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犯罪侦查制度之比较

中国和日本作为文化一体的邻国,自古以来其犯罪侦查制度便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历史上曾相互借鉴和学习,制度现代化的过程都交织着西方法律文化的东渐和影响。然而当代日本的犯罪侦查制度却与我国大相径庭,其颇具特色的犯罪侦查制度是典型的“中间形态”,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本文从两国犯罪侦查制度历史发展、组织制度、侦查程序等方面进行比较,并对二者的异同进行分析。借鉴外国经验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是日本犯罪侦查制度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国犯罪侦查制度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原则。     

侦查程序的基础理论

目前,刑法、刑事诉讼法都将其主要目标从惩治犯罪的单一目标更正为保障人权目标与惩治犯罪目标并重。要保障人权,从法律制度上,侦查阶段乃是重中之重;中国现有侦查程序的不完善是一个问题,侦查实践与现有侦查程序的脱节又是一个问题。两个问题的共同“症结”在于基础理论的缺失。本文主要就侦查程序的基础理论及其与国外相关制度、理论的比较和一些新兴问题,作一些相关探讨。     

中法犯罪侦查制度比较研究

本文从犯罪侦查历史渊源、犯罪侦查组织制度、犯罪侦查程序制度、犯罪侦查人事制度四个方面对中法犯罪侦查制度进行了客观的比较,对两者的相同点和差异点进行了分析,以供研究和借鉴之用。     

“计算机犯罪”对传统刑事法的冲击及对策

“计算机犯罪”与传统犯罪的巨大差异 ,对于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刑事法律规范形成巨大冲击 ,同时也给传统刑事管辖和罪名确定及侦查业务与证据制度等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加强“计算机犯罪”刑事法理论研究和完善有关“计算机犯罪”方面的立法是当前惩罚和防范“计算机犯罪”的重要问题。     

论侦查策略的本质及特征

由于侦查策略与“计”、“谋”联系在一起,而“计”、“谋”在中国历史上又被称为“诡道”,因此,侦查策略往往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解读侦查策略的本质,既有利于理论研究,也有利于侦查实践,侦查策略既是人们对客观存在的犯罪的认识的反映,也是人们对侦查自身规律和特点的认识的反映,它是一种在侦查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围绕侦查手段,措施的有效使用而建立的与犯罪作斗争的斗智斗勇的方法和艺术体系。     

试论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特点及侦查对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危害金融管理秩序的违法犯罪案件时有发生,并呈上升趋势。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具有犯罪领域的行业性、犯罪主体的组织化、犯罪后果的严重性、犯罪手法的复杂性和隐蔽性等特点,应从确立以证据为中心的侦查思维,加强经侦基础业务的建设,建立健全侦查协作制度、强化经侦技术队伍建设等方面加强侦查防范。     

论计算机犯罪的侦查机构建设

反思我国现存计算机犯罪侦查机构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不难发现我国与国外计算机犯罪侦查工作开展的比较好的国家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这些国家的计算机犯罪侦查机构为我国计算机犯罪侦查机构的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就我国计算机犯罪侦查机构建设的改革方向而言,我们应先着力修正一些外在性的制度的缺陷并着意完善之。     

我国有组织犯罪特点与对策研究——以“重庆打黑”为研究场域

我国有组织犯罪具有以下特点：政黑勾结是其生长土壤：以合法机构为掩护从事经济活动；有组织犯罪呈产业化发展。与此相对应的司法对策应采用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与打击保护伞相结合的整体策略，加大对“黄赌毒”非法行为及非法经济的打击力度，同时积极建立侦查信息网络，且要做好“两劳”人员的帮教工作。在制度层面则要增加法定强制措施。尝试建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狱侦特情：监狱秘密侦查制度的理性回归

监狱秘密侦查的情报源头不畅，主要源于耳目制度设计、刑事立法与监狱警务模式的固有缺陷。监狱应以犯罪防控与侦破案件的功能价值为导向，对现有耳目制度做“狱政耳目”与“狱侦特情”的分类模式迁移，并以侦查行为与侦查措施的运行规则为依据，重构新型实用的狱侦特情制度及其原则体系，为监狱提高情报侦查效能、实现秘密侦查制度的理性回归提供理论支持。     

养老诈骗侦查信息挖掘与应用的脚本分析

以信息论科学为研究起点,可知侦查信息是反映“犯罪—侦查”系统的动态运行和静态结构状态的可识别性内容,其挖掘和运用是不断明确和修正侦查认识、作出侦查决策的基础,也是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前提,是侦查工作开展的起点。以养老诈骗犯罪为例,引入犯罪脚本分析的理论,研究养老诈骗的犯罪模式;“犯罪脚本”如何在老年人这一较为封闭的社会群体中进行传播和发展;老年人如何在特定的背景下产生错误认识进而上当受骗。为此类高发、社会影响恶劣的复杂案件侦查信息的获取和应用提供新的认识途径,有利于此类侦查信息挖掘和应用水平的提升。     

浅析黑社会组织的“沉默和保密规则”

意大利黑手党及其它黑社会组织都有关于沉默和保密规则的内容,要求其成员及遭受其侵害的被害人不得泄露其组织及活动情况、不许同司法机关合作。沉默与保密规则为黑社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保障条件,也为司法机关发现和查处黑社会组织犯罪增添了难度;同时降低或部分抵消了政府和法律的权威,加重了社会公众的不安全感受。香港地区的“洗底”制度对于瓦解黑社会组织、撕开黑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侦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进一步完善证人保护制度和秘密侦查与技术侦查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审前程序主体在侦查阶段之关系

审前程序犹如刑事诉讼整个大厦的地基 ,如果没有科学的、合理性的建构 ,之后的诉讼程序将难以为继。本文通过采用结构主义理论和比较研究的方法 ,就刑事审判前程序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阐发和论证。总的目标是在侦查程序中构建中立司法机构的审查和控制机制 ,建立“程序性裁判”制度 ,使侦查程序中涉及限制人身权利和自由的行为纳入司法审查和诉讼的轨道 ,在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之间找到一个合乎理性的平衡点。     

论网络犯罪的“非对称侦查”

随着网络越来越普及,网络犯罪也以几何倍数增长。目前我国网络犯罪案件的侦查面临困境：一方面是犯罪主体反侦查能力增强,导致侦查难度加大;另一方面是侦查机关自身的侦查能力不足,导致对网络犯罪打击不力。侦查能力与反侦查能力的此消彼长呼吁新的侦查模式诞生。网络犯罪的“非对称侦查”,以建立资源占有上的绝对优势为核心,以整合现有资源配置扬长避短为补强,对网络犯罪实施不容还手的打击,这将大大提高网络犯罪案件的侦查效率。在整个过程中,“信息一体化”是构建整个“非对称侦查”模式的基石。     

日本犯罪侦查制度发展的三种形态

古代日本经过大化改新,学习唐朝政制,成为中华法系的一个分支,其犯罪侦查制度可称为"唐化形态".近代受西方法律文化冲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纳入大陆法系,建立了以检察官为主、司法警察为辅的法、德式犯罪侦查制度,即"西化形态".二战后,在美国法律思想的影响下,日本法律向混合法系发展,逐渐形成颇具日本特色的犯罪侦查制度--"中间形态".三种历史形态更替的特点,对我国犯罪侦查制度改革有所启示.     

略论侦查完美主义

侦查完美主义是侦查的理想状态。它的理论前提是国家赔偿制度、侦查法制化和侦查效益论;它注重侦查前周密策划,但又不排除侦查时随机应变;它主要体现在适当完美的侦查目标、完美的侦查人员、完美的侦查时空、对“可能”与“细节”的把握、取得最佳连锁反应、巧妙衔接侦查手段等方面。侦查完美主义必然由于侦查方的素质与犯罪的隐蔽,时间推移下的情况不断变化等因素而受到限制。     

论我国侦查监听立法的完善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侦查监听技术日益成熟并被广泛采用。由于侦查监听的采用与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的言论自由、通讯自由、隐私权等基本权利紧密相关 ,在使用时 ,常会发生“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利益冲突。因此 ,必须规范侦查监听法律制度 ,以确保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兼顾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论秘密侦查措施立法的完善

近年来,走私、贩毒、贩枪犯罪以及有组织犯罪大量涌现并呈现出新的形式,致使一般的侦查措施在揭露和证实这些犯罪的过程中很难收到明显效果,于是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有效的侦查措施逐渐在我国侦查部门得到广泛运用。但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对秘密侦查措施缺乏法律规定,使这种侦查手段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因此,完善秘密侦查立法,严格依法办案程序,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最终实现秘密侦查措施的法治化,无疑是我国秘密侦查立法工作应当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我国侦查程序制度正当性问题探讨

我国的侦查程序制度在惩治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制度设计上,过分强化侦查对社会的控制功能,抑制了对自由价值的追求,正当性存在缺陷。完善我国侦查程序制度,应树立兼顾程序与实体正义,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和谐统一的理念,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自我辩护权;建立司法授权和审查机制;完善侦讯过程中的平衡性;适当扩大辩护律师在侦查中的参与权;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侦查侵权的惩罚与救济机制。     

刍议网络金融犯罪的侦查取证简

根据实施金融犯罪对网络信息技术依赖的程度不同,网络金融犯罪可以分成三类：利用网络信息技术作为简单存储和传输手段的金融犯罪、以网络信息技术作为重要传播手段的犯罪和比较纯粹的网络金融犯罪.为应对网络金融犯罪的专业化程度和侦查取证难度加大,相关侦查取证工作应加强信息化建设,完善网络和计算机侦查取证的技术手段,树立“以信息制信息”、“以网制网”的工作思路,在侦查取证环节寻找新的机遇.     

刑事立案意义的消解与制度重构

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刑事立案及其意义的一般认识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立案为“刑事诉讼的开始和必经程序”是仅具有话语实践意义的命题，也并非“迅速揭露、证实和惩罚犯罪”、“有效保障无辜公民不受刑事追究”以及“做好司法统计”等认识的逻辑前提。我国应构建初步侦查和正式侦查制度以及案件登记并报检察机关备案制度。这一制度使侦查机关在案件登记之前采取的侦查措施具有法律意义，有利于检察机关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和充分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能更客观地对刑事案件进行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