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后续工作之浅探

刑事和解后续工作对于完善刑事和解机制、促进冲突彻底解决和社会和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对刑事和解后续工作的探讨还需深化。刑事和解后续工作可从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确认，加害人的犯罪预防和社会化，被害人的保障和保护三个方面具体展开。     

也论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从恢复性司法的利弊谈起

基于充分保护刑事被害人利益并积极促使犯罪人复归社会的理想追求,恢复性司法风靡于西方国家,成为影响传统刑事法的重要司法范式,现成为我国学界、司法界关注的热点.然而,在法律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单一的理论与实践不足以担当起时代的司法重任.如果就保护刑事被害人利益又均衡多重刑事司法正义而言,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同样是一个重要的选择.设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可以减缓恢复性司法可能导致的办案人员在惩罚犯罪上的顾虑,弥补恢复性司法在犯罪预防方面的不足;可以彰显司法人文关怀,促进社会和谐.     

被害人报警意愿的诉讼法视角分析

刑事被害人学已成为刑事法学界研究的热点，但对被害人报警意愿的研究相当匮乏。以刑事诉讼法具体的程序操作层面为分析路径，解读被害人不愿报警的法律原因，建立检察机关的起诉政策间接影响公安机关记录活动与被害人报警意愿的双重模式。     

被害人报警意愿的诉讼法视角分析

刑事被害人学已成为刑事法学界研究的热点，但对被害人报警意愿的研究却是相当匮乏。以刑事诉讼法具体的程序操作层面为分析路径．解读被害人不愿报警的深层法律原因，建立检察机关的起诉政策间接影响警察机关记录活动与被害人报警意愿的双重模式。     

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与制度构建：刑事被害人过错研究

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及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建立已日渐引起关注。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应被定位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而不应当是当事人或普通的诉讼参与人；一定范围内的程序启动权和广泛的程序参与权与知情权是被害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加强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应当是加强被害人权利保护的重点；刑事诉讼法应当增加对被害人程序参与权利的规定和保障。刑事被害补偿作为国家对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得不到民事赔偿的被害人进行补偿的一种救济制度，必须有法定的构成要件，被害人过错是刑事被害补偿法定的构成要件之一。要在保障被害人自愿性的基础上，通过对公诉与自诉转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协商．法律援助、刑事补偿等相关制度的探讨，来深化对被害人司法救济制度的系统研究，为我国建立切实高效的保障刑事被害人权利系统提供参考。     

论被害预防

当前,世界各国犯罪预防的一个明显转变就是从被动预防犯罪到主动预防犯罪;从法律制止到物质制止;从立足于行为人预防到被害人预防。犯罪被害人研究表明,要真正实现减少社会的犯罪,仅仅从犯罪人和潜在犯罪人这一角度考虑是不够的。任何犯罪的发生,都是犯罪人与被害人相互作用的结果。以犯罪人或潜在犯罪人为中心的犯罪预防和以被害人或潜在被害人为中心的被害预防是犯罪预防体系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只有以动态的观点去理解和分析被害预防才是全面的、科学的。也只有将被害预防与犯罪预防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它在犯罪预防中的作用。     

刑事被害人“第二次被害”的原因及对策

刑事被害人的“第一次被害”源于犯罪行为人的犯罪行为，由于刑事追诉机关的工作方式方法不当和社会力量对其保护不够，刑事被害人还会“第二次被害”。适当改变刑事追诉机关的工作方式、方法，完善庭审程序，并正确引导社会力量加强对刑事被害人的保护是防治刑事被害人“第二次被害”的重要举措。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展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开放的空间,但需要立法者、司法者和执行者在刑法基本原则的制约之下展开其具体内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首先作为刑事立法政策指导刑事立法,而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应当放在整体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考察,在有关犯罪人人权保障和被害人被害补偿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进一步展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地震灾害背景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新解读

对于灾害背景下在灾时、灾区发生的刑事案件，应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发挥刑事政策的灵活性，通过对时间和区域上的区分，合理配置稀缺的司法资源，以更好地运用刑事司法维护灾区稳定。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灾时、灾区出现的性质颇为恶劣的犯罪应当从严惩处，在“严”的同时不能忽略法定“宽”的认定，“相济”的把握应以灾区人民法益最大化为标准。对刑罚的适用应选择恰当的刑种、量刑强度和科学的处遇以实现正义价值，达到犯罪预防，并始终坚持对犯罪人人权的保障。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简论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是重要的人权保障制度和救助制度。关于具体补偿的社会福利说和社会保险说则凸显了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刑事政策意蕴。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应基于国家责任与法治理念界定补偿对象,合理设置补偿机构,科学设计补偿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