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博弈与平衡——以《行政强制法》为视角的探讨

政府与公民是宪政框架下市场经济模式中最主要的博弈主体,因此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间关系的变更、边界的调整,是一个长期动态的博弈过程。如何保证在冲突的语境中找寻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平衡进而实现正和博弈下的＂共赢＂,已成为行政法制建设的主流价值追求。2011年6月30日颁布的《行政强制法》把平衡行政强制权力与公民权利作为贯穿该法各项制度安排的一条主线,通过严密的制度设计,既强化了对行政权力的限缩和控制,更关注了对公民权利的伸张和保护,初步实现了理性平衡二者关系的立法价值追求。     

论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和谐共动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利来合理地制约权力.但在我国当前的现实生活中,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民与官的关系被倒置和互相对立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依法治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大忌.所以说,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实行法治,不仅要看公民之间是否依法解决彼此间的冲突与纠纷,更重要的是看国家与公民是否依循宪法和法律来解决相互间的博弈.因此,行政权力如何在公民权利合理制约下恰当行使,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如何相辅相成、和谐互动,就成为当前我国理论与实践急需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权利与权力:行政法的理论逻辑

本文认为,行政法的核心范畴是行政权力,而行政权力的基本法律关系是行政与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关系。现代行政法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与国家行政权力之间的理性、动态的平衡,这既与法律调整的价值目标相一致,也符合权利与权力关系的性质和特质;但“平衡”并不排斥行政法的价值侧重。为了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必须坚持以控制国家行政权力作为行政法的基本价值取向,这既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法哲学价值论的基本原理,也是现代行政法的必然的价值选择。     

权利本位:公安行政的理论逻辑

公安行政的基本法律关系是公安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公安行政的基本价值目标就是确立权利本位的范式,实现公安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理性、动态的平衡。同时,为了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必须把职责本位作为公安行政的价值取向,从而使公安机关真正做到依法行政、执法为民。     

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的行政紧急权力的法理分析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冲击而导致社会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政府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相应的应急法律规范,通过调整紧急情况下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维护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为此,我们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行政紧急权力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法律保障机制和救济机制。     

突发公共事件中公民权利的保护机制分析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冲击力导致整个国家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应急法律规范,来调整紧急情况下的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 维护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为此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公民权利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程序制度保障和救济机制,以寻求突发公共事件中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     

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受益权法治化探析

行政相对人针对行政主体的行政受益权是公民权利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现代福利国家服务行政理念下,行政主体保障该权利的实现成为一种法律上的义务,实现了重要的法治观念的转变。我国对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受益权的保护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权利，你为何向权力“下跪”——下跪事件的一种解读

现代语境下，政府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公民为更好地保障自身权利而对政府进行权力授权。我国最近发生的几起群众为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向政府下跪的事件，却反映了我国某些地区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关系的某种程度的异化。究其原因，政府权力生发和运行的委托代理机制、权力实际行使者的人性因素、权力本身的特性乃至我国的官本位的文化传统都制造了政府权力异化的空间。矫正政府权力的异化，使公民维护权益不必“下跪”，就应针对上述因素作出相应努力。     

违法强拆背后权利与权力的思考

公共权力来自权利,一切权力皆属人民,财产权利是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违法强拆事件中行政权力与公民私权的冲突应当提交司法裁决,禁止行政强拆.厘清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是依法行政的前提,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以公民权利为本位,公共权力运行目的应当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公民权利,公共权力运行中必须紧密依靠公民权利的拥护与支持.只有规范行政权力的运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社会履务与社会管理职能并重,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才能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才能真正实现.     

行政应急性原则与公民权益保障原则的冲突及平衡

行政应急性原则和公民权益保障原则是行政法的两大重要原则,在行政法治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突发事件和紧急状态的管理与处置中,由于行政应急性原则具有的权力优先性、紧急处置性、程序特殊性、社会配合性、救济有限性的特点,不可避免地与公民权益保障原则发生现实冲突。建构行政应急原则与公民权益保障原则的平衡机制须明确政府的法律责任,完善行政过程中保护公民权益的相关制度,建立突发事件下公民权利保护的司法救济制度。     

税法权利的逻辑结构——以霍菲尔德的权利分析理论为据

基于美国分析法学家W.N.霍菲尔德的权利分析理论,税法权利不仅是税法规范的价值核心,而且理应成为实证税法学研究的真正起点。税法权利的逻辑结构纵横交错,在横向的维度上,税法权利包括课税权和纳税人权利;在纵向的坐标上,税法权利既有原权利,也有救济权。课税权包含数项具体权能。纳税人权利广义上包括自然权利和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权利,狭义上仅指后者。"有权利就有救济",救济权的前提是原权利遭受不法侵害,救济权是原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救济权的逻辑结构体现为"要求——义务"的法律关系。     

论中国语境下法治政府的内涵和实质

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正处于关键时期,在转型背景下,法治政府建设的实践对法治政府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要求。基于对实践问题的思考,从利益配置、权利与权力关系和公民与政府关系的角度分析和再探讨法治政府的内涵,并提出建构良性互动型法治政府的理论设想,以期对转型时期我国建构法治政府的实践提供理论导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过程中的公法思考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是处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过程。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公民有知情权,政府有信息公开义务;公民财产权受法律保护,国家征用财产的权力应受法律规制;公民人身自由权受法律保护,强制隔离措施的采取应依法进行。     

论法治社会中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均衡定位

中国在实现法治的进程中,应从制度上入手,慎重处理好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关系,对公权力和私权利进行合理的定位。社会主义法治应该改变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强弱不平衡、不对等状态,使两者处于一种势能均衡状态,以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     

论我国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及完善途径

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作为两个相互紧密联系的基本范畴,是法制国家和和谐社会必须重视并处理好的关键问题之一。面对现有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及社会协调运行机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应在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的同时,使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能够协调一致,共同向前发展,进而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     

公权力与私权利关系的法理学思考

中国的法治意识土壤中存在公权力偏好,在公权力和私权利关系上存在倒置、虚化和随意化现象。这种意识在制度层面导致宪政政体中政府和社会关系界分和设置的混乱,在机制层面上导致司法不能成为政府和社会的中立裁判者,从而导致法治之"法"的权力依附性和法治之"治"的落空。作者认为对于后发性的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来讲,首先要树立现代的权力和权利观,在宪政体制中界定好政府和社会的制度关系,进而确立符合法治目的和运作特点的机制模式。     

防止警察滥用权力

警察权在一个社会中的实际运作状态,在相当程度上标志着这个社会文明的发展水平。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在一定条件下成反比例关系,即警察权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利的缩小,警察权力的滥用往往使公民权利化为乌有。警察执法活动中的违法违纪问题和滥用职权等腐败现象已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在现代法治国家,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应以法治的理念重新审视警察权,并以法治原则和观念指导警察权的设立和行使。     

政府法治途径的宪政解读

宪政和政府法治是关系密切的两个概念。宪政对法治、人权、自由、平等的内在追求要求政府应当实现政府法治。所以在宪政视野下的政府法治就有其特殊的内涵,只有明确并处理好政府的行政权与个人的公民权等一系列权力之间的关系,并加快各种相关制度的建设,我国的法治政府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和谐社会的构建与警察权的行使

从法律层面而言,和谐社会的本质是权利与权利、权力与权利、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和谐。警察权的行使实质上就是如何处理好公民权利与警察权利、警察权力与警察权利、警察权力与其他公共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具体主要体现为如何处理好执法意识与执法公正、执法效果与社会效果、执法程序与执法效率、执法监督与执法保障、执法规范与执法权威之间的关系问题。     

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合理运行的主要途径探寻

在现代社会,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与扩展已不可阻挡,怎样在赋予行政主体充分、必要的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使这种权力不被滥用,是依法行政的核心。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单一的制约都难以起到对自由裁量权的有效控制的作用,针对我国行政法治现状,现阶段必须从规范抽象行政行为、强化行政程序、加强司法审查、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道德素养、完善行政内部控制制度、强化权力机关监督和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利等途径来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