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五十一):乡土社会的法律作业

<正>在写这份主持人手记的时候,我手头正好摆放着两位青年学子寄赠的有关乡土社会法律和秩序研究的新著:刘正强的《新乡土社会的事件与文本——鲁县民间纠纷的社会学透视》,陈柏峰的《乡村司法》和《暴力与秩序——鄂南陈村的法律民族志》。这表明,尽管中国的社会结构性质正在迅速地从乡村主导型向都市主导型转变,但乡土社会无论在人口上、文化上、还是在情感记忆上,仍对中国社会及其变迁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转折时代乡土中国的现代／性--以《人生》为例

路遥的《人生》以主人公高加林的个人主义奋斗为中心，揭示了1980年代初期中国乡土社会的一系列新的变化。以高加林返、离、再返乡村的人生道路及其在巧珍与亚萍间进退失据的爱情选择为线索进行探讨发现，“城乡交叉地带”的知识男性身上隐喻了转折时代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欲望与挫折，以及“乡土中国何去何从”这一历史症结，对解读转折时代乡土中国的现代性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社会法理秩序与礼治秩序的冲突与整合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当前，乡村社会的秩序建构在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分析了多元秩序的冲突及原因后，进而提出主张：要夯实基层民主的根基，要实现法理秩序与礼治秩序的良性互动，还要确立乡民的规则意识，夯实建构乡村法治秩序的基础，整合乡村社会秩序。     

乡村精英与规则变迁

乡村治理模式与乡土社会法律秩序的形成,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两个结构性因素:乡村精英与规则。一方面,乡村精英根据地方的需要选择适用不同层面的规则,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对多元规则进行整合;另一方面,规则凭借自身的公共性、普遍性以及强制性约束和规范乡村精英的行为,并最终保证乡土社会和谐的生活方式。     

多元权威运作与乡村秩序的维持

早在五十多年前,费孝通先生就曾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这样指出:“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的特征之一是“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地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社会秩序主要是靠老人的权威、教化以及乡民熟悉的规矩和习俗来维持。五十多年后,中国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从《乡土中国》看新时代农村司法制度完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要振兴,乡村善治的环境是基础,一个兼容乡土气息的司法制度则是必要保障。而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正描述了中国特有的乡土伦理体系与基层权力结构。虽然时代不断发展变化,中国农村也发生巨大变迁,但笔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当下",差序格局""礼治无讼"等传统思想,依然对乡土社会影响深远。因此,完善新时代农村司法制度需要在法治原则下兼顾礼治影响。     

以礼变俗：传统礼学推进乡村德治现代化的路径探析——基于北山学派的礼学实践

“礼”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规范，是构建现代化乡村礼俗秩序、实现精神富有的文化之源，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自南宋以来，金华北山学派作为“紫阳之嫡脉”，以敦化导民、醇厚乡俗为目的，在积极参与地方治理和家族规范构建的礼仪实践中体现出强烈的仁学追求。当前，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可借鉴北山学派“以礼化俗、德业相劝”的礼学实践，从礼法结合、德业相劝、礼乐并举三个维度，构建道德意识和法律精神兼顾、致富理念与关怀精神相结合、乡土情怀与现代思维相衔接的乡村德治现代化建设路径，为进一步推动形成与共同富裕目标相匹配的乡村礼俗秩序提供有益借鉴。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对于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的意义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一部乡村社会学著作,该书不但说明了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性质以及具有差序格局特征的社会结构形式,而且叙述了建立在这一社会结构基础上的治理方式,如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等。当社会性质由乡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社会结构形式以及治理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这一过程表现为内生性、渐进性、长期性的特征,基于此,乡土社会的治理方式对于现在的乡村社会治理就具有现实意义。借鉴乡土社会的治理方式,对于完善我国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以及增强文化自信都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数字化转型与治理悬浮——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分析框架

乡村数字化转型逐渐催生了乡村治理的新形态，这使得原本深嵌于传统治理中的结构与过程从中脱嵌出来。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出发，技术嵌入与乡土性的对立、政府组织的独角戏、传统乡情和文化的相斥与数字生态的整体不适，使得乡村治理情境与数字化转型愿景相割裂，带来了乡村数字“隐秩序”与治理悬浮。乡村数字治理迫切需要在地性的内生力，从“技术”到“生态”的系统建构，能有效推动形成“技术-组织-文化-生态”层面的制度联结，实现乡村治理与数字转型的关系再嵌与实践联合，进而为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乡村数字治理提供生态性支持以及可持续的承诺。     

乡村问题如何“惊扰”了中国社会科学——以社会学、人类学与乡村问题之间互动关系为例的分析

乡村现实问题和有关乡村研究的理论问题，共同组成了吸引学者们关注、思考乡村社会的基本动因。学者们要么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而参与到对乡村的研究之中，要么由于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的一块“巨大的存在”而使诸门社会科学理论与思考不得不将之纳入考察范围。这些“问题”对有着自身边界的社会科学具体学科而言无疑是一种“惊扰”，这种“惊扰”既表明了中国社会科学诸门学科在当今中国的一些尴尬处境，也表明了包括乡村问题在内的中国社会实践对于中国社会科学诸门学科的需求和期待，期待它们呼应并解答这些问题。因而考察乡村问题与一些社会科学具体学科之间的互动或“纠结”关系，分析乡村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这些“惊扰”，可使我们对中国学术的当下使命有更加具体的认识。     

作为乡村社会控制手段的“面子”：涵义、特征、运行机制

我们基于对中国数个村庄的田野调查，以探索“面子”如何成为乡村社会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手段之一。“面子”具有可交换性和可逆性，争面子行为在村庄形成面子等级结构。在这个等级结构中不同层级之间权力与义务不对等，并且在上下层之间有着畅通的流通机制。面子具有他律性，在乡村熟人社会中，人们的越轨行为更容易受到集体的排斥，导致面子惩罚的有效。然而面子作为控制手段的前提是村庄的生活面向，在一个生活面向向外的村庄，农民不在乎他人的评价，村庄中的“面子”也就不再起作用。     

合约管理约管理:乡村治理新模式——以“华寨模式”为例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社会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民族地区农村也处在转型期,社会风险不容小视。乡村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的基础,贵州省锦屏县华寨村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利用契约的伦理性,制定了《村民自治合约》,实现了乡村民主自治,推动了全村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从“善秩”到“善治”:新时代“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优化路径

传统意义上单一的自治、德治和法治追求的都是善秩,在治理成本、稳定性、治理效能方面各有优劣。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着传统乡村治理巨大变迁、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亟需完善、乡村治理结构有待整体优化等现实问题,乡村秩序亟待重构。从“善秩”到“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多元规则良性发展、多元载体融合共生的“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是乡村治理走向善治的新路径。     

费孝通“社会团结”思想释认

对费孝通的乡村研究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其中贯穿着一条关于重建"中国式社会团结"的线索。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是一种工农互补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纽带、社会分工是通过儒家伦理与亲属关系共同维系的,呈现出一种基于"熟人社会"的有机团结。这是理解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划分社会类型的关键。面对乡土社会的社会解组,费孝通认为现代工业下乡是拯救乡土社会的关键。但随着乡镇企业转制,费孝通进行了自我反思,逐渐从社会结构转向个人心态。     

乡村社会秩序的新格局:三秩并行——以某地“乡土人才职称评定”为例

改革开放和市场转型以来的中国农村,一直面临着重建基层社会秩序的挑战。税费改革后,政府试图以项目加资金的方式为村庄注入发展活力与构建秩序,可在市场经济与传统社会文化等多重力量的作用下,乡村社会产生了多种行动逻辑。本文以某地"乡土人才职称评定"试点项目为例,探讨了不同的社会主体的行动规则,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秩序新格局:政府、市场、社会各自沿着自己的行动规则,三种秩序并行于乡土社会。     

走向“第三领域”:乡绅阶层之于乡村自治的探讨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迅速推进的今天,中国乡村逐渐丧失自治的传统和社会基础,以传统"绅权"为基础的乡村自治的优势已不再显现;但乡村不会因为城市化而消失,以"新乡绅"为代表的乡村建设的精英能人力求通过发掘传统秩序和文化的路径重建逐渐瓦解的乡村。为此,中国应立足于乡村自治的历史资源和现实储备,通过不断发挥基层政权的卷入能力、积极发育"人民"的自治组织和完善乡村精英流动机制等措施,从包容的政府和圆融的民间中逐步实现乡村自治走向"第三领域"。     

旧传统“制度化”：制度变迁视角下的“驻村第一书记”探究

从“农村工作队”到“驻村第一书记”的不断再生产囿于国家宏观政治社会环境，更嵌于乡村社会环境变迁历程，是一个经济、政治与文化多领域交融下制度变迁的过程和结果。动员和组织乡土社会以达成党和国家对乡村的有效整合是贯穿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的主线，而党建动员社会则是贯穿其中的重要机制，是政治社会发展变迁的本质特征。在党政统合下，兼备政治机制与行政机制优势的派驻干部辅以资源联动机制和情感融通机制，通过自身独特的组织和政治特性与其他主体之间的互动，最终演变成一种相对稳定和较为成熟的制度，并且该过程呈现出了常规治理和运动式治理之间复杂微妙的“制度化”平衡。     

我国诉讼文化的乡村视域

法治实践离不开诉讼文化的范导和支持 ,我国乡村法治的前提之一在于乡村诉讼文化品位的重塑与提升。无讼和非讼观念仍然困阻着乡村法治的进程 ,民间“习惯法”大有吞并置换国家“制定法”之势 ,诉讼救济或曰法律救济尚未成为乡土中国利益实现的主渠。依法治国这一伟大方略的实现有赖于找准“现代”与“本土”的接点 ,进而着力于乡村诉讼文化的批判性传承和创新。     

乡村政策执行逻辑——一项基于Y镇包村干部角色的分析

包村干部处在连结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乡村政策执行"节点"上,他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掌握的行动资源、运用的政策工具以及取得的治理绩效,为揭示乡村场域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其约束下的基层政策执行逻辑提供了一种微观视角。在乡土社会中,通过包村干部的衔接,政策的执行体现出国家权力主控逻辑与乡土社会自主逻辑的非均衡耦合。故此,合理重塑包村干部的角色功能,对于改善乡村政策执行与推进村治现代化,有着积极助益。     

现代化背景下我国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对乡村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用现代文明方式和理念重新诠释、解读乡土文化价值体系，重新实现乡村文化的振兴。然而，由于社会生产方式转变、商业文化传播、乡村文化精英单向流动、乡村集体经济低迷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乡村文化陷入了“破”“立”断裂、去主体化、边缘化以及文化空间萎缩等困境。为突破这些困境，有必要树立乡村文化建设新理念，通过构建乡村传统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再生产机制、构建乡村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吸引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文化建设，久久为功，实现乡村文化在现代化发展框架中的转型与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