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罪名如何适用

选择性罪名如何适用,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选择性罪名具有行为、对象选择的特点,因而在对其进行选择适用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适用具体的罪名。选择性罪名一罪或数罪的认定应以犯罪构成为标准,处罚时不实行数罪并罚,还应注意法规竞合、牵连犯、想象竞合犯的问题。     

《刑法修正案(十一)》罪名拟制与适用研究

本质性原则是《刑法修正案(十一)》罪名拟定的基本原则,即把握罪状描述之构成要件及其犯罪构成整体的本质特征和主要特征.拟制罪名的具体方法多种多样,或是在立法观念罪名指引下抽象概括,或是在提取具体构成要件特征的基础上组合、整合以及添加抽象概念创制.对于复杂的罪状来说,拟制罪名的基本方法是紧贴罪状描述提取概括或者抽象提炼.拟...     

罪名立法模式论要

罪名立法模式的选择体现了一国刑事立法水平的高低。文章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世界各国的罪名立法模式———明示式和暗示式,并对这两种不同的罪名立法模式进行了评析。第二部分反思了我国刑法所采用的罪名立法模式———暗示式;对于用以弥补暗示式模式的产物———罪名解释式模式的得失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对于今后我国刑法罪名立法模式的前景进行了展望,对未来完善罪名立法模式提出建言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罪名浅析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处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一节，是根据1993年特别刑法于1997年刑法修订的时候规定的。由于本罪是选择性罪名，故在罪名的适用上经常会带来困惑。考察法院对该罪的罪名适用上，相同的犯罪情节却会判处不同的罪名。刑法分则在罪状描述上将本罪分为两种行为方式，可根据选择性罪名的适用原则，可将本罪名解析为六种行为方式。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对本罪名所涉及的各种行为方式进行分析，为该罪罪名的适用提供精确的方法。     

罪名从轻辩护及其限制性操作

由于无罪辩护面临的种种困境,辩护律师往往选择较指控罪名更轻的罪名进行辩护,而不再仅仅论证控方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罪名从轻辩护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辩护效果,却在理论上饱受争议.在法院有权变更指控罪名的制度环境之下,辩护律师选择罪名从轻辩护具有某种不可避免性和有限的正当性,有利于减轻或免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在遵循事实成立无异议原则、事实范围同一性原则和被告人同意原则的前提下,可以更好地维护被告人的利益.     

论法院有权变更起诉罪名

在刑事审判中,法院作为裁判者有权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予以变更,这是法院行使定罪权的体现。这一做法没有违背"不告不理原则",没有侵犯被告人的辩护权。但是法院变更起诉罪名应受到一定的限制,检察机关灵活运用公诉变更制度、完善法院的建议权、被告人和辩护人充分行使辩护权是完善法院变更起诉罪名的有效途径。     

类罪名否定论

学界通说认为，类罪名是某一类或某一章犯罪的总名称，是概括某一类犯罪本质特征而形成的罪名。其实，任何犯罪都是具体的，并不存在什么抽象的没有自己的构成要件和罪状的犯罪，因而也没有所谓的抽象的类罪名。刑法分则中的章名、节名是犯罪类别的名称，不能视为罪名。类罪名的提法不仅没有实际意义，而且徒增罪名外延的混乱，国外的刑法学理论中也没有类罪名的提法。为明确起见，犯罪类别的名称宜由“……罪”改为“……的犯罪”，以与具体的罪名相区别。     

关于法院能否变更指控罪名的探讨

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中载有指控的罪名、犯罪事实、证据、法律依据等。该文阐明了什么是罪名、罪名与罪状的关系 ;变更罪名的原因 ;法院有权变更罪名和应当遵循的原则 ;法院有权直接变更罪名或者最终变更罪名的情况等。     

刑罚反制罪名——罪刑关系的发展与反思

在罪刑关系中,罪名与刑罚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不是单向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刑罚制约罪名满足了实践上罪名界分、政治判断、政策诉求、实质公正及变革法律方法的需要。刑罚反制罪名与传统罪刑关系论相背,需对其司法适用予以合理规范。在适用范围上应限于疑难案件,在适用标准上不能背离刑法基本原则。     

法定刑的不合理设置对罪名认定的影响——兼评刑法修正案(七)绑架罪条款的修改

由于刑法中的罪刑均衡原则,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应与刑罚相适应,因此法定刑设置的不合理会反过来影响罪名的正确认定.因此,合理的法定刑设置有利于司法实践中罪名的正确使用.     

关于《刑法修正案(八)》罪名问题的意见

《刑法修正案(八)》共涉及罪名43种。除法定刑的完善之外,《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罪名9种,修改罪名3种,并对部分犯罪的构成条件进行了修改。此次刑法修正活动并没有明确新增犯罪的罪名,而且对部分犯罪构成条件的修改导致了需要对相关犯罪原有罪名加以调整。根据准确、精炼、遵循先例的原则确定《刑法修正案(八)》新增、修改的12种罪名。     

论法院变更指控罪名制度

法院变更指控罪名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界讨论的十分热烈,本文分析了法院变更指控罪名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我国现阶段法院变更指控罪名制度存在的问题,从而探索了关于法院变更指控罪名制度的设想。     

刑法非典型情形罪名确定探讨

罪名,即是犯罪名称,是刑法对具体犯罪本质和主要特征的高度描述。在我国,罪名仅为犯罪名称,而非解释和确定某一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依据,刑法条文中也没有具体规定罪名,而是以两最高院发布司法解释的方式确定罪名。     

浅议刑法分则罪名的分类

对于刑法分则的罪名设置在理论界争议颇多,争议集中在章类罪的设置以及章类罪之下罪名分类的问题。本文对此展开了论述。     

我国法院变更罪名弊端分析

刑事审判中的罪名变更一直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争议，究其原因在于其弊端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致使在进行审理案件中，在检、法两院罪名适用上产生意见分歧，难以进行判定。本文从辩护原则、控辩平等原则、控审分离原则采对变更罪名进行分析，以微薄见解以求正教。     

论罪名

本文作者认为:正确确定罪名,是准确地揭示犯罪特征、定罪量刑的法律根据,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文章根据我国刑法原理,对罪名的功能、罪名的分类、罪名的确定、类推定罪的罪名这几方面的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关于类推定罪的罪名,作者在分析、比较了近几年来的几种使用方法各自的优劣之后,认为:类推定罪的罪名,应用“准”字来修正具体罪名,即用“准+具体罪名”的方法来确定类推犯罪的罪名。     

法院变更起诉罪名之研究

目前国外对法院变更指控罪名问题研究已较成熟,英美法国家以法院不能变更指控罪名为原则,以变更指控罪名为例外.而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规定,法院依职权审判,在事实审判上需要受制于起诉指控的范围,而在法律适用和罪名确定上法院可以自主行动.我国在该问题上虽已有法律规定,但太笼统,简单,面对一些实际问题该法律规定似嫌无能为力.法院应该享有变更指控罪名权,只是要在法院行使该权力时给予必要的规范.法院对指控事实的认定和检察院并无二致,只是在罪名认定上有分歧时可以直接在判决书中将指控罪名加以变更,该变更必须未对被告人辩护权造成实质影响且对其有利;如果指控罪名不当,法院如欲变更会恶化被告人的处境,不宜直接变更,须与检察机关协商后按照一定的程序加以变更.     

《刑法》第312条罪名拆分标准之我见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一新罪名。该罪名属于选择性罪名不存在争议，但如何确定该罪名的拆分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有较大分歧。笔者认为，本罪只存在“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两个犯罪对象之间的选择，属于单一式选择性罪名。理由如下：     

关于刑法罪名确定问题的探讨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法制国家，而刑法罪名的确定，不仅能真实的反映出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同时还能使民众对其进行深入的了解。因而在促进我国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司法机关对犯罪分子的罪名进行确定，则是对犯罪分子犯罪性质的直接体现。在此，本文从我国刑法罪名确定的发展过程以及确定的原则，对我国刑法中罪名确定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做以下论述。     

关于“罪名滞后”问题及其解决模式——以刑法修正案(七)的颁行为视角

罪名的司法确定化,避免了罪名不确定、不统一,但是出现了罪名滞后的问题。目前,单行刑法、刑法修正案公布之日与司法解释确定实施之日之间形成了时间差,即罪状与罪名的时间差。刑法修正案罪名的类型化表现为增设型罪名、修改型罪名和保留型罪名。司法实践中,针对罪名滞后的问题,司法定罪模式有原罪名模式、拟罪名模式和空罪名模式。理性解决罪名滞后的理性方案,一是刑法修正案与罪名解释同步施行,二是刑法修正案中直接标注罪名。罪名滞后涉及罪名确定权的性质以及立法罪名与司法罪名统一的问题,可以通过罪名立法化和罪名一元化的方式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