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十个月

抗日战争爆发后，对如何在有利于苏联的前提下贯彻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苏共领导人斯大林一直有着种种担忧。1937年11月，王明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派回中国。这位“钦差大臣”自恃有强硬的国际背景，根本不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放在眼里，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王明目空一切，屡屡违反组织原则，擅自发号施令，公然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     

王明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十个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斯大林一直有着种种担忧,于是,1937年11月,王明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派回国内。     

简论王明的“国际背景”

目前学术界对王明的国际背景,存在着互相矛盾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王明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红人",深得信任,因此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很大,毛泽东与中央许多领导人对此颇有忌讳;另一种说法则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很有看法,有许多批评.实际上共产国际对王明的基本态度是既可信任又认为不堪重任.他在共产国际的任职与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地位紧密有关,他在斯大林那里并不很"红".许多论者把王明上台归结为米夫的作用,把王明的被赏识归结于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经历,这都似嫌简单.王明之所以引起共产国际的重视,关键点是其在"立三路线"时期的表现.而任用中共中央领导人曾是共产国际的一贯作法,是符合共产国际组织原则的,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     

毛泽东与王明的领袖角逐及其启示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与王明围绕中国革命道路如何走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并外化为领袖地位的角逐。斗争的导火线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开始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而一度居于上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转折点,毛泽东得到了党内大多数和共产国际的支持而确立了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此后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彻底清算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的党内领导地位全面树立和巩固。在与王明角逐领袖地位的斗争过程中,毛泽东探索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领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     

尘封66年的“王明中毒事件”真相大白

1956年,王明以“到苏联治病”为由到达莫斯科后再也没有回国,并陆续在国外发表一系列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他在1971年写的《中共五十年》一书第二编第五节《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残他的健康》中大肆造谣污蔑,对延安整风时期的所谓“王明中毒事件”进行恶意歪曲,攻击毛泽东强迫他住院治病,“然后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示主治医生金茂岳用含汞的药物逐渐毒害他”。     

评王明给米夫的九封信

本文根据俄罗斯公布的档案资料《联共（布）、共产画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就王明于1930年6月26日至12月17日半年时间内在上海给米夫写的九封绝密信进行述评。王明在这些信中向米夫等反映中共中央及主要领导人的问题，虽有真实的部分，但更多的是歪曲事实、诋毁他人，以达到他通过米夫、共产国际及远东局来改组中央机关，使自己上台掌握中央领导权的目的。     

中共“外线作战”清算王明路线

1937年11月29目，在莫斯科“逍遥”了6年之久的王明回到延安。1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作了题为《虫口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脱离实际地提出全国抗日部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作战行动”等主张，遭到毛泽东等人的坚决反对。     

毛泽东与王明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的论争及启示

毛泽东与王明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的动力与对象以及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造成分歧的根本原因是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与王明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的分歧以及由此在实践中造成的不同结果告诉我们,要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既要学习和借鉴别国经验,更要走自己的路;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更要发展马克思主义.     

王明两次中毒的真实情况

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王明诬蔑毛泽东几次让人毒害他。其中前两次分别是1942年在延安中央医院和1948年在河北省平山县朱豪医院。     

尘封66年的“王明中毒事件”调查材料惊现民间

因为整理、编辑、校订红色经典读物《毛泽东自传》和尘封60年的连环画《少年毛泽东》，笔者有幸从一位民间收藏者手中发现了延安整风时期中共中央关于“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的原始材料。     

历史上的中共中央上海局

中共中央上海局(又称上海中央局)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它在近代中国的几个历史时期都曾设立过并发挥了各自不同的历史作用。按历史顺序,上海中央局的设立共有3次,分别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上海局(1933年1月—1935年7月)、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局(1946年4月—1949年5月)及建国早期的上海局(1954年11月—1960年11月)。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探索——基于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的分析

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失败后的涣散状态,逐步走入正轨进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对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面临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并着力从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生活、严肃党的纪律、巩固党的组织、加强党内巡视、开展党内宣传教育等方面,对扭转党内涣散局面,恢复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出了有益探索。这些探索对于在新时代如何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仍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中共中央在长征中召开的重要会议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从南方各个革命根据地相继开始长征.1936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西北,把中国革命的重心从南方转移到了北方,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实现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战略转变,奠定了基础.     

没能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中央书记

1949年10月1日，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时，中共中央几乎所有的高级领导人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然而，有一位我党最高领导人却没能参加开国大典，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对党建理论的重要贡献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我们党面临的历史任务,审时度势,进行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要理论创新,对党建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振兴东北：辽阳篇——访中共辽阳市委书记孙远良

当前,处于转型期的我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原有的利益格局已发生调整、分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日益多样化的利益诉求.能否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稳定、尽可能地扩大执政的群众基础,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成为对党的执政能力的又一大考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需要加强的五大执政能力之一提了出来,反映出党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深化,表明党在理论和实践上更趋成熟.     

屁股坐在中共一边的“红色资本家”——王光英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光英是一位"老青联".早在1953年6月召开的中华全国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34岁的王光英就当选为全国青联常委;5年后,即1958年4月,在中华全国第三次青年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青联副主席;接着的下一个4年后,即1962年4月,在全国青联四届一次全委会上"蝉联"全国青联副主席.从一定意义上讲,王光英是中国青联早期发展的见证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领袖人物研究的开展

中共领袖人物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要分支之一。领袖人物研究热潮的兴起,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研究繁荣发展的重要表现。中共领袖人物,自然包括中共80多年历史中从陈独秀和李大钊起,党的历届主要领导人,但本文不涉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邓小平语）形成以前的     

关于学习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需要把握的几个重点

把握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一要从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思想的相互关系上,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的地位;二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把握中央《决定》的重大价值;三要从整体和具体的关系中,把握和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四要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布局上,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五要从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上,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举措;六要从党的执政地位和核心领导作用上,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因素。     

加强县市委的执政能力建设

新形势下加强县市委的执政能力建设 ,不仅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逻辑延伸和必然要求 ,更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现实选择和有效突破口。加强县市委的执政能力建设 ,要在认真审视目前县市委执政能力现状的基础上 ,努力增强县市委的执政意识 ,以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五种能力”为目标 ,紧密结合县市工作实际 ,突出重点 ,紧紧围绕发展第一要务 ,着力提高县市委领导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能力。县市委要注意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执政人才队伍 ,并积极推进改革 ,为执政能力的提高提供必要的体制支持和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