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地财政事权改革正式启动

正目前,系统性成文法律规则几乎很少涉及到央地事权关系的调整,更多是通过一些不成文的规则、不稳定的政策来实现上下事权的划分,法律尚未对地方性公共物品和全国性公共物品作出严格的区别。2016年8月2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了2016年至2020年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路线图,今年将率先在国防、国家安全、外交、公共安全     

房价答案水落石出

对国内房价的调控进入了艰难的第二年。2005年,房价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成为公众议论的焦点。2005年中,政府开始了强有力的调控,到了2006年人代会上,温家宝总理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表示对未能解决好包括房价在内的民生问题而感到痛心。中央政府在2004年起动经济宏观调控之初,就开始了明确事权、财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的动作,行至2006年,更是有地方党委政府换届的助力。在“国六条”出台之后,我们认为,房价已经无法再次大规模、大幅度上涨。现在只是一个用时间来达成共识和如何解决泡沫消落之后造成的经济波动的问题了。     

中央与地方:财权再分配

分税制以来,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权再次划分已经迫在眉睫,应该通过对话和沟通、宽容和忍让的机制和程序,跳出非此即彼的思维陷阱,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改革,因势利导地推进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规范化、法治化建设。     

近2万亿“戴帽资金”如何改革?

调整专项转移支付被认为是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也是中央政府不久前提出的盘活"财政存量"的重要手段。2013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将缩减专项转移支付作为今年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9项任务之一,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作《关于2012年中央决算的报告》时,明确将逐步取消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转移支付何以解救县乡财政

改革,中央买单县乡财政困难是一个老话题了。有一段顺口溜在基层政府颇为流行:“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市财政勉勉强强,县级财政拆东墙补西墙,乡镇财政哭爹叫娘。”这段话在说明各级政府财政状况的同时,也含蓄地指出了造成县乡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减少了,而是因为中央“拿走”的太多了。这主要是指自1994年中央与地方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按照固定的比例(75%)上收了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增值税(国税),留给地方的是一些规模较小、征收成本较高的小税种(地税),前者被叫做“西瓜税”,后者被叫做“芝麻税”。十多年…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政府领导”要有实施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条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在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实行综合治理。”这条规定明确了领导主体是各级人民政府,方针是综合治理。但是到底由政府哪个部门具体负责组织协调,法律没有明确。这么复杂的工作,总不能由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事     

浅析公报:依法赋予设区市地方立法权

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立法法自颁布实施后首次得到修改,最大的突破口便是地方立法权的扩大,这意味着中央在逐步放权,地方将获得更大的自主性,这符合我国治理现代化的自治理念,也有其合理历史原因和宪法依据,但在实证过程中,不免会出现地方立法体制的不完善,立法质量低下等问题,因此地方立法权继续扩张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世界鳗王”溃败之谜

正是混合着造假之功,粤金曼才成为当时“中国500家最大进出口企业”、“中国工业企业综合评价最优500家”、“中国300家最大股份制企业”之一。金曼骗取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信任,被誉为“世界鳗王”。     

特朗普政府税改的逻辑与现实

《减税与就业法》是特朗普和共和党取得的首次重大立法胜利,也是自1986年以来美国最重要的税改立法。这项税改普遍降低了企业、个人和家庭的税负。它是一项典型的保守派减税政策,充分体现了共和党的小政府理念和涓滴经济学理论。税改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同时也将带来经济不平等和债务增长,并产生显著政治影响。税改将提升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给他国带来资本外流和减税压力。特朗普政府税改既是一场重大经济实验,也是一项重要政治选择。其效果有待检验,其争议也难以平息。     

关于新常态下政府立法公开的几点思考

政府立法是我国立法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涵盖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与公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但现实中却存在政府立法的公开性不足,社会公众参与度不高,而导致部分政府立法公布后与实际脱节,运行不畅等诸多问题。加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指出要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这意味着我国政府立法的主体会更多。因此,增强政府立法的公众参与度,推进政府立法的公开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房地产问题出路在改革

10年来的房地产调控之所以大多变成"中央空调",一些重要的体制和机制性因素造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激励不相容,是根本性的原因。首先是财税体制。从作用于地方政府行为方式的角度看,现行财税体制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征:一是事权与财力不相匹配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二是过度依赖于"土地财政"的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三是     

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的深圳市实践——以《深圳市经济特区城市更新条例》为例

经济特区立法作为改革的主要工具,为特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也为我国法治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是时代赋予深圳市经济特区立法新的使命和任务。《深圳市城市更新条例》有其立法的亮点,但也存在不足。经济特区在“用足”立法变通权的同时,更要“用好”立法变通权。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行使应协调好与国家立法、“设区的市”立法、高质量立法的关系。     

央地关系开始破局？

中央决心要动一动以往十余年没有动过的地方政府的奶酪，显然是具备了在事权和财权方面的真正自信。从这个角度来看，反腐败可被视为央地关系的真正破局之举措，为此后可能发生的体制改革创造了前提条件。     

新一轮改革中的权力重整

中国的各项主要权力正面临重新整合,总趋势是向中央最高层集中。地方政府如何从"开发总公司"过渡到真正的服务型政府,还有漫长的道路需要探索。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除了强调仍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同时公布了一系列与经济体制相关的改革外,观察人士注意到的另一最大特点是:通过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两个高层机构,整合中央一级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权力,以及通过加大地方事权上移等方式,加大中央在央地关系中的权力比重,中国的各项     

“诸侯经济”当道

为遏止地方过度开发房地产,以及滥收、滥用卖地所得即土地出让金,中央曾下达文件规定,自2007年起,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全额纳入预算管理,接受同级人大监管。但审计结果显示,两年来各路诸侯根本没有把中央的指令当回事。     

社会治理视阈下校园欺凌综合防治策略研究

校园欺凌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对校园欺凌的综合防治,是近年来国际及国内、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重点关注的内容.本研究基于中央及地方防治政策梳理,结合校园欺凌防治典型案例,探究新时代社会治理视阈下校园欺凌综合防治策略.     

地方政府“环保战”剑指央企

<正>在经济下行期,地方政府开始更关注自身基本的"生存需求"—税收,而央企特殊的中央集权经营模式固然可以提供GDP,但真金白银的贡献往往不多。因此,双方曾经的利益同盟开始出现裂痕。从2013年中石油高管被查开始,中央在央企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几乎就在同时,地方政府也对央企刮起了"环保旋风",污染罚单、水土补偿标准提高和厂区搬迁要求成为     

欧洲地方联络代表机构的发展及其运作方式

派驻地方性常设联络代表机构是地方政府管理过程当中比较普遍的一种管理模式.各种形式的常设联络代表机构推动了地方政府与国家乃至超国家实体的联络沟通、决策公关、社会交际和信息资源交换等,在更高层级的政治体系当中致力于实现地方的利益和价值诉求.这就为地方政治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的"中央-地方"关系作出了新的推演.     

论俄罗斯的资本外逃与洗钱

洗钱可分为分配资金、疏散资金和实际利用资金三个阶段,资本外逃即跨国境洗钱是洗钱中危害最大的一种形式。俄罗斯的资本外逃已经达到相当规模,给俄罗斯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负面影响,其主要原因是国内过度的税收政策、不良的投资环境及留在国外的石油天然气款项。针对资本外逃,俄罗斯政府颁布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措施。2005年,俄政府颁布了《税收赦免令》,对唤回外逃资本、扩大政府收入将起到一定作用。     

关于“碰瓷”行为的法律思考

当今社会,“碰瓷”行为频繁发生,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群众要求解决“碰瓷”行为的呼声越来越高,因此,对“碰瓷”行为的法律规范已是现如今社会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然而,不管是从我国的司法理论还是司法实践上来看,对“碰瓷”行为的法律定性问题都存在着较多的争议。因为法律上并没有明确写明“碰瓷罪”,所以究竟该如何定性以及以何种罪名定罪处罚,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不仅要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判断,还要综合考虑犯罪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和在此动机下造成的危害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