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所以然——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基础和起源》对于现代自由观的意义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基础和起源》完成了一大壮举,那就是把无限的力量给予了把自己理解为无限者的人,这让自由成为了人的内在规定性。一方面,他勾画了一副纯粹的自然状态,在其中,人的生活构成了自由的样板;另一方面,他描绘了人类离开自然状态后所经历的各个阶段,在各个阶段中并不存在什么必然性的东西,有的只是人的自由创造。     

不平等——农民问题的解读

平等是人类社会成员基于人的属性应当受到一致性尊重和满足的待遇,包括平等享有和平等对待两个方面。农民问题就是不平等的问题,表现为农民在资源享有上存在的差距超过了社会公平的底限,以及农民在生活中被不平等对待突破了道德标准。     

自由和平等的秩序--浅谈现代国家起源、性质和职能

“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不因人的善、恶而存在和消失 ,不专属于某个阶级、某种制度 ,是掌权者或统治阶级赋予它特质。国家职能的演变是个自然的、渐进的过程 ,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国家本身只是用来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工具。由于现代国家产生于封建国家灭亡之后 ,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 ,从建立之初 ,它就具有了自由、平等、主权在民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属性。从而赋予了现代国家的职能是创造和保护用以保障公民自由与平等的社会环境和秩序。     

国外协商民主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协商主体不平等研究述评

协商主体平等是协商民主理论家们一再强调的重要因素。然而,协商主体之间的各种不平等普遍存在于协商民主实践中,诸种不平等不仅影响了协商民主实践的过程,也影响了协商民主实践的结果。为解决协商主体不平等影响协商民主实践有效性的问题,需要建设协商主体的协商能力、完善协商的方法、利用现有的正式制度条件、引入非正式的对抗因素。     

不平等与政权更迭——民主转型与民主制的稳定

近年来,卡莱斯·博伊克斯（Carles Boix）、达龙·埃斯莫格卢（Daron Acemoglu）以及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的研究聚焦于朝向和背离民主制转型过程中不平等和分配冲突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使用从1980年到2000年之间＂第三波＂浪潮中关于民主转型和回潮的一个原始的定性数据,通过因果过程的观察来评估他们的主张。我们发现分配冲突作为他们理论中关键的因果分析机制,只出现在刚刚超过一半的案例中。与理论上的预期不同的是,大量的这类转型发生在那些高度不平等的国家中。在所有发生民主回潮的国家中低于1/3的民主回潮是由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分配冲突所驱动的。我们认为关于民主转型和民主回潮两个问题都存在着许多其他的替代性的因果分析途径。     

文化资本与不平等的代际传递——上海居民初中以上教育获得

文化资本是家庭背景影响教育获得的中介机制。引入文化资本概念后,教育过程中的不平等既包括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直接影响,也包括通过文化资本对教育获得的间接影响。以文化活动参与和家庭文化氛围作为文化资本的测量指标,通过对上海居民的经验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和文化资本在初中以上教育获得中的影响同时存在,家庭背景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都得到支持;受外部社会环境的制约,文化资本在不平等代际传递中的作用随出生时期不同而变化;文化资本在不平等代际传递中的作用具有性别差异特征,女性更依赖于家庭文化资本。     

离婚诉权不平等之检讨——兼评我国《婚姻法》第34条

男女离婚诉权平等是平等的要求.在妇女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和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限制男方离婚诉权不利于对女方、男方、子女权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也违背了婚姻法自身体系的一致性,其实施效果也极差;它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漠视诉权、固守传统婚恋观念、固守厌讼观念的产物.<婚姻法>第34条应废除.     

中国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的城乡差异研究——基于CGSS2008数据

通过分析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本文探讨了中国居民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的程度、变化趋势以及不平等来源等方面的城乡差异。研究发现,城镇居民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程度较小,并且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近年来已经基本消失。而农村居民的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程度非常大,虽然也显示出逐渐缩小的趋势,但缩小的幅度很小。作者进一步发现,当前中国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而造成农村居民教育性别不平等的因素是因父权制(或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所导致的性别歧视。     

日本人的“不完全“嗜好——从日本人的美意识来看

日本和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可在美意识上却有不少截然不同的看法,从中日两国的诗歌、建筑、艺术等方面来看,中国人追求完美,而日本人却有着"不完全"嗜好.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日本独特的自然环境形成了日本人独特的美意识.     

论刑法对两性性自由权的不平等保护——以强奸罪的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为视角

我国刑法典和理论界一致确定强奸罪的对象只能是女性,但依此却无法解决实践中存在的女性奸淫男性问题。性自由权是包括男女两性在内的人类的共同自然人权,男性的性自由权自然应当受到保护。现行刑法将男性性自由权排斥在法律保护之外,违背了平等保护原则。应对刑法相关条文进行修改。     

职业流动、收入回报与性别不平等的实证研究——基于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全国调查样本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探究两性职业地位流动的差异及对收入回报的影响为目的,通过分析2012年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全国六省市实施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大型调查数据发现:在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方面,部分群体面临性别不平等,表现为女性的职业阶层位置越低,其面临的职业流动不平等越严重;在职业流动对性别收入回报的影响方面,职业向上流动的群体中不存在性别收入不平等,但在职业向下流动的群体中,女性的收入回报会进一步下降。研究发现朝着更为优势的职业位置流动可以消解两性的收入不平等,朝着更为劣势的职业位置流动与不发生流动,女性的收入回报都显著少于男性。这也说明职业向上流动的努力型精英群体内部的性别较为平等,而职业向下流动的群体和没有发生流动的群体中的性别收入差距较大。     

论政治与宗教的两难抉择——《利维坦》的思想脉络与乌托邦困境

《利维坦》的出发点是人性,归宿是国家。人性自私自利,加之人的愚昧无知、恐惧、激情和权力欲作怪,使得宗教有了存在并神圣化的理由。霍布斯试图从自然状态下的人出发,完成宗教的去政治化和宗教的去神圣化论述,凸显世俗政权（国家）至上,重建世俗世界的政治秩序。但在不知不觉中,霍布斯陷入另一个乌托邦困境：权威政治毕竟是俗世的、刚性的,无法完成思想统治,仅有政治权力统治无法化解政治世界内部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国家与个人的冲突,利维坦难以长存。     

公平与发展——《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的再度审视与当代中国改革

公平与发展的冲突与取舍是伴随我国30多年改革进程的重大问题,公平与发展的不可兼得似乎是一个基本的假设,如何做大蛋糕和如何分配蛋糕也成为不同时期关注的重点。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与批判视野告诉我们:虽然公平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发展目标,但是广泛分享经济和政治机会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平与发展并不是矛盾的,公平对于长期持续的发展来说同样具有重要的工具意义。以此为视角,来检视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可以得到许多启示。     

道德的起源——重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文章从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出发,论述了道德起源于类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成熟于伦理的人性化,而个体道德则起源于个体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即起源于私有财产的出现。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与《现代化的陷阱》“平等第一”论商榷

何清涟女士《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倡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目前必须倾力反腐败,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文章针对它否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且力主恢复“平等第一”的倾向,提出１３条商榷意见。文章指出,市场经济的竞争迫使人们实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几乎是当代市场经济国家的通则;重提“平等第一”,不仅在逻辑上必然陷入“悖论”境地,在价值选择上也是重蹈“阶级斗争为纲”的覆辙。文章认为目前中国大陆腐败严重,但不能由此认定中国２０年改革开放与当年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一样。《陷阱》混同两者,重申阶级斗争,不妥。治理腐败,不能再走当年“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     

论行政行为不成立之诉——《行政诉讼法》修订中的一个遗漏

原行政诉讼法《若干解释》曾经规定、但被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剔除的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情形,并不是真正的行政行为不成立之诉。行政行为不成立之诉,指的是行政行为成立要件不完整但事实上又对当事人权利义务发生了影响,由此产生争议所引起的诉讼。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尽可能地在实质上解决行政争议,此类案件应当被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并根据其特殊性规定具体的审理和裁判规则。但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赖于行政诉讼的受案标准进一步从行政行为扩大为行政争议。     

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兼评《合同法》第四十七条

我国合同法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行为而订立的合同规定为效力待定合同,可以经过法定代理人的追认而有效,却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所有合同都认定为无效合同．这样就在法理解释、法律适用等方面产生了许多问题,有悖于民法的立法宗旨,也不利于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利益的保护,因此急需通过对合同法的解释和修订来加以解决．     

《庄子》寓言的政治批判——警示人类的异化与引导精英的人生去就

庄子对于人类文明的进程作了根本性的反思。其寓言批判社会政治的地方甚多,在两个方面影响尤其深远：其一是指出“人为”之治使人类出现有违自然的异化,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甚至作出“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之相食者也”的警示;其二是对士人的人生道路作有别于修、齐、治、平的指向——“无为”于政治,“游心”于大道,超然世俗享受天赋的智慧生命。即使是对当代人也不无教益和启示。     

平等权视角下刑法涉性别规范的存在基础与反思--以《刑法》第49条“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为切入点

对妇女予以特殊保护的做法具有合宪性,但其限度应当与自然法中的不平等保持“相称”的水平,否则即属于“过限的实质平等”。刑法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意志自由为出发点,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不能想当然地将其视作弱势群体,应当就其所处的阶段、场合具体判定;同时,追求实质平等很大程度上也无需动用刑事手段,作为补充法,刑法只有在性别差异对罪责产生实质影响时才可启动。重新审视刑法中涉性别规范,我国刑法应当走上去“性别标签”的道路,尤其在逐步废除死刑的过程中,避免矫枉过正、用力过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