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罪量刑基准体系的构建及回归分析

根据刑法规定,通过贪污罪的犯罪结果与处刑数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把定量分析方法应用于贪污罪的处刑实践,并依此建立了贪污罪的量刑基准体系,以准确确定被告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数量,以减少司法实践中法官个体之间对贪污罪行为处刑的差异。     

贪污罪量刑基准体系的构建及回归分析

应当根据刑法规定,通过贪污罪的犯罪结果与处刑数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把定量分析方法应用于贪污罪的处刑实践,并依此建立了贪污罪的量刑基准体系,以准确确定被告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数量,这样,可以减少司法实践中法官个体之间对贪污罪行为处刑的差异。     

定量分析法在贪污罪量刑基准体系构建中的应用研究

根据刑法规定 ,通过贪污罪的犯罪结果与处刑数量之间的线性关系 ,把定量分析方法应用于贪污罪的处刑实践 ,并依此建立贪污罪的量刑基准体系 ,以准确确定被告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数量 ,以减少司法实践中法官个体之间对贪污罪处刑的差异     

析量刑失衡的原因及对策

司法实践中,同一性质的案件由于审判的法院、办案人员及判决时间不同,而量刑不平衡的现象时而有之.有的案件事实、情节、危害后果等十分类似,但处刑却大不一致.这种案与案、人与人之间量刑轻重不一的现象,不仅造成部分罪犯不服,产生抵触心理与消极改造情绪,亦令其亲友、被害人乃至广大公民对公平执法产生怀疑与不信任,为此,笔者试就其原因进行剖析并提出粗浅的建议,以期有利于改进和完善量刑的平衡.影响量刑的因素很多,但造成失衡的主要原因.     

怎样掌握从重从轻的量刑标准?

<正> 在审判实践中,有这样一种观点:用“二分之一”作为从重从轻的量刑标准。其理论根据,是西南政法学院刑法教研室邓又天、邓定一、赵长青同志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基本知识讲话》(简称《讲话》)。该书中说:“关于一个案件中从重从轻的处刑标准问题,在审判实践中一般是这样掌握的:如果某种罪的法定刑只有一种,并规定有一定幅度的,从重     

对轮奸妇女的罪犯应当在哪个量刑幅度内从重处罚?

《人民司法》编辑部: 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第四款“二人以上犯强奸罪而共同轮奸的,从重处罚。"对此款处刑,究竟适用本条哪一款的量刑幅度,我们在审判实践中,常常争论不休。一种意见认为,犯强     

处刑较轻在量刑规范化视野下的界定标准研究

我国《刑法》第12条规定了溯及力的一般原则—从旧兼从轻,最高院司法解释将处刑较轻界定为法定刑较轻。法定刑较轻不等于宣告刑较轻,将处刑较轻等同于法定刑较轻,为以事后法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提供了制度空间,不利于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在量刑规范化及《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修八)已正式实施的背景下,有必要对处刑较轻的认定标准做进一步研究。     

量刑的酌定情书

情节是量刑的基本依据之一。我们通常以法律有无明文规定为标准,将量刑情节分为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法定情节是指刑法明文规定的、决定犯罪分子处刑轻重或者免除刑罚处罚的各种情节。酌定情节是指法律虽无明文规定,但对量刑和决定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有一定意义,由审判机关灵活掌握的情节。酌定情节是量刑必须考虑的情节之一。     

试论量刑情节的量化

量刑情节就是审判机关对犯罪分子量刑时必须考虑的,决定处刑轻重或者免除处罚的各种情况。研究量刑情节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指导审判人员准确掌握“从重、从轻、加重、减轻和免除处罚等表现宽严的具体方法,以保证量刑的公正合理与全国范围内量刑的综合平衡。因此,尝试对量刑情节作一些量化方面的研究是有实际意义的。     

赔偿该如何影响量刑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一再肯定赔偿对量刑的影响作用,实践中简化为"赔偿———从宽"的适用模式,结果容易给民众造成"花钱买刑"的印象,加剧了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2010年《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注重量刑规范化的设计要求,较以往规定更为合理,但在承担维护司法公信力等价值目标的追求上仍显不足。新《刑事诉讼法》在关于"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规定中,从立法层面肯定了部分案件中赔偿、和解与刑罚之间的关联性。实践中,应以悔罪———赔偿———谅解———从宽作为基准模式,在此基础上,根据案件性质的不同,依个案中"悔罪"、"赔偿"、"谅解"等因素在组合数量、程度上的递减,在从宽的幅度上递减。     

量刑情节论

一、概念(一)概念量刑情节,是指定罪事实以外的,与犯罪人或其侵害行为密切相关的,影响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程度,并进而决定处刑从宽从严或者免除处罚的各种具体事实情况。其特征是:1、量刑情节是刑事案件中的具体事实情况。一切犯罪中都包含着一系列的客观事实情况,其中有些客观事实情况表明了行为人的行为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或表明了行为人是具有人身危险性的人。犯罪的认定不能离开它们,刑罚的裁量依然不能离开它们。另一方面,也只有客观事实情况才能成为量刑情     

民事赔偿与量刑问题探究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民事赔偿与量刑之间的关系一直饱受争议。在各地人民法院对于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一方进行积极赔偿往往予以从轻乃至减轻处罚已成通例的情况下，怎样正确处理民事赔偿对刑事审判的影响并以此统一司法实践，就成了当务之急。本文试将其中涉及的几个具体问题进行一番探讨。     

惩治腐败应慎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对经济犯罪过多的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认定,已经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法律现象。 在司法实践中,过多的使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有何危害呢?我国刑法第395条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的处刑是5年有期徒刑,而刑法第383条规定的贪污贿赂罪的最高处刑可以达到死刑。可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要比贪污、贿赂罪在处刑上轻得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绝大多数是在查处贪污、贿赂等财产犯罪案件中发现的,且数额一般远远高于上述各罪的数额,而其处刑却远远低于上述各罪。这就促使犯罪行为     

关于流窜犯罪量刑的几个问题

本文所指的流窜犯是指跨越市、县管辖范围作案的犯罪分子。对流窜犯的量刑问题,有一种看法认为,流窜犯罪作为一种严重威胁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影响社会治安秩序的犯罪,刑法应规定一项独立的罪名并提出相应的处刑标准。从审判实践的角度来看,对犯罪分子量刑,不仅要求审判人员严格把握量刑标准,而且要求有关量刑标准的规定明确具体、切实可     

认定盗窃罪与侵占罪应注意的几个因素

盗窃罪与侵占罪在处刑上相差甚远,而且侵占罪属于自诉案件,最高刑期为五年;盗窃罪属于公诉案件,其最高刑期可处至无期徒刑。实践中,可从以下两方面加以区分。     

论多种量刑情节的适用

在刑事审判实践中，一案具有多种量刑情节的现象并不鲜见，而且具体形态十分复杂。概言之，一案中的多种量刑情节既可能都是从宽处罚情节，也可能都是从严处罚情节，还可能是数个逆向量刑情节并存；而这些同向或逆向量刑情节又有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情节．从重和加重处罚情节，法定和酌定情节，“应当”和“可以”情节，以及罪前、罪中和罪后情节的区别。面临这些种类不同，性质、作用有别而交错并存的量刑情节，如何做到裁判有序、量刑适当，这既是审判实践中的棘手问题，也是量刑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一、目前刑事审判实践中适用多种量刑…     

浅析个案间量刑的失衡

刑事审判活动包括定罪和量刑两个方面，由此决定了刑事司法公正也必然要求并体现在定罪公正与量刑公正两个方面。我国刑法采用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从一定意义上讲，量刑公正比起定罪公正更为重要。因为“定罪正确不等于量刑正确，量刑的意义不能为定罪所取代”。①如果量刑不公正，不仅损害定罪公正的法律意义，而且势必破坏司法公正价值目标的实现。长期以来，刑法理论界、刑事立法界乃至刑事司法界对于立法上整体的罪刑关系和司法上个案本身的罪刑关系比较关注，十分强调罪与刑的均衡与相当，②而对于司法实践中个案之间的罪刑关系重视…     

量刑建议制度可行性研究

量刑建议权是指公诉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代表人民检察院不但就被告人的定罪，而且就被告人所应判处的刑罚向人民法院提出具体请求意见的一种权力。在司法实践中，公诉人原则上不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无论在起诉书还是在公诉意见中，往往只确认被告人的量刑情节，     

依法正确办理共同盗窃犯罪案件

近年来,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际工作部门的不少同志,就审判实践中如何依法正确办理共同盗窃犯罪案件,进行了广泛深入地探讨,提出了一些不同的处理共同盗窃犯罪案件的基本原则。如基于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主张对于各共同盗窃犯,均应依照参与共同盗窃的总数额定罪处刑,针对共同盗窃犯罪的特殊情况,认为应以各共同盗窃犯的实际分获赃款赃物数额定罪处刑;应结合参与共同盗窃的总数额和分获赃款赃物     

销售假冒伟哥的行为如何定罪量刑——兼论非法经营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界定非法经营行为,关键是看该行为是否侵害特定的许可经营和市场准入制度,从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非法经营之“情节严重”应以非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额为基础,并综合考虑其他主客观方面的要素。其中,非法经营额的认定最为关键,它一般是指非法经营对象的数额,也可以是非法经营对象的数量。销售假冒伟哥的行为,同时触犯了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以及非法经营罪等三个罪名,构成想象的竞合犯,应当根据销售金额大小择一可能被判处较重刑罚的犯罪定罪处刑,而不是一律认定为同一个罪名。在对非法经营罪适用罚金刑时,作为罚金根据的“违法所得”应该理解为“已经获得”,或者“能够预期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