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同一性与对象多元性的理论建构及其超越——以阿多诺启蒙理性批判为例

<正>在启蒙理性批判中,阿多诺的哲学试图通过对微观层面的重新定位,展开对整个人类文明已有思维方式的分析、反思和批判。与此相对应,客观上也存在着一个马克思哲学如何对待启蒙理性的问题。虽然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并没有明确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伪问题——如果马克思对此问题采取了无批判的默认态度的话,那么阿多诺在启蒙理性问题上边缘马克思哲学"实践"立场的做法就是成立的。实际上,正是由于马克思和阿多诺在理论微观领域上的差异,才导致了二者在理论与现实关系处理方面的重大分歧。     

从康德的“启蒙论文”重新反思“启蒙的辩证法”

由于"启蒙"伴随着现代化的整个过程,对"现代性"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对"启蒙"的批判.说"启蒙"存在着"辩证法",并非什么深刻的思想.若要深入地思考"启蒙辩证法"这一"现象",关键的就不是简单地从"启蒙"宣导者的立场跳跃到"启蒙"反对者的立场上,而在于如何"超越""启蒙"内在的局限,因为"辩证法"作为一种"思想方式"从根本上就是反对"非此即彼"的外在否定.而要完成对启蒙的"内在超越",我们的思想必须返回到"启蒙的经典作家"的经典论述.     

马克思对现代性法哲学的批判与超越

马克思虽然曾经受过启蒙的现代性法权哲学的影响,但实践中的困扰使得他走向了对现代性法权哲学的批判。自由、平等、理性的现代性价值在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下只具有抽象的形式化特征,而在经济学的生活的生产和资本等概念的剖析下则原形毕露,交换领域的平等一旦进入生产领域马上被不平等取代。而马克思的实践论思维方式更是对启蒙的现代性价值具有一种整体性批判的功能,实践论的法哲学本身就是批判的法哲学。     

启蒙法理学与中国的法制建设

启蒙法理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固然重复了启蒙哲学的经典主题，却带有鲜明的中国问题和时代特色，为此成就了中国社会成长所亟须的一系列正当性话语。在对法律的合法性、法律权威、法律主权和国家治理等的论证中，强化了对矛盾原理、法律与连续性权威、代表和代理、自由和关系、“统”与“治”、以国为国等问题和关系概念的理解，为进一步进行改革开放时代中的国家制度建设提供分析性的理论资源。     

基督教原罪论对现代刑法的启蒙

缘起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刑法制度,在形成与发展中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其中,基督教教义中的原罪论以及由其衍生出的自由意志论、赎罪论等,对理性地认识犯罪、确立刑事责任根据及科学引导刑罚制度提供了不可忽视的理论支持,从而对现代刑法制度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     

刑法理论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刑法理论自启蒙以来,经历过两次深刻的危机。第一次危机以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的理论交锋为表现形式,冲突的焦点集中在刑法与价值的关系问题;第二次危机突出表现为后现代法学对现代法学的理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的全面颠覆。通过对两次理论危机的梳理,作者初步探讨了不同时期刑法现代性问题的不同表现及其产生的理论根源,指出刑法现代性问题的实质是刑法理论内部现代性因素特别是理性因素矛盾运动的结果。     

刑事政策的批判理性--刑事政策的理性思辨之一

无论是启蒙时代古典主义刑事政策还是科学时代实证主义刑事政策,亦或是近现代新社会防卫的刑事政策的发展都是建立在科学的方法论和批判理性的基础上。刑事政策研究不仅要坚持理性的批判,具有批判的理性,还要坚持运用正确的方法,追问刑事政策研究的进路,回应现实,解决理论与实践悖论之难题,确立基本刑事政策,为刑法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持。     

论康德道德神学对心灵秩序的自由根基重置

探讨伦理道德与宗教信仰的关系以确证道德发展秩序的根基是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论域,康德以此建构其道德神学;基于对启蒙的内在困境与现代伦理悖谬的深刻领悟,康德试图通过道德理性自身的启蒙以及宗教的启蒙确证现代理性道德信念,使自主性自由的理念成为道德神学最强有力的建构性原理,不仅将上帝存有的道德证明的实在性意义限制于主体性确证的实践理性自由领域从而超越了自然实在论,而且促进了宗教信仰的世俗化进程,即实现了向"信仰性道德"这一现代信仰形式的根本性转变。然而,无论是基于意志自律的信仰性道德还是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都招致了诸多质疑与误解,最终把心灵秩序或弃恶向善这一心灵改变的根基问题呈现出来;对于心灵秩序的根基究竟应该是恩典自由还是理性自主自由的辨正,则涉及人文道德与宗教信仰关联的复杂性、康德自由理论对于"自我本性"与"主体性自由"的确然区分、现代人文主体的人性自救与上帝恩典之间存在着的矛盾张力等问题的认识。     

儒家思想对世界新人权理论的贡献——从张彭春对《世界人权宣言》订立的贡献出发

<世界人权宣言>是二战后最重要的国际人权文件之一.它超越抽象的"自然权利"人权理论和地域性"基本权利"人权理论,建立了"全球道德共识"人权理论.这一世界新人权理论的确立与中国学者张彭春的贡献密不可分.张彭春作为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全程参与了<世界人权宣言>的制定.他以儒家思想为依托,提出了反对西方中心、提倡多元、抛弃宗教哲学纷争寻求道德共识、用良心制约理性等诸多人权理论主张.他提出把"仁"这一道德禀赋作为人权的基础,为面临宗教批判、理性批判和权力批判而陷入困境的传统人权话语找到了新的合法性源泉.     

论价值理性

价值理性是不同于工具理性的一种独特理性，它是人类在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并不断更新的价值智慧、价值良知，对人的生活实践具有支撑、规约、范导功能。面对工具理性张扬并挤压价值理性、价值理性边缘化的现实，我们必须在继续重视工具理性的同时，大力弘扬价值理性，并以价值理性激发、规范、引导工具理性。我们必须加强价值理性建设，健全价值理性，从而使其发挥应有的功能。     

被误导的关系：渐进决策模型与理性决策模型

理性决策模型曾经饱受林德布洛姆的批判.这些批判使不少人以为,渐进决策模型和理性决策模型只存在紧张的对立关系.事实上,尽管渐进决策模型是在对理性决策模型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相容关系.无论是从主要内容来看,还是从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来看,两者并不完全是对立关系,还存在着相一致的一面.     

下凡的《红楼梦》与不下凡的启蒙——晚近中国政法转型之际《红楼梦》的启蒙式解读

《红楼梦》的政法启蒙意义是红学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百年红学记录了百年中国政法启蒙的跌宕起伏,从排满革命、民权民主、反封建与阶级斗争的启蒙,直到本世纪上升为普世价值的启蒙。《红楼梦》应当告别政法启蒙的沉重,回到人文理性与悲剧精神,回到关照人性本体和生活本身的平常人的启蒙。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宗教思想的批判与超越——论马克思的宗教批判

在宗教学领域里,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宗教观中的优秀成果,并克服了其旧有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科学地阐明了宗教产生的根源及本质,从而实现了宗教批判的革命转向。本文试从二者宗教思想的区别中,说明马克思在宗教批判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从而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本人的宗教思想。     

关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理论著述的早期著作、在其著作时期,马克思的哲学观处在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向过程.马克思在文章中发表了下述精辟的理论观点:论述宗教的质,指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它一切批判的前提;人创造了宗教而非宗教创造了人:宗教是颠倒了的世界及其总的理论宗教的颠倒性世界及其理论是相对于世俗世界及其理论的批判性表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论述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指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论述现存社会制度的物质性,指出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论述理论对群众的思想武装意义,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论述作为世界观的哲学与无产阶级的功用关系时,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政府治理的工具基础：西方政策工具理论的知识学诠释

“政策工具”的理论认知的薄弱会极大限制政府治理的思路与绩棼。国际学界已就政策工具进行了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但我国内地学界对这些理论成果的系统性引介仍属凤毛麟角。以知识学诠释为进路，综合运用系谱学与类型学，可以较为系统地展现政策工具研究的理论图景。按照系谱分析逻辑，对政策工具的概念与知识谱系（功能论、资源论和策略论）予以梳理。继而，依照类型学逻辑，对政策工具研究中并存甚至是竞争性的阐释视角、学派以及政策工具（及其评估标准）的类型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对政府治理实践分别从目的理性、工具理性、程序理性和评价理性等层面进行反思性阐释。     

哈贝马斯的商谈论及其对基层民主建设的启示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是当今哲学界关注度较高的一种哲学理论,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时代性。哈贝马斯在批判马克思·韦伯的工具理性的基础上,把研究方向转向人们的交往行动,用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而目前我国正进入到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也可以从交往行动理论中吸取养分,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建设社会主义的基层民主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神”——基于福柯权力理论的现代性考察

福柯的权力理论是对现代社会中权力运行的另一种描述。福柯从对霍布斯权力理论的批判中,对马克思理论的扬弃中,以经验论的实践视角和后现代的微观视角通过从"酷刑"到"监狱",从"惩罚权力"到"规训权力",重构了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理论,并塑造了一个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神"。在"权力神"理论的背后,其本质是现代国家理性的表达。福柯在现代社会中所塑造的"权力神"理论,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困境:自由主义社会中的二律背反,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现代社会中价值理性的缺失。     

论行政法的工具理性

本文拟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角度,在对行政法的工具理性多方面分析的基础上,系统阐释工具理性的本质特征,从而得出现代公共行政倡导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的结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普罗米修斯精神”超越启蒙人权话语——马克思人权思想的范式与逻辑

对于构建中国人权话语而言,马克思的人权思想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理论资源。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人权思想的阐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启蒙范式"的理解路向,这使得以批判和超越启蒙人权话语为逻辑起点的马克思人权思想最终落入启蒙人权话语范式的桎梏之中。马克思的人权思想,实际上从根本上证伪了启蒙人权话语范式。对于马克思而言,生发自启蒙思想的人权话语,只是一个表达人权之低位标准的"老问题",局限于对异化之现实的承认和维护。而马克思显然不满足于这种低阶标准,并以"普罗米修斯精神"提出"人的解放"这一"新问题",在主体范式、价值范式和权利话语范式三个层面上超越了启蒙人权话语范式,从而对人权之理念内核做出了更加彻底的推进,亦为未来的人权实践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与先导性理论。这正是马克思人权思想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它向我们表明,构建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不应停留在启蒙人权话语中自我设限,而更应从"人类共同命运"这一更加宏大的立足点出发,去发现和解决真正事关人类共同价值的"新的真问题"。     

赎刑的废除与理性回归

从产生到废止,赎刑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历史变迁中,赎刑被新刑法典拒之门外。理性对待赎刑的态度,应该是批判地继承。应去除赎刑中的特权因素,继承赎刑中的理性成分,对赎刑进行符合时代精神的改造,使赎刑古为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