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中东:中国外交亮出大手笔

2016年1月19日至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相继对沙特阿拉伯、埃及和伊朗进行国事访问,中东热议,世界瞩目.习近平出访前夕,官方发布第一份《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系统总结、评价60年来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发展成果和经验,并对未来双边关系全面升级、拓展和深化作出详细阐述.这向世界表明,中国正在努力完善当代外交全新格局,并准备在中东进行更有魄力的全盘规划和精耕细作,体现大国外交的新方向和大手笔.     

解读“INTERNET条约”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是1996年12月在日内瓦由WIPO主持召开的外交会议上,由100多个国家协商一致通过的,反映了在数字技术环境下保护版权和邻接权的新国际条约,因而被广泛地称为“INTERNET条约”。WCT和WPPT已分别于2002年3月和5月生效。制定新条约的主要原因,是现代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已很难依据传统的版权保护规则予以解决。在WCT的序言中明确指出:缔约各方,“承认有必要采用新的国际规则并澄清对某些现有规则的解释,以供解决由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发展…     

北京条约的意义

2012年6月20日到6月26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外交会议在北京召开。外交会议通过了《视听表演条约》的表决,从而使这一条约冠上了"北京"之名,成为"北京条约",与"罗马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公约"一起,在邻接权保护方面,形成三足鼎立之局面。北京条约的雏形可以追溯至"伯尔尼公约"1928年修订时期,当时表演者权问题已经提上谈判桌,但当时这一问题并未受到重视,1928年伯尔尼公约修订版也没有为表演者提供任何权利。不过问题已经提出,争论就不会终止,     

商标法新加坡条约述评

一、引言今年3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新加坡主持外交会议缔结了《商标法新加坡条约》(TheSingapore Treatyon the LawofTrademarks)。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缔结的第一个知识产权条约。1994年10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为了制定统一的国际标准,简化和协调各国有关商标的行政程序,使商标注册体系更加便利当事人,促进成员国间商标权的相互保护,在日内瓦主持召开了外交会议并签订了《商标法条约》(TLT)。《商标法新加坡条约》是在认真总结十多年来TLT的实践以及考虑通信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对《商标法条约》进行的更新…     

南极条约体系与第三国

<正> 一、引言 在对本文的主题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对“南极条约体系”和“第三国”这两个基本概念作一说明。南极条约体系是指以1959年的《南极条约》为核心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性国际法律制度,它以南极大陆及其沿海,以及其中的人类活动为规范对象。该体系除《南极条约》外,还包括与《南极条约》相联系却又独立的许多法律文件,如1972年的《南极海豹保护公约》、1980年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公约》,以及根据《南极条约》所制定的一些措施,如1964年的《南极动植物保护议定措施》。南极条约体系的最新发展是1991年10月通过的《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第三国”是国际条约法上的一个概念,是     

全面解读《视听表演北京条约》

2012年6月20日到6月26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外交会议在北京召开。经过一周的紧张磋商,会议最终通过已谈判16年的《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在邻接权保护方面,形成《罗马公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公约》(WPPT)、《北京条约》三足鼎立之局面。《北京条约》历经16年谈判,其谈判历史和争议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以把握其具体条文的真正含义。     

不断演进的区域性一体化组织──从欧洲联盟的法律看欧洲联盟的性质

自1951年签订煤钢共同体条约以来近40多年中,欧共体不断地取得进展。首先是1986年签订并于1987年7月1日生效的《单一欧洲文件》,要求在1992年12月以前在成员国之间逐步建立一个完全自由的内部市场。其次是1992年2月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正式签订了《欧洲联盟条约）｝（中国报刊上简称《马约》）。此条约修改建立各欧洲共同体的条约,它也考虑在成员国政府间合作主题的扩展,它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及“在司法和内务领域中的合作”等标题中体现了这种考虑。①因此,欧洲共同体的名称也就由“欧洲联盟”所取代。尽管欧盟在组织结构上实现…     

关于条约在中国适用问题的探讨

条约在中国的适用主要包括条约在国内的适用方式，条约在国内法上的效力以及条约在国内适用时的解释三方面的内容。本文指出针对条约在我国适用的立法与实践较为混乱的问题，我国应在《宪法》中对条约的适用作出原则性规定，采用纳入与转化相结合的条约适用方式，并区分“直接适用条约”与“非直接适用条约”，以便更好地确定在“直接适用条约”与国内法相冲突时如何适用及解释条约。     

顾某甲、顾某乙、顾某丙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案

继承开始后,没有继承人的,对被继承人没有法定扶养义务但事实上扶养较多的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的条件,遗产的妥善保管与其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     

北京条约的意义

2012年6月20日到6月26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外交会议在北京召开.外交会议通过了《视听表演条约》的表决,从而使这一条约冠上了"北京"之名,成为"北京条约",与"罗马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公约"一起,在邻接权保护方面,形成三足鼎立之局面.     

析《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968年1月，英国、美国和苏联等59个国家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于1970年3月正式生效。国际核不扩散体制主要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石。虽然该条约只有11个条文，但是它在实现全面彻底核裁军、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法制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条约也存在某些概念模糊不清、对非核武器缔约国的歧视、退出条款限制不够、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权限等问题。要真正实现全面彻底防核扩散的目标，国际社会需要努力地对条约作出合理的修订和完善，倡导以条约为基础的多边合作。     

《中德税收协定》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中德两国互为重要的经济贸易伙伴国。《中德税收协定》自1985年签订以来,成为两国解决双重征税和防止逃漏税问题的法律准则。然而,《中德税收协定》实施后,中国不断地推进税制改革,两国间经贸往来出现了新的形式,与此同时,国际税法理论也有了新的发展。因此,适时修改《中德税收协定》是必要的。尽管中国在德国的投资已有所发展,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是资本输入国,在修订《中德税收协定》时,应当坚持来源地管辖权为主和适当兼顾居民管辖权的原则。     

论欧盟条约中的辅助性原则

《欧盟基础条约》和尚未生效的《欧洲宪法条约》均规定了辅助性原则。虽然该原则不可避免的具有内在的模糊开放性,但仍不影响它作为一项宪法性原则的地位。辅助性原则最大的意义在于:为在欧盟和成员国或其他主体之间选择最为合适的权力行使主体提供了程序性的保障,因而提供了一个促进协调以取得平衡的重要概念空间。     

现代化进程中宪政的有无及其治道影响——法英美三国历史经验与当下世界各国宪政复兴的启示

现代化进程中的治道问题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不过,以宪政有无为线索的考察与比较研究还不是很多。事实证明,宪政是制度中的重中之重,而一旦出现宪政缺失,它对社会治道的消极影响远非一般制度能比。由此也决定了在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治道问题时,宪政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线索。通过考察近代法、英、美三国现代化进程中宪政的有无及其治道影响,以及当下世界各国宪政的复兴及其所引发的治道变革,可以发现宪政之于人类制度文明、之于人类现代化进程中良治的实现有着不可替代作用。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野下的受贿罪

受贿罪是我国刑法中的一个重点罪名,也是刑事司法实践中一种多发性的腐败犯罪。本文以受贿罪的犯罪构成为线索,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提出刑法规定应该扩大我国受贿罪犯罪主体的范围,扩大"贿赂"的范围,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犯罪构成要件。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音像表演条约》及其对我国著作权立法的影响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现有的表演者权制度不能适应保护表演者利益的需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拟定了《音像表演条约》对现有制度进行了改革,扩大了表演者的权利.我国著作权制度与该条约的规定存在一定的差异,不能充分保护表演者的利益,有必要对表演者的定义、表演者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权利的让与等问题进行修订,以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现代国际法的多样化、碎片化与有序化

现代国际法的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一方面,国际立法活动日益活跃,法律规范越来越多样化;另一方面,各种规范之间的冲突加剧,国际法的体系结构越来越碎片化。这种现象损害了国际法的权威性和可预见性,也给国际关系增加了不稳定的因素。有必要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框架内,通过国际组织间的合作和国家间的协调来寻求解决规范冲突的办法,提高国际法的有序化程度。     

罗马法的时空

＂罗马法＂本是罗马王国、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各时期法律的总称,但后世法学家却往往习惯于将《民法大全》当作罗马法的全部。《民法大全》于公元6世纪在君士坦丁堡成书时,西罗马帝国已然落入蛮族之手,《民法大全》在施行了数年后,亦被遗弃,直到11世纪才重见天日。在罗马,存在着远比《民法大全》更古老的法律。为了避免将罗马法＂平面化＂,诚有将罗马法相关文本的研究置于其成书的特定时空,即在特定的历史氛围和地域场景中加以研究的必要。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Ottoman Empire: Observations from eighteenth-century Kastamonu

Based on probate estate inventories from eighteenth-century Kastamonu in north Anatolia, this study examines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patterns in one Ottoman provincial town. Although the topic is well-studied in many Western contexts,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we still know little about the ways in which socioeconomic disparities and class identities were transmitted across subsequent generations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in the Ottoman Empire. In order to explore this issue in a sophisticated fashion,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quantitative techniques and categories of analysis tailored specifically for Ottoman sources. In addition to other findings, our analysis suggests that Kastamonu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as vertically and horizontally segmented: Not only were there significant impediments to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cross privileged and underprivileged sectors of the society, such transitions were also infrequent across sub-groups within upper and lower classes. Despite a general lack of intergenerational fluidity at all socioeconomic levels, however, our calculations also reveal that the provincial elite were particularly immobile.     

从国际法角度析空间武器问题

美国于2002年退出《弹道导弹条约》,并启动导弹防御计划,使外层空间面临着成为军备竞赛新场所的危险.尽管现有的国际法对空间武器的使用是否合法没有作明文规定,但包括《联合国宪章》等在内的国际法律性文件都试图以法律手段实现外层空间的非军事化;而根据《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不允许缔约国进行任何使用核动力的导弹拦截试验;《环境影响公约》和《外空条约》等则禁止出于军事目的或任何其他敌对方式使用空间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