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一般累犯法律后果之比较及反思

从"行为累犯"到"行为人累犯"的转变是当今刑法学理论的一大特点,反映到累犯的法律后果上,即累犯的从重处罚、累犯与缓刑、累犯与假释,也必须与之相适应。首先比较了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一般累犯的法律后果,在此基础上紧密围绕人身危险性反思一般累犯的处罚原则,并提出人格调查应当成为理论探讨的根本出发点和实践中司法操作的切入点。     

论我国刑法中的危害行为:实然与应然

危害行为是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由于我国耦合平面式的犯罪构成体系导致危害行为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定位和定性存在明显矛盾。本文在分析这些实然状况的基础上,提出将危害行为提到犯罪构成体系之前,改造为我国刑法中的一般行为概念。     

刑罚个别化原则的运用——在假释、减刑中引入人格调查制度

刑罚个别化原则在于使刑罚适应具体犯罪的具体情况，从而实现刑法的公正性。本文从人格调查制度的适用不应当只局限在起诉阶段与量刑阶段，在行刑阶段运用人格调查制度更能体现刑罚个别原则，尤其是假释、减刑这两个对于犯罪人来说具有“激励作用”的制度。     

风险社会中“社会危害性”的新解读

"社会危害性"紧贴社会,它已经随着社会的演进而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在风险社会之下,学界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非议态度将有所改观。"社会危害性"的"社会"指的是社会关系。社会危害性具有朴实性、民主性、道德性、法定性的特征。在当代中国内地,社会危害性并不具有阶级性;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追求相同;社会危害性是刑事违法性的根据,是第一性的,但在司法中要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犯罪本质和犯罪构成体系并不存在惟一性的对应关系,犯罪本质由刑法规定,犯罪构成体系却可以选择适用。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场合,犯罪构成的判断是惟一性的,犯罪构成并未被虚置。社会危害性比法益的内涵更深刻、直白,更具有优越性。     

论我国97年《刑法》对缓刑犯适用数罪并罚方法的立法技巧

1997年《刑法》对缓刑犯的数罪并罚作了明确规定,相对于1979年《刑法》的相应规定来说,其增加了对漏罪数罪并罚的内容。但是,在立法上,其对新罪和漏罪的数罪并罚采取合并规定的方法,而没有象对假释犯数罪并罚的规定那样,对新罪和漏罪采取分别规定的方法。这似乎与数罪并罚的一般原则方法:对新罪应适用“先减后并”的方法,对漏罪应适用“先并后减”的方法相矛盾;同时这一规定也同刑法理论界对缓刑犯数罪并罚的立法建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针对1979年《刑法》的规定所作的司法解释相冲突。作者在分析数罪并罚的情形与方法的基础上,认为数罪并罚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只并无减”、“先并后减”、“先减后并”,适用这三种方法的相应情形也分别有三类。指出缓刑犯的数罪并罚具有特殊性:独立性、依赖性。独立性表现于缓刑犯的数罪并罚这一情形本身;依赖性表现于缓刑犯的数罪并罚应归属于“只并无减”。由此决定1997年《刑法》对缓刑犯数罪并罚规定的合理性,体现了其立法上的技巧。     

中国内地与澳门刑法中缓刑制度的比较研究

由于内含刑罚个别化、刑法经济性和在避免自由刑弊端方面的无可比拟的价值,缓刑在现代刑罚制度中占据重要地位。内地与澳门,由于社会制度、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不同造成在缓刑制度上的巨大差异。澳门吸收了葡萄牙刑法的先进理念和完善的制度创设的成果,其缓刑制度的设置很是合理,相比较而言,内地缓刑制度略显粗糙和落后。加强对澳门缓刑制度的比较研究,既是区际刑法一体化所需,也是促进完善内地缓刑制度的有效途径。     

从扩大假释适用论罪犯的再社会化

假释对罪犯再社会化有重要意义，而我国假释适用率则较低，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应扩大假释适用。对于罪犯再社会化，应考虑社会容忍度，并完善社区矫正。     

我国刑法中危害结果的概念新探

刑法中的危害结果作为犯罪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的客观显示,在刑法学理论及司法实践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时至今日刑法学界对其概念以及相关问题颇多争议。本文拟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个人薄见,以期抛砖引玉。     

“伪基站”的社会危害及法律规制

前不久，公安部成立专案指挥部，集中部署指挥北京、辽宁、湖南、广东等12省、区、市公安机关开展行动，摧毁利用“伪基站”设备作案的违法犯罪团伙72个，抓获犯罪嫌疑．     

有关刑法“不得假释”的规定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毒品再犯并不一定是累犯，在符合有关规定时，可以假释；暴力性犯罪不完全是以暴力实施的犯罪，不得假释的暴力性犯罪除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5种罪外，还包括内含这5种犯罪的其他犯罪；从合理性的角度考虑，不得假释的罪犯除一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外，还应当包括数罪并罚而决定执行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情形。     

论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目前新修改的刑诉法虽然在未成年刑事诉讼程序中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但是规定过于泛化，各地实践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做法。由于立法缺乏操作性，导致了目前未成年案件中的社会调查有流于形式的趋势，必须从根本的立法角度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最终的法律属性角度，去解决和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     

关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新构想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将社会调查首次写入法中,并且相继出台了相对细化的司法解释与刑诉规则,这无疑展现了我国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是社会调查制度的重视。文章介绍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并对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提出了新构想,提出扩大社会调查制度的适用范围的想法,尤其建议对将社会调查制度运用到缓刑适用前。     

论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适用

刑法中犯罪概念是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实践性的问题,我国刑法学者的主流观点是将其区分为形式定义和实质定义,形式定义以刑事违法性为其主要特征,而实质定义则以社会危害性为其主要特征。本文试分别从刑事司法角度来阐述如何适用这两个标准,并论述了罪行法定原则与出入罪之间的关系:在入罪问题上,必须坚持罪行法定原则,而在出罪问题上,可以对没有社会危害性或较小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做无罪处理。     

基于公务员灰色收入的社会危害及对策分析

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公务员灰色收入已经成为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公务员灰色收入的概念在理论上和法律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其产生的社会危害相比其他灰色收入更大。本文在分析其产生根源的基础上,对解决这一难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中国内地与香港刑法中缓刑制度的比较研究

我国香港地区在缓刑制度方面既吸收了西方发达国家缓刑制度的先进经验,又保留自身的鲜明特色.受英国普通法系暂缓宣告和暂缓执行的司法惯例影响,香港刑法中缓刑制度也包含了暂缓监禁和缓刑监督两种类型,对缓刑犯的执行主要由惩教署和社会福利署完成,同时香港缓刑的执行走出了一条行刑社会化的路子,其中,民间团体"善导会"的帮教工作便是一个成功的例子.通过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缓刑制度的比较研究,总结内地缓刑制度的特点、不足与对香港地区缓刑制度的应有借鉴,对丰富和完善中国内地的缓刑制度,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对刑法中"危害行为"的反思

行为在现代刑法学中处于基础地位.我国刑法理论关于"危害行为"的研究却相对薄弱,随之建立的犯罪论体系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诸如不作为犯罪的行为性、狭义共犯人的处罚依据等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刑法理论中行为理论的层次缺失."危害行为"应当与刑法中的行为、犯罪行为、刑法评价的行为等相近概念严格地区分并进行重新诠释.     

“酒驾”危害行为的刑法立法对策

近期接连发生的酒驾肇事案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也暴露出我国相关立法规制的严重缺陷。我们初步思考,我国刑法立法可以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完善。第一,修正现有交通肇事罪法条。我国刑法典关于     

刑法人格主义的检讨与革新

刑法人格主义的思想发源于刑法主观主义阵营,经过刑法客观主义阵营的批判与吸收,在当代演化成人格刑法学等理论成果,并成为折衷主义的重要产物。发展中的刑法人格主义应当遵循法治的基本精神,谨慎地对待人身危险性问题,决不能抛弃行为这一基本概念而陷入主观主义的危险境地。西方国家将人格因素渗透到刑事立法的事实,暗合了我国刑法学理论的发展趋势,有必要科学地对待人格因素在定罪机制中发挥的作用,并在量刑和行刑过程中及时推广人格调查制度和人格矫正制度。     

刑法人格主义的检讨与革新

刑法人格主义的思想发源于刑法主观主义阵营，经过刑法客观主义阵营的批判与吸收，在当代演化成人格刑法学等理论成果。并成为折衷主义的重要产物。发展中的刑法人格主义应当遵循法治的基本精神，谨慎地对待人身危险性问题，决不能抛弃行为这一基本概念而陷入主观主义的危险境地。西方国家将人格因素渗透到刑事立法的事实，暗合了我国刑法学理论的发展趋势，有必要科学地对待人格因素在定罪机制中作用的发挥，并在量刑和行刑过程中及时推广人格调查制度和人格矫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