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

少年司法制度由于其特殊地位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司法制度发展水平的标准之一。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制度的建立不仅符合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要求,而且是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的有效补救措施,同时也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需要。     

合适成年人参与讯问制度浅析

2012年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合适成年人参与讯问制度。合适成年人参与讯问制度体现了程序先行的理念以及儿童最大利益和双向保护的原则。鉴于法律规定的笼统性、司法实践的不统一,为了切实有效地实施这一制度,应当从合适成年人的资格、选任的主体、参与的程序、法律效力和经费保障等方面完善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     

构建我国合适成年人制度的实践性思考

合适成年人制度是源自英国的一项制度,是英国未成年人诉讼程序保护制度之一.建议构建我国合适成年人制度,合适成年人范围主要是由教师、社区工作者和自愿者组成.要对合适成年人进行必要的培训,并强调注意的问题.     

引进“合适成年人”制度初探

昆明市盘龙区政府与英国救助儿童会合作的“未成年人司法试点项目”以引进英国“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为切入点 ,进行“司法分流”和未成年人的社区帮教和矫正工作 ,全方位维护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经过两年多的探索 ,这一试点项目已将“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本土化 ,制订出一整套“合适成年人”参与的程序并付诸实践 ,为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做出初步的探索     

独立模式下的合适成年人制度研究——针对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执行法定代理人到场条款难的困境

修改后的刑诉法是我国少年司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其对改革和完善少年司法制度具有非凡的意义。而在执行修改后刑诉法的第270条第一款规定时,司法部门面临着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的现实困境。为更全面地保障涉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应探索适合针对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独立模式下的合适成年人制度。     

合适成年人制度的困境及对策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事实上确立了合适成年人制度,实现了该制度的法治化。然而,此制度存在立法逻辑不够严谨、制度设计不够合理等理论困境。完善合适成年人参与机制的具体对策包括：树立＂国家亲权＂与教育刑理念,制定合适成年人制度的相关规则,设立一个合适成年人专门机构,优化合适成年人制度的物质系统。     

合适成年人的法律地位分析

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制度是专门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设计的程序,目的是弥补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缺陷,使其“成年化”.因此决定了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的主要职责应该是抚慰与沟通,监督是其衍生职责,教育是其辅助职责.同时应当规定合适成年人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处于客观、中立的地位,不应偏向办案机关,更不能作为办案机关的协助者,并且需明确其应当享有的具体权利,以使得该角色能够真正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发挥作用.     

合适成年人制度的实践探索与构建

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制度可有效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犯罪发生,保障其合法权益。这一制度在地区探索中存在诸多问题,应进一步明确合适成年人的角色,完善合适成年人库建设,明确参与的诉讼活动及程序,并利用社会帮教制度和合适的物质保障,确保该项制度的有效实施。     

反思与完善:我国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新《刑事诉讼法》第270条突破了原《刑事诉讼法》的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将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正式入法,对保护涉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实现程序正义,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该制度仅仅是原则性规定,对合适成年人的主体范围、选任、权利义务及经费、组织保障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需要进一步以制度的形式进行明确和完善。     

试论新刑诉法背景下的人民监督员制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作为一项引人瞩目的制度创新,是检察机关根据中国国情探索创建的。此项制度从试点到全面推行,得到了普遍的社会认同,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强化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监督机制、扩大诉讼民主、促进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具有其他监督制度难以替代的独特功效。但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作用,是我们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论新《刑事诉讼法》中的看守所

2012年3月14日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人们关注的看守所问题予以回应,条文中十次出现"看守所"。从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来看,看守所应当视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其所展示的看守所的诉讼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未决羁押的执行职能,二是部分刑罚的执行职能。现行看守所事实上隶属于同级公安机关,应当重置看守所管理体制,保证看守所中立。     

论新刑诉法对程序滥用的防范

新刑诉法强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律师帮助权,改革了卷宗制度,改进了证人和鉴定人的出庭制度,强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事程序进程的参与,有助于防范刑事程序的滥用.但是新刑诉法缺乏应对基层司法地方化的措施,法律援助制度不能充分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被告方的质证权还需要进一步的保障,因此难以充分防范刑事程序的滥用.应当在四个主要的方面进行相应完善,以便进一步加强刑事辩护,有效防范刑事程序的滥用.     

德国刑事诉讼特色制度概览及评析

德国的刑事诉讼法典,是一部古老的法典,其刑事诉讼法的形成与发展深受意大利法和拿破仑法的影响,故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现行的德国刑事诉讼法的特色制度主要表现在其阶段划分的独特性、在适用强制措施上实行较为独特的人身保护制度、庭审预备阶段独立等,其中判例法现象又是德国法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特征。     

新《刑诉法》视角下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思考

律师—委托人特免权作为辩护人的一项重要权利,为世界主要法治国家立法所承认.而律师—委托人特免权的理论来源于社会价值的选择和无罪推定及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并在此基础上与律师保密义务有了明显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但是新刑诉法也存在不足之处,表现为赋予特免权的内容过窄和免证特权的例外情况适用不清楚,需要考虑法律的实际运行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论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归属

以是否区分参与人的类型和程度为标准,划分了单一正犯体系和区分制共犯体系。根据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所有犯罪参与者只要为犯罪成立提供条件的,均按照正犯处理;将犯罪参与者以作用的大小为标准划分为主犯、从犯;对实行行为、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规定了统一的法定刑;这些均符合实质的单一正犯体系的特征。将我国犯罪参与体系归属为单一正犯体系,避免了理论上因区分正犯与共犯而导致的问题,有利于科学定罪、合理处罚。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现状浅析

证据开示是英美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概念,我国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建立严格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但是已经将国外证据开示制度的一些合理、成熟的规定逐步运用到我国的刑事诉讼过程之中。我国现行证据开示相关规定存在一些问题及弊端,刑事诉讼立法迫切需要改变这一现状,确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证据开示制度。     

完善刑事诉讼法官回避制度之思考

实现司法公正是法治社会永恒话题。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法官回避制度在刑事诉讼中意义重大 ,但存在不少问题。笔者从完善刑事诉讼法官回避制度的角度 ,提出了一系列的立法建议 ,以期达到为实现司法公正的终极目标做出微薄贡献。     

论刑事诉讼中的社会参与

社会参与原则应当包括辩护和代理制度、非职业法官参与诉讼、社会组织对司法活动的制约以及社会公众对司法运作情况的知情权等内容。我国应当从陪审制度、辩护和代理制度、公开审判制度等方面完善社会参与原则。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

刑事证据规则是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指导司法机关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的规范性规定。证据规则的出发点是认为司法证明活动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完善性 ,因此法律必须规定在可能出现错误的地方浪费某些证据 ,也不要乱用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用六节三十二条的篇幅对司法人员的取证行为作出了系统性的规定 ,但证据规则只有一个粗略框架。目前我国主要的证据规则有非任意性自白排除规则、被告人口供补强规则 ,亟需建立的还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特权规则等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语境下的立案程序改革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已提上日程。其再修改,必须在和谐理念指导下进行。立案程序的改革,也必须以和谐理念为指导。立案程序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启动程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当前立案程序中仍存在不少问题,亟待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