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博弈论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建设有效性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同人类利益相关,制度建设只有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才能显示其有效性。现阶段思想政治制度建设存在博弈困境,从博弈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加大违规制度行为的成本,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威信力;建立激励利益机制,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制定可操作性、可行性的制度,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可置信。     

价值冲突与权益均衡:县级人大监督制度创新的机理分析

中国的地方政治制度创新是一个典型的政治过程,涉及制度创新的各行动主体之间的价值冲突,也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与利益的博弈与均衡密切相关。本文总结和分析了近年来县级人大监督制度创新的具体实践和内在机理,认为人大制度作为多重制度价值体系冲突的焦点,是近年来地方人大制度创新相当活跃的主要原因。在转型中国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基本制度设定的原则与精神是制度变迁的前提性约束条件,多重制度价值体系与话语体系之间的相互冲突是制度变迁的动力与源泉,各政治行动者之间的价值、权力与利益平衡是制度变迁最终得以成功实现的根本保障,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典型的政治过程。     

公共政策失灵及其治理

市场作为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方式，因其本身的缺陷常常出现失灵，因此，政府需要利用公共政策调节社会利益的分配，随着社会利益多元化趋势的加剧，各利益主体为了使其利益最大化而相互进行博弈，从而使公共政策在利益的相互博弈过程中出现公共利益的损耗，导致失灵。公共政策失灵主要表现为显性失灵和隐性失灵，为此，必须从制度、公民参与、优化环境等途径对公共政策失灵进行治理。以真正实现公共政策对“公共利益的权威性分配”。     

从利益表达视角看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

构建和谐社会最关键的内容就是协调利益关系，最基础的问题是形成能够协调利益关系的机制，首要的是利益表达，利益表达是政治参与的一种方式。目前，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度不畅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基层民主制度作为公民直接进行政治参与的制度很不完善，信访制度还存在体制上的不足之处，在政治参与的扩大化和政治制度的效能化之间产生矛盾，影响了政治稳定。要想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需要大力发展经济，通过对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加快制度建设，实现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和法制化；促进文化建设，提高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的素质和能力。     

从罢免权的现状看村民自治中的政治冷漠的原因

村民自治制度为农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条件。然而在村民自治过程中还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已成为农村政治发展的严重障碍的政治冷漠。从罢免权现状这一角度切入分析,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农民作为政治利益主体,在与其他主体博弈中的弱势而产生的挫折是政治冷漠的根本原因。     

当代中国白领阶层政治参与特征与功能

从政治心理视角看,当代中国白领阶层政治参与表现为自动参与、制度内参与、组织性参与特征。白领阶层政治参与一方面具有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推动功能、缓解社会冲突的调适功能、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功能;另一方面则因转型期利益关系处于不断变动调整中,其政治参与也可能有负面效应。因此,在社会转型和白领阶层成长壮大过程中,需要政府发挥引导作用,引导白领阶层利益心态、利益观念、利益理性的健康发展;引导白领阶层政治参与利益动机纯正化,防止利益动因关系合理格局发生畸变,引导白领阶层形成合理的政治参与动因理念结构。     

浅析民族地区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统筹问题

在全民医保的大背景下,发达地区的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统筹的试点正在铺开,民族地区这二者的统筹也将是必然的趋势,但民族地区本身的地域、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殊性,使得这二者的融合有着长期性和复杂性,就民族地区的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统筹问题做个探讨。     

辩论机制促进民主立法

在日前召开的《深圳经济特区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立法听证会上,首次引入了辩论机制。这开了全国之先河,是有助于立法走向科学民主的创新之举。俗话说,真理越辩越明。立法也是一个发现真理的过程。因此,立法过程中的辩论不可或缺,惟有如此,才能准确反映和表述客观需要。在私权愈加发达、权利冲突有所加剧的今天,立法过程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利益博弈的过程。开门立法也好,引入辩论机制也好,就是为了让利益博弈更加公平和充分,找到一个兼顾各方利益的平衡点,从而产生公正的良法。当然,法治的精髓还在于强调对公权力行使的约束和民主制度的坚实保障。在公开听证的基础上引入辩论机制,通过公开报名和保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与,还公众以应有的立法话语权,本身就是一种民主政治的实践。让公众参与到立法中来,让立法权的行使处于社会监督之下,有利于实现对公权力的制约,有效解决立法过     

我国地方立法制度的宪政定位与完善

我国地方立法在宪法中没有得到完整的体现",较大的市"的宪法地位不明确。这种不明确导致地方无法参与到中央立法的有效博弈之中,同时也影响了中央立法本身的施行和中央与地方争议的有效解决。对地方立法制度的完善应该体现民主参与、维系国家稳定、分权和利益均衡的原则。在具体的宪政制度设计上,需要在宪法中确立地方立法的地位及约束机制,规范地方立法主体的增补和清退机制,强化地方立法的自主度和优势。     

新时期中国社会的群体性政治参与

群体性政治参与是社会利益群体在一定范围内通过社会组织或以临时集结的方式进行的政治参与活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经济领域的改革所推动,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的全局性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新的历史时期,群体性政治参与体现为两种发展趋势:一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的扩展,二是群体性政治参与行为的大幅增加。新时期影响群体性政治参与的因素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社会利益关系调整触发了社会公众利益表达的愿望和政治参与的热情。现有的公民团体和社团组织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渠道,但人们对这些组织化渠道的利用还并不充分。我国群体性政治参与的有序发展既离不开社会层面的组织建构和发展,也离不开国家层面的制度创新和供给,即以制度化的方式保证公民政治参与的规范运作,充分发挥其积极效能,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改革中利益群体的分化与政府治理

在现代政治背景下,利益的分化与冲突更多的是以一种不断强化的群体形式加以体现的.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发展的急速转型期,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利益的分化、博弈与失衡现象.由于社会缺乏稳定、公平、有效的制度约束与制衡,利益分化必然是不规范的、利益博弈必然是不对称的、资源占有必然是不均衡的.这样一种利益分化的失衡对转型期公共权力的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迫使公共权力必须反思发展路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升自身治理能力.     

政府创新的博弈分析

政府创新本质上是打破原有利益格局,通过利益主体博弈,经过成本——收益核算后形成的新的契约格局。在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下,运用博弈工具动态地分析在制度创新中三种参与力量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微观主体相互作用的博弈过程与博弈策略,可以发现可能的博弈结果——地方政府的伪创新。规范地方政府创新的行为,要从改善博弈的策略环境和规范及改进地方政府自身入手。     

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司法权

司法权的政治性主要指司法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在宪法体制下与其他国家权力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由宪法制度、或者由构建一国宪法制度的政治理念决定的。司法权的政治性不仅决定了司法权的来源、地位、权力配置方式和功能,也直接决定了司法权和其他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司法权在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往往不是司法机关自身能够决定的,它是在国家政治权力博弈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甚至于司法权本身也是政治权力博弈的一部分。     

美国在国际条约中的利益博弈

国际条约是国家间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有关国际条约的利益博弈也贯穿于国家行为的始终。在美国的国际行为当中,国际条约及其内部的利益博弈既是国家间的利益博弈,同时也是国家内部各个权利集团之间的博弈。第一部分是对美国的国际条约行为背景及其理论模型即双层博弈理论进行论述,第二部分以介绍美国参与下的国际条约现状为例阐述美国具体的国内及国外政治决策过程,第三部分将基于以上内容提出结论和思考。     

扶贫开发视域下的民族地区非制度政治参与探析——以甘肃民族地区为例

甘肃民族地区的非制度政治参与往往是与经济的贫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贫困不但导致了制度性政治参与积极性不高和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制度供给短缺,而且还导致民族贫困地区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只有在经济扶贫的同时,不断提高民族地区公民的素质,健全民族地区民众的利益表达机制,畅通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健全法律法规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民族地区非制度政治参与的发生。     

村“两委”选举中派系贿选现象研究

随着农村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村庄派系在农村社会文化网络和利益诱导的特定背景中产生,并具有政治属性。这一政治属性主要表现为村庄派系参与村"两委"的选举竞争和利益博弈,并以贿选的方式操纵选举。在村"两委"换届选举中,村庄派系之间的力量对比均衡格局和利益博弈激发了选举的竞争性。村庄资源越丰富,派系力量对比越均衡,选举的竞争性就会越强,派系精英即竞选者越有可能利用制度上的某些缺陷通过贿选方式操纵选举,从而掌握村级权力,实现派系利益目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产生的村庄派系和贿选现象已经成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障碍。必须进一步完善村级管理制度,特别是村级项目招投标管理和村务决策制度,细化其中的运作程序,加强与其相配套的监督机制建设,防止串标和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出现,铲除派系形成的土壤。同时,加大对派系贿选行为的惩罚和打击力度,强化对派系贿选行为的约束,促进农村基层民主的健康发展。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审视与路径优化——基于西部民族地区的实证研究

新时期,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常常通过拉拢干部、越级上访、暴力威胁、围攻基层政府、静坐示威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手段表达利益诉求,给政府施加压力。探寻深层原因,主要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滞后与短缺、农民利益表达渠道阻塞与单一、基层政府基于自利与无奈的行为失范以及农民传统意识与组织化程度的影响,应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强化制度供给,疏通并拓宽农民利益表达的渠道,规范基层政府行为,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与组织化程度,构建新型农村政治文化等路径来优化。     

将人大制度建设成协商民主实践平台:必要性及途径

根据中国历史国情与政治现实,可以也应该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制度建设成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运作的制度平台。全方位地推进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事业,需要以中国人大制度为实践平台,推进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协调共进,而中国人大制度本身就体现了代议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结合。将人大制度建设成协商民主实践平台的意义有以下三方面:协商民主有利于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提升执政能力;协商民主理论有利于舒缓社会矛盾,有利于政治团结;通过制度合法性建设从而巩固我国的国家制度。在人大制度中推行协商民主的重要而可行的途径有以下三个方面:选举过程、立法过程与人大代表汇通民意的过程。即人大代表选举中的协商机制与实践;将立法听证制度作为平台推动立法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协商实践;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民意表达与协商机制。     

制度公正与博弈均衡——一种关于法律制度的博弈论分析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公正是社会多元利益关系多次复杂博弈的相对均衡,法律制度 的形成与实施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博弈均衡的确认与保障,同时也只有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体现社会 主体的利益博弈的相对均衡才能形成公正和良好的法律制度。     

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的优化路径——长期视野的中短期策略

长江经济带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其对中国经济转型与新的经济格局构建具有长远意义,然而从中短期来看,由地方政府代表参与的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陷入了不完全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其中地方利益的调配是一把双刃剑。打破行政区划的刚性界限是实现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中短期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需要构建一套合理的制度安排与相关机制设计,可以从改变博弈方的支付结构、化静态博弈为重复博弈、构建从双边互信到多边互信的倒逼机制这三个维度来有序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