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相异和衔接关系分析

行政违法和行政犯罪是两种比较普遍且联系密切的违法现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正确识别之必要。它们的相异主要表现在：违法主体、违法性质和危害程度、客观表现和主观要求、所违反的法律规范、应受的惩罚方法等方面。在此基础上进而处理好二者间的衔接关系。在行政违法主体与行政犯罪主体上应保持对应关系,将作为行政主体的组织体纳入行政犯罪主体范围;在二者的危害性和情节轻重上把握好“度”,做到较轻的危害正常行政管理的行为与行政违法相称、严重危害正常行政管理的行为则纳入行政犯罪范畴;对行政违法形式和行政犯罪类型（或罪名）法律设定应相对称,故刑法应增设相应的新罪名;在二者的责任及制裁方法上也应做到相互衔接,不得以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代替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     

关于探究ATM机犯罪的罪名和构成要件

目前,利用ATM机犯罪的案件屡屡出现,而我国法律仍不完善,存在许多漏洞,对这一类犯罪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对其罪名和刑罚仍没有明确的界限.本文将对ATM机犯罪的罪名和构成要件做简要的探究,并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若干问题研究

本文着重探讨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罪名适用、本犯能够成为该罪主体及对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理解等问题。     

《刑法》第312条罪名拆分标准之我见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一新罪名。该罪名属于选择性罪名不存在争议，但如何确定该罪名的拆分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有较大分歧。笔者认为，本罪只存在“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两个犯罪对象之间的选择，属于单一式选择性罪名。理由如下：     

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两点认识

一、“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何种选择性罪名。刑法中选择性罪名的选择要素包括犯罪主体、行为方式和犯罪对象三种。根据三种选择要素组合方式的不同，选择性罪名又可分为单一式和复合式两种，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只涉及行为方式这一种选择要素，因此属于单一式选择性罪名，又如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涉及行为方式和犯罪对象两种选择要素，故属于复合式选择性罪名。修改前的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是单一式选择性罪名，选择适用不存在问题，修改后的罪名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区分

【裁判要旨】我国刑法对洗钱犯罪采用“多条文规定、多罪名规范”的比法模式,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受益罪均为洗钱犯罪,是特别法和一般法餉法条竞合关系。洗钱罪在主观上要求行为人明知涉案财物系特殊类型犯罪所得,但这种明知包括确定性认识和可能性认识,而且不限于具体的上游犯罪罪名。     

试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成立标准及数额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一新罪名，目前法律及司法解释尚未对该罪的成立标准及数额作出明确规定，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的难度，在此笔者就此发表一点看法。     

论发票犯罪的罪名整合与法定刑配置

立法程序中的非逻辑因素、立法标准的混乱、立法技术的粗糙,导致我国刑法关于发票犯罪的罪名繁琐、冗长。不规范的用语和过于具体的规定,造成处罚漏洞和法律适用上的困惑。对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规定不规范,除徒增法律容量外毫无实益。罚金数额的规定不统一,可能造成罪刑失衡。严苛的法定刑,违背了危险犯轻于实害犯的配刑原理。应当以犯罪行为为标准,对发票犯罪的罪名进行整合;根据严而不厉的立法理念,对发票犯罪的法定刑予以重新配置。     

与群体性事件相关的聚众犯罪问题分析

大量的事实和案例表明,群体性事件的犯罪活动大多以聚众犯罪的形式表现出来。聚众犯罪均以首要分子聚集多人,形成群体实施危害行为为特征,对社会秩序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其在刑事司法认定和处理上具有较大程度的复杂性。聚众犯罪作为我国刑法特有的一个概念,在我国刑法分则中对相关罪名进行了明确规定,分析与群体性事件相关的聚众犯罪,能够为有效的从法律途径解决群体性事件创造有力条件。     

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之认定

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规定较为笼统,不能简单将刑法第191条所规定的情形与相应的章节罪名机械对应,应该区分相应章节中的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不同对待.另外,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也是极为重要的判断标准,对其认定上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