内容。当下的供述排除规则缺乏可操作性,未来的供述排除规则建构需要寻求科学的理论支撑,并着眼于建构可行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性裁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