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 ,作为治国安邦的基本策略 ,是我党对治国理论的创新。通过阐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着重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理论基础 ,考察了历史上法治与德治的经验和教训 ,并进一步提出了二者结合的具体途径。     

试析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是我国的两种基本治国方略,探讨二者的辩证关系对于促进二者的有机结合。提高治国 水平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德治与法治之间存在着相融、相异、相济辩证关系。我们必须将二者有机结合起 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才能完善治国方略,保障社会的规范运行和健康发展。     

论法治与德治的辩证统一关系

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即①法律和道德的不同作用 ;②正确对待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 ;③树立新型的社会主义道德观。     

试论法治与德治结合的必然性

法治结合德治、二者不可偏废 ,有着深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基础。新世纪初 ,确立德治配合法治的治国方略 ,标志着国家治理模式有了新的飞跃。这一战略的贯彻落实 ,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深刻理解这一方针是我们实践的重要基础。     

德治与法治关系再辨析

德治和法治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崭新的话题,古往今来,有关的论述不胜枚举,本文试从二者所具有的一致性、兼容性、互补性和互济性等四个方面来进一步辨析二者的关系,从而为我国正在实施的德法兼治提供理论依据.     

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针

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江泽民同志在新世纪之初提出的治 国新方略。德治是法治的基础和条件,法治是德治的保障和升华,二者不可偏废。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们对江泽民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尤其要有深刻认识并坚决在实践中贯彻执行。     

从法理视角看现代法治与德治

现代法治与德治是实现法治国家不可缺少的两种治国手段 ,但法治和德治有各自的功能优势和局限。发挥法治的功能优势以弥补德治的功能局限 ,发挥德治的功能优势以弥补法治的功能局限 ,实现法治与德治的良性互动。     

坚持法治与德治的具体、历史统一

不论是法治还是德治 ,都是历史的产物。坚持法治与德治的具体、历史的统一 ,既是法治与德治内在统一性的要求 ,也是实现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的关键。坚持法治与德治的具体、历史统一 ,首先必须立足于我国现实经济基础 ,而不能脱离或超越这一基础 ;在此前提下 ,还要坚持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具体、历史统一 ,以及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与德治实践的具体、历史统一。     

论德治与法治的良性互动及其实现条件

实现德治与法治间的良性互动,是贯彻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并举思想的关键。德治能够推动法治,但运用不好也会干扰法治,所以必须遵循其自身规律。目前我们国家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是进一步推进行业的自律。法治对德治具有能动作用,改革就是要通过法治来催生新的道德规范。当前法治建设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是本身的机制尚不健全。要推动法治文化的建设,必须通过有效途径把法治的理念转化为人们内心的道德力量。     

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法治与德治的有效结合

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治国方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治是关键,德治是基础。只有法治与德治协调配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才能有效地实现和谐社会之国家治理。     

农村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路径探析

农村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融合是当前农村治理领域的重要课题,关乎农村有效治理的实现和乡村振兴的大局。农村外来资源流入不断增加、利益结构日趋复杂和农村日益开放等,对"三治融合"提出新挑战和新要求。结合农村利益结构变化新趋势以及国家对农村治理和农村发展的新要求,"三治融合"的实现需要以利益主体为中心推进"三治融合",以政治权力为依托建构"三治融合"权力体系,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统合农村多元组织,以村民会议为基础激活"三治融合"决策机制,以村民自治为载体推进外德内法治理。     

德治的发展与重建研究

德治是社会治道的选择之一,尤其在强调法治的今天,我们也要树立德治意识,充分发挥德治的积极功效。德治对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发展,起着精神引导作用,要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重建现代德治体系,丰富现代社会的治道选择。     

德法兼治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的道德建设

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德法兼治,紧密结合的思想,必须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的道德建设,这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永受人民爱戴的需要,也是提升全社会整体道德水准的需要,还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全面进步的需要。加强干部队伍的道德建设,要加强道德教育、注重道德调控,严格道德管理,即在干部教育、干部选任机制和干部管理监督上下功夫。     

论德治秩序的重建

德治思想作为我国儒家文化的政治理想,与儒家文化本身一样,有着其历史上的进步意义.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今天,它仍有存在的价值,用全新的视野审视它,它与当前的现代化进程并不相违背,追求民主政治并不妨碍我们对自身素质的要求,反而能使我们用更清醒的头脑反思自己的行为.面对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种种危机,我们更加需要对整个的思维模式和文化氛围做出必要而强有力的整合,新文化体系的构建势在必然.文化维新无疑是德治重建所期许的文化支持之道.     

浅谈全民法治观念的培育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涉险滩、啃硬骨头,必须以法治为社会最大公约数,以法治凝聚全面深化改革的共识,培育全民的法治观念。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全民法治观念的培育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从创新法治宣传教育、法治体制机制运行、法治文化的培育、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几个方面同步推进。     

自治、法治与德治：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乡村治理始终是贯穿于三农工作的根本性问题,关系党的治理能力和执政水平以及中国乡土社会的安定和秩序。自治、法治与德治作为乡村治理探索的成功经验,是亿万乡村农民首创精神的集中体现,展现了乡村共同体提升精神、谋求善治、追求发展的诉求和愿望。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而三者的最优融合发展体现的是乡村治理进程中所坚持的传统与现实、坚守与创新、差异与选择,这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路径,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价值取向。新时代中国乡村治理体现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是,坚持党对乡村治理工作的领导,坚持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强化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法治保障,引导社会协同性力量的广泛参与。     

中国伦理传统的“德治”与“治德”

自周初德治主义的萌芽至汉朝中国伦理传统“德治”模式的确立，其间历经管仲以法为主的德法结合论、孔子的以德治国论、荀子的礼法并重论等治国理论。然而，基于批判秦朝“法治”实践发展起来的汉朝治国模式，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下走向了纯伦理化的“德治”。与之相应，其培养“德治”主体道德素质的“治德”范式呈现为片面的伦理型特征。自汉至清历朝历代由盛而衰的“德治”循环实践证明：伦理型“治德”前提下的“德治”陷入了“德治”悖论。化解“德治”悖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选择是全面认识、借鉴吸收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治国理论及其“治德”范式，促进“治德”的伦理制度化。     

王阳明廉政思想的主旨、局限性及当代借鉴

王阳明在传统社会享有极高声誉,其廉政思想的主旨是致良知以安百姓,包括明明德以安民、致良知以灭欲、知行合一以为政等方面。从王阳明廉政思想可以管窥整个传统文化崇尚圣人之治的缺陷,即内圣外王的虚幻、存理灭欲的偏颇、德主刑辅的局限。不过王阳明廉政思想也有积极的当代借鉴意义,其主要表现:要以现代法治实现对圣人之治的超越,并在法治基础上注重德法兼治,重视德治的价值优势和治理效能,保持“法”与“德”的张力和秩序。     

德法兼修: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逻辑选择

党内政治生态的风清气正,既来自中国共产党人对从政品德的坚守,也源于对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遵循。因此,德法兼修是新时代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逻辑选择。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内在地要求党员干部政德素养与法律遵从的共同支持,必须一手抓德治,一手抓法治,实现道德和法律共同遵守、德治和法治相得益彰。具体地说:一是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德法共治理念的深刻意蕴,夯实德法兼修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论基础;二是强化理想信念教育与法规法纪教育相结合,提升德法兼修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思想基础;三是推进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制度建设,增强德法兼修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实践基础。     

法治政府的伦理思想与创新发展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法治建设的新征程。法治政府的建设与法治政府伦理观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二者的良性互动,当促成政府法治水平与社会伦理及治政伦理水平的提高,从而为新时期法治建设的全面推进提供了新的动力;而二者的非良性互动,则会对双方的存在、变迁,产生恶劣的影响,乃至造成有害的后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进程中,必须特别提出伦理思想的创新发展问题,即,进一步大力弘扬、落实宣传已久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进一步大力弘扬、落实业已宣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以指导、考察法治政府的建设。立德与立法同行、法治与德治并举,是法治政府伦理抉择的重要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