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谎结论的审查判断

测谎技术和测谎结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目前比较现实、相对合理和比较紧迫的措施是规范测谎技术和测谎结论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法院在审查测谎结论时应注意审查测谎员是否具有相应的资质,测谎的启动和组织是否合法,对测谎结论应当经过法庭的调查质证。     

测谎结论的可采性在美国的演变及启示

测谎结论的可采性在美国经历了从弗莱伊规则的严格排除,到道伯特规则的全面开放,再到谢弗尔之后两极分化的演变.谢弗尔案之后,具体个案中测谎结论的可靠性成为决定测谎结论可采性的关键因素.我国没有关于测谎结论法律地位的明确规定和统一认识,法院对测谎结论的处理方式迥异.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对测谎结论可采性的做法,在承认测谎结论证据能力的基础上,通过法官对具体案件的严格审查,采纳或排除测谎结论,并确定测谎结论的作用领域.     

美国测谎结论证据资格审查标准的新发展

直至2007年7月,美国已有19个州明确规定经当事人协商作出的测谎结论可以采纳,新墨西哥州则采取完全开放态度,长期备受争议的测谎结论在美国20个州法院获得一席之地。尽管否定的声     

论测谎契约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应用及规制

民事测谎契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但各地法院在有关此契约的订立时间、主体、违约责任等问题上看法不一,具体操作中也存在诸多问题.民事测谎契约的达成符合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及举证责任规则的一般原理,可以消除测谎程序可能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障碍,是赋予测谎技术和测谎意见应用正当性的必要条件.民事测谎契约除应具备证据契约成立和生效的一般条件外,还需要符合特殊的规制要求.生效的民事测谎契约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契约内容履行相应义务,违反约定需承担法律责任.     

反测谎行为研究

在测谎技术不断成熟的今天,其另一方面——反测谎也随着测谎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并且有被受测者普遍使用之势。反测谎的出现,极大地影响着测谎结论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认识反测谎,是对抗反测谎、提高测谎准确性的重要前提。应该依据测谎技术的发生原理及其学科基础,并结合测谎技术的使用过程,运用生理学、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及药理学等知识,对反测谎的依据、伎俩手段等进行研究探讨,同时认为反测谎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识别和对抗的。反测谎行为研究,符合科技战之研究主题。     

测谎结论的证据问题研究

近年来,测谎被广泛应用于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并在侦查破案和审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测谎目前在理论和实践中均未统一,加之我国对于测谎结论的适用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已有的司法解释也没有解决实质问题,加深了人们对测谎结论的质疑,即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问题。因此,明晰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和应有的法律地位,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亟需研究的一个问题。     

论测谎技术与测谎结论的法律地位

目前,人们对测谎技术和测谎结论的争议主要是在对待它们的态度。测谎技术作为一种高科技刑事侦查技术,应用于刑事侦查,具有其合法性和有效性;测谎结论可以作为证据在诉讼中使用,但需要结合案件中的其他证据并经过综合评断才能作为定案依据。全盘否定和完全推崇都是十分草率的。笔者建议尽快依法确立测谎技术和测谎结论的法律地位,促进刑事侦查手段和诉讼证据的科学化、专业化。     

测谎结论的证据问题研究

近年来,测谎被广泛应用于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并在侦查破案和审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测谎目前在理论和实践中均未统一,加之我国对于测谎结论的适用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已有的司法解释也没有解决实质问题,加深了人们对测谎结论的质疑,即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问题。因此,明晰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和应有的法律地位,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亟需研究的一个问题。     

美国测谎制度的发展过程对我国的启示

是否采信包括测谎结论在内的科技证据 ,美国经历了由弗赖伊判例所确立的“普遍接受”标准向达伯特判例所确立的“综合观察”标准的转变 ,这标志着美国的测谎制度日渐成熟。目前 ,我国的测谎实践基本上无章可循 ,因此 ,应借鉴美国的做法 ,结合我国测谎实践的现状与不足 ,制定规范测谎实践的法律、法规。在该法律、法规中 ,应该明确规定测谎结论的证据属性为鉴定结论 ,并在规定测谎人员专业素质与诉讼地位的同时 ,建立统一的测谎操作程序。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测谎权

山木集团前总裁宋山木强奸案向我们提出了被追诉人有无权利要求测谎的问题。只要在刑事诉讼中允许使用测谎技术,无论是允许其作为证据使用还是仅仅将其作为审查判断证据的手段,被追诉人单方面向法院申请测谎,实质上均是一种试图向法院澄清事实真相的诉讼证明行为。被追诉人的测谎权是一种相对权,而非绝对权。鉴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测谎只能作为审查判断言词证据的方法,尚不能作为独立的证据适用,因此法院是否批准被追诉人的测谎申请,应以有测谎之必要为前提。     

关于测谎结论能否作为证据的展望

本文通过对测谎实践现状的分析,提出了完善测谎技术的几点想法,重点阐述了建立测谎指挥系统的思路,进而提出了关于测谎结论在时机成熟时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展望。     

关于测谎及其结论的争议与评析

在关于测谎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的讨论中 ,对测谎的科学性、准确性以及测谎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方面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争论已久。从心理变化引起生理变化的角度看 ,测谎是有其科学根据的 ;现代测谎技术运用高科技手段和多学科原理 ,测试的准确性是有保证的 ;测谎结论由于不具备证据的关联性 ,所以不能作为诉讼证据使用 ,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论测谎结论的证据效力

测谎是通过检测生理反应来探知心理痕迹，从而得知受测者与某事件的相关性，因此，测谎的结论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符合证据在基长属性，从表现形式来看应属一种特殊的鉴定结论，但在我国由于发展时间短，无统一规范性。鉴定水平普遍不高，导致测谎结论还不能被普遍接受，只有严格测谎的准入资格、规范测试程序、提高测试的准确率才能让公众接受，将其合法地纳入证据的范畴。     

民事诉讼中的测谎——基于证据法角度的分析

<正>引言2007年夏,笔者与同事在武汉某法院调研期间,一位法官主动跟我们述说其审理的一起民事案件,因为证据不充分,当事人申请使用了测谎,法院据此下判,引起很大的争议。此后,笔者到山东、江苏、河南等地的一些法院走访,发现测谎手段在民事审判中的使用屡见不鲜。     

测谎在台湾地区为被告有利证明方法的检讨

台湾地区司法实务上使用测谎鉴定作为辅佐证据的情形相当普遍。法源主要依据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161-1条：“被告得就被诉事实指出有利之证明方法。”此所指之证明方法没有绝对严格的限制,目的在发现真实、保障被告人权,故而台湾地区法院认可经被告同意施测之测谎结果具有证据能力。然而,测谎在台湾地区现已演进成“反客为主”的现象,刑事被告主动要求测谎,并且主张以测谎通过之结果作为被诉事实有利的证明;反之,未通过测谎的被告则上诉质疑测谎结果的可靠性,致使法院过去对于测谎结果多采肯定说之态度起了变化。相较于刑事案件,“民事诉讼法”第355条第1项明文：“文书,依其程序及意旨得认作公文书者,推定为真正。”致被告于民事庭审援引测谎鉴定报告的情形亦不遑多让。测谎成为被告另类脱罪、卸责的手段,对于台湾地区司法实务长期依赖测谎之使用,预料产生冲击与警惕之意义。实有重新检讨测谎作为证明方法之必要。     

试论测谎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

测谎在民事诉讼中多有运用,但测谎结论在具备民事诉讼证据的"三性"即合法性、客观性及关联性方面尚有欠缺,应属不完全适格的民事诉讼证据。但测谎确有其客观需要和价值,适当运用测谎结论有助于提高民事诉讼效率、实现民事诉讼公正,故测谎结论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作为民事诉讼证据的一种辅助形式。     

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分析

测谎结论是现代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的福利,它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为充分实现测谎结论的证据价值,发挥其在揭露欺骗、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等方面的独特作用,我国立法应尽快赋予测谎结论合法性,从而最终确认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     

论测谎结论诉讼证据资格

判断测谎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必须从证据的"三性"出发。合法性和客观性都不应阻碍测谎结论成为诉讼证据,更不能以真实性否定测谎结论的客观性;作为证据的本质属性,关联性的缺乏是测谎结论不能成为诉讼证据的根本原因。明确测谎结论的法律性质,方能更好其发挥人权保护功能和审查判断、获取其他证据的手段功能。     

论测谎结论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

测谎结论能否运用于诉讼有很大的争议性,其实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测谎结论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并具有证据的属性,不应该被排除在诉讼之外。特别是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一些特点使测谎结论在其中有广泛的发挥空间,只要在程序上予以规范,测谎结论就能够作为证据运用。     

测谎结论在证据网络体系中的价值解析——兼论测谎结论证据地位的发展趋势

测谎技术作为一项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揭露谎言的重要刑事技术在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国内外理论界对测谎技术的应用和测谎结论的法律地位却莫衷一是,争议颇多。因此文章在分析测谎结论证据资格以及目前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对测谎结论作为证据使用的可能性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诠释,以期进一步明晰测谎结论在证据网络中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