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和平与全球治理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战争的爆发与和平的实现既受国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也是国内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裁军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重要因素,然而,当今国际社会在裁军方面的进展十分缓慢。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安全形势令人担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有增无减以及恐怖主义的蔓延继续威胁着国际社会,原先的国际治理逻辑已不再适用。为消除战争、增进和平,重塑全球治理机制的呼声愈加高涨。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引入新的治理机制,对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加以管理。世界各国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以议题关联为核心的治理手段能够发挥更大作用。为提升和改进全球治理的效果,国际社会必须引入具有动机的激励机制,建立起可信和可核查的制度,对违反协议的国家实施惩罚和制裁,这不仅是国际协议和国际行动成功的关键,也是确保全球治理有效性的不二选择。     

合法性、有效性与G20机制改革

本文讨论了G20机制面临的合法性困境及其对有效性的负面影响,并通过分析G20机制转型对有效性的影响说明了G20机制面临的合法性困境将更加突出。本文认为,对于G20而言,通过机制改革来缓解合法性困境已变得日益迫切。为增强自身合法性,G20需要强化部长级会议的相互评估功能,提高其进程的开放性,加强其成员与非成员国之间的制度化联系。在G20向长效性治理机制转型过程中,中国既需要积极参与政策协调和议程塑造,通过加强与其他新兴大国协作及争取部分发达国家支持来提高议程塑造能力;也需要为增强G20合法性力推G20机制改革。     

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

一、全球治理成为可能的几种治理因素“全球治理”这一命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关系学界逐步受到重视(罗西瑙在其著名的《没有政府的治理》中最早提出了“治理”的学术意义,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赫尔德主编的《全球治理》更深入地发展了全球治理的     

国际反海盗行动与全球治理合作

冷战结束以来,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升,全球治理议程在国际社会兴起.然而,全球治理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的密切关联,对其性质和目标理解上的偏差,合作架构的困难,也导致既往的全球治理走向碎片化,降低权力结构的作用,忽视国家尤其是大国合作的基础性作用.有效的全球治理仍有赖于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有赖于大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行为体等不同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国际反海盗行动为全球治理的有效合作提供了例证.     

浅谈全球治理理论及其制度治理实践

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日益发展与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现 ,使得全球治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全球治理的问题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它不仅仅是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问题 ,更是目前国际政治中一个十分紧迫的实践问题。本文首先对全球治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论述了全球治理兴起的原因 ,并引入国际制度的概念对这一全球治理途径进行了阐述 ,最后对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做一个整体评价     

“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

近年来"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与讨论。目前,中国综合国力迅猛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俱增。与此同时,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程度大大提高,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断加深。因此,在当前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探索全球治理对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安全等机构的治理改革,增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非正式国际机制与全球福利

本文结合精确性程度、合作深度和授权性程度等国际机制的构成要素,对非正式国际机制的有效性进行了讨论。并分析了在集体谈判修订和大国单方面行为引发的事实修正两种情况下,非正式国际机制的修正对全球福利的影响。如果大国在其他方面的利益需求大于在有效地解决全球公共问题方面的利益需求,大国对非正式国际机制发起的事实修正就会损害全球福利。本文以美印核协议对核供应国集团准则的事实修正为案例说明了这一可能情形。     

G20视角下的沙特与全球经济治理

沙特阿拉伯于20世纪30年代发现石油,自70年代以来,随着石油价格的暴涨和世界石油需求量的猛增,使沙特迅速富有,一跃成为G20成员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占有重要一席。由于沙特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和世界经济发展具有极强的依赖性,因此,在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中,沙特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与国际体系转型——以行为体结构和权力结构为视角的分析

在全球治理框架内,非传统安全威胁构成了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动力。在国际体系行为体结构的转型方面,国家面临着全球治理的压力和挑战,但它依然是治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最主要的行为主体;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建设性、破坏性以及积极与消极作用兼具的非国家行为体,其作用十分复杂。关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转型问题是,一方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全球治理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削弱了霸权的权力与权威,促进了国际权力的分散化;另一方面,霸权国家对全球治理主导权的排他性垄断,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平等,霸权国家防范和阻止新兴国家进入全球治理核心领导层,都使全球治理的霸权特征得到凸显,并在短期内难以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变迁、结构和话语:从全球治理角度看“国际社会共生论”

从20世纪后期开始,国际关系正经历一场缓慢而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在国际社会的这种变化中和平崛起。对于这些新现象,中国学者发掘自身文化资源,参考西方先进理论,提出了国际社会共生论,试图对这些新现象做出解释和提供解决之道。本文从社会学视角出发,以全球治理为切入口,从变迁、结构和话语等几方面具体探讨国际社会发生的种种变化,并论述国际社会共生论在解答变化和解决问题上的价值与意义。     

全球治理变革与全球学学科的构建

本文细数新世纪以来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各种危机与挑战,并考察了学界提出的应对大思路:全球深度治理变革、全球法治、全球行政、世界政府与全球公民社会之路径.于此基础之上,本文提出并总结了全球学学科构建的方法论革命——方法论全球主义;以及学科构建的主要路径:跨学科-多学科路径、整体性路径、多范式路径和全球关系研究路径,并综述了全球学学科之可能的知识范畴框架——以全球化与全球问题为逻辑起点,经过众议题研究,达致全球秩序之逻辑终点的学科范畴体系.     

后疫情时代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面临的挑战及中国选择——基于实验主义治理视角的分析

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以极端的方式镜鉴了人类社会所面临“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的层叠交错,并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供需鸿沟”。作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中各种要素的变化及其作用机制的发生。其结果是,在后疫情时代下,国际权力结构变迁下的国际秩序“漂流”、地缘经济秩序强化下的“经济主权”回归、机制碎片化加剧下的全球治理“肌无力”以及国际共识弱化下的“价值基石”瓦解等要素的交织共振,将催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加剧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新型的多元主义治理理论,实验主义治理被视为是不确定性情景之下,解决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难题的一个重要工具。借鉴实验主义治理的价值理念、运行机制及实践经验,能够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提供新思路。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价值理念和框架性目标的共塑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以治理机制灵活性的增强来提升全球治理体系的效用、以经验知识的生产与交换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自我学习、以国际评估的设置与完善来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继而在渐进性探索的实践中,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倍增的全球治理难题。     

全球治理的“新型”最为重要——新的全球治理如何可能

旧的全球治理,即国际治理,在回应日益增多增大的全球问题、全球挑战上有着许多失败的记录。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但是,新的全球治理到底"新"在何处?新的全球治理应该是关于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如何找到全球治理的"新型",即走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手段和模式上的创新。当前,下述三个同时展开的进程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一,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发展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相对理想却初生的全球框架。第三,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系列针对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新的国际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一些具体的全球治理领域,诸如冲突后管理、金融治理、地区治理,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务实而有效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增强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全国首届“全球学与全球治理论坛”综述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成为时代需要,全球学成为新兴交叉学科,如何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成为全球治理研究的时代任务。在此大背景下,2013年6月20日,全国首届全球学与全球治理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治理变革与国际法治创新。论坛由中国政法大学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     

二十国集团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分析

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需要处理好与其他国际机构的关系。二十国集团取代了八国集团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并相对明确地划分了各自的议题领域;帮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筹措资金,推动它们进行配额改革,并取得一定进展;承诺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尽快结束;正努力与联合国建立互利合作的关系。     

全球治理的现状

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由不同国家、地区和社区团体参与的多层次全球治理现象.但目前这种治理仍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以各组织、社团为辅.为克服治理中存在权利不平衡的弊端,国家应发挥关键作用,以有效地解决复杂的全球问题.     

国际援助制度与发展治理

国际援助制度包括国际援助组织、国际援助的原则、规范、规则和惯例等方面。二战结束后,伴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全球相互依赖的加强,国际援助制度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冷战结束后,国际援助制度进一步发展,并在全球减贫和发展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国际援助的制度化仍处于较低水平。     

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问题与对策

二战结束以来,一直是美国和欧洲充当全球治理的领导者。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近年来,全球治理乱象频出。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也从被动参与到主动推进,并逐步成为全球治理的引领者。这种引领既是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使然,也是中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自信自觉的表现。当下中国在引领全球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引领全球治理的合法性问题;二是全球治理成本的平衡问题;三是引领全球治理过程中的权力分配问题。解决以上难题,我们要总结历史经验,统筹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先易后难,分阶段落实。现阶段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引领全球治理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其次,针对全球治理的不同主体要坚持权责一致,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最后,在全球治理的行动中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与此同时要提高中国自身的国家治理能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当前国际安全乱象与国际安全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一般认为,国际安全包含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类.冷战结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就世界范围而言,非传统安全威胁呈上升趋势,而传统安全威胁则呈下降趋势.然而近年来,国际安全形势“乱象丛生”,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同时上升,这增大了国际安全治理的困境,人们对国际安全治理及其有效性的疑虑也重新增多、增大.不仅如此,冷战后曾一度高调倡导全球治理、国际安全治理的美欧等西方国家热度急剧下降,由国际安全治理的倡导者变成阻力,这尤其增大了国际安全治理前景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