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合同格式条款的效力

随着网购的高速发展,格式条款在网购交易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网购格式条款在加快交易速度,降低交易成本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交易纠纷。由于网购格式条款是网络经营者事先拟定的条款,会造成交易双方利益的不均等,所以对效力的判断也是十分必要的。网购格式条款固然有其特殊性,但也适用普通格式条款的理论。因此,解决网络购物合同中的格式条款现存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网购或需“后悔权”

时至2010年5月下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正式进入二次修改程序，其中有关“‘非固定场所’销售方式购买的商品30天内可以退货”的规定引起广泛关注，也被外界形象地称为“后悔权”。     

网购买到假货向谁讨说法？

网购成为购物的重要方式，随之而来的假货问题也日益突出。根据法律规定，网购买到假货，可从3个方面展开维权。     

网购中的消费者后悔权及其适用探讨

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网购因其便捷、价优和品全等优势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亲睐.网购交易增多,网购纠纷也不断增加.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平衡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2014年3月15日生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消费者的后悔权.后悔权有助于实现对消费者弱者权益的特殊保护,但后悔权的充分落实还有待规则进一步细化以及相关配套制度和机制的配合和协调.     

论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的网购维权

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首次将网购纳入法律规范,实现了在立法上的重大突破。但在复杂的网购环境下,网购维权仍面临着立法具体实施困难、立法思想先天不足等问题,本文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加大监管力度,完善监管体系、建立风险担保机制来切实保护网购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论《合同法》对格式条款效力的规制问题

格式条款,适应了大批量交易活动的需要,加快了交易流转,节约了交易成本,成为现代商业社会交易的重要方式。但其可能使得格式合同相对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各国纷纷立法对格式合同加以规制,保护格式合同相对人。本文从我国合同法条文出发,对有关格式条款存在的缺陷及对其规制问题作出探讨。     

用法律利器打掉“霸王条款”的“霸气”

国家工商总局今年初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遏制消费领域“霸王条款”现象，将在全国组织开展“整治利用合同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专项行动”。 所谓“霸王条款”．就是一些经营者单方面制定的逃避法定义务、减免自身责任的不平等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和店堂告示或者行业惯例等，限制消费者权利．严重侵害群众利益。     

网购消费者的后悔权解析——基于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之思考

在网络购物环境中,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及知情权都因网购的非现场性而面临更大威胁。为了填补法律空白,平衡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从而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新消法)增设第25条规定了网购消费者的7天后悔权制度。消费者对不属于除外范围的不同商品可无理由退货,但需保持商品完好,且要自行承担退货运费。这一制度的出台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大进步。然而,立法在后悔权适用范围、完好标准、退货运费分担上还存在不明确或者不合理之处,还需进一步摸索与完善。     

浅谈格式合同理论在个案中的准确把握

在办案实践中，笔者发现，遇合同争议，如果个案采用的合同文本是一方提供的印刷体文本，且争议产生于对合同中某些条款的理解，相对一方当事人则会引用我国合同法关于对格式合同的相关规定，要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作出不利于提供该合同文本一方的裁决。笔者认为，在类似个案中，确有少数提供格式合同文本的一方当事人为了己方利益，在预先拟定合同条款时，设置陷阱，损害相对一方利益的，相对一方提出的观点反应了客观事实，应予支持。但对某些个案，经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审理查明，情况并非如此。其中不少个案当事人属于对格式合同的认定以及在个案中的准确把握存在理解上的差异。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个案当事人之中，甚至在少数审判人员和仲裁员之中也有体现，如不及时纠正，势必会影响案件的正确处理。关于对格式合同与合同中的格式条款定义的理解，以及在办理个案时如何准确把握，是一个看似简单，而实际上内容非常丰富的课题。据此，笔者根据我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关于格式合同的规定，以及有关专家对这一问题的论述，结合办案实践，就此谈点体会供广大法律工作者探讨。     

我埋单，你受益——从银行房贷合同看“霸王条款”

"中国民商法论坛"从129篇论文中评选出21篇优秀论文,涉及民商法多个领域,显示出律师的理论功底和实践成果。从本期开始,将陆续选登优秀论文,供读者学习交流。     

格式条款拟定人的义务

我国1999年3月15日通过的《合同法》首次以三个条文(第39、40、41条)对格式条款予以确认与阐释。所谓格式条款，依我国合同法之规定应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当事人一方拟定格式条款之目的是将之纳入格式合同中并约束对方当事人，而条款拟定人如何使格式条款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我国合同法对此并未明确规定，而只是对免责或限责条款订入合同时规定了条款拟定人的相应义务。     

“服从”与“创造”的司法智慧

今年4月,应吉林大学法学理论研究中心的邀请,我在吉林大学法学院做了一场“法律方法与法律智慧”的演讲,黄文艺教授做了简洁的点评。他认为,法律方法的研究虽然是基于司法立场、以规则作为出发点探寻事实法律意义的活动,但各种各样的法律方法仍然是以理论形态出现的。虽然坚持司法中心主义立场的学者认为:基于立法中心主义的研究所得出的关于法律普适化结论不能很好地解决具体案件。但是关于法律方法一般理论的研究实际上又陷入新的打着“司法立场”旗帜的普适性研究。而这种研究与立法中心主义倾向并无质的差别,也是要建构一种普遍主义的教条。我在其他大学演讲同类题目的时候有同学提出,法律方法能否制度化,能否变成必须应用的方法。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黄教授的判断。这确实是一个理论难题。我们知道,任何理论不管是站在什么立场上,都是一种抽象的表述,都是思维的表达。用语言所描绘的事实需要借助人们的想象才能变得丰满,才能被理解成事实。这是由语词本身的概括性所决定的。那么,理论的研究者该怎么办,我们能否在摆脱理论研究的普适性倾向时,使法学真正走向形而下。看来问题并不能很好解决。对法律方法与法律智慧的结合,黄教授的评价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认为二者的结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法律方法研究的过度理论化倾向。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法律智慧虽然因其宽泛而难以把握,但如果我们的研究者给它一个具体的场景,我们一般能分辨出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平淡、甚至什么是愚蠢。当然这种分辨也许并不具有一般性,只是特定场景中的智慧,对研习者来说只能起到启发思维的作用,而不可能照搬适用,但它对累积法律人的经验有重要作用。我们认为,如果法律方法的部分内容可以上升为法条的话,法律智慧则因是具体场景中的智慧而很难上升为制度。法律智慧一旦上升为制度,面临的就是具体应用的问题,即使是智慧也仅是历史之光。法律智慧实际上是要解决法律解释过程中的创造与服从的矛盾,按图索骥式的“依法办事”,无所谓智慧或者愚蠢,但创造与服从也都是有正义之目的的。为了实现人类美好的目的,为了最终实现法治,法律人必须在实践中融入更多的智慧,否则就难以克服成文法律的呆板与僵化。为进一步明确与倡导法学教育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促进法律职业化进程,《政法论丛》编辑部特邀我组织了一组“法治理念下的法律智慧”笔谈稿,欢迎各位法律学人积极参与。     

论《大清律例》中的“不确定条款”

清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司法领域的控制和监督,防止官员的擅断,更为了全面管理社会生活,所以在立法时尽量将法律条款制定得全面且规范,《大清律例》就是这一规范确定性的典范.但是因为法律本身的特点以及《大清律例》作为综合性法典的性质所限,更因为清代政府的功能所致,所以《大清律例》中同样存在着若干“不确定条款”.而不确定条款因为内...     

论“电子警察”取证的合法性

电子警察是道路交通管理部门用以获取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信息，获取违法证据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在目前电子警察广泛运用的同时，电子警察记录、固定违法行为证据是否具有合法性．尚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本文首先分析了电子警察取证的特征、与交通警察取证的区别，以及交通警察取证的本质；其次。论证了电子警察的法律地位，提出电子警察是交通管理部门设置、代表交通管理部门、代替交通警察记录、固定交通违法行为证据的拟制人的观点；最后从电子警察取证的法律依据、取证的形式、取证的种类以及程序方面论述了电子警察取证的合法性。     

“一律不退款”,就不能退?

<正>|纠纷背景|2019年9月,张某在某培训机构花费6800元为孩子办理了一张培训年卡。但近一个月内,培训机构未与张某沟通,连换两位培训老师。对此,张某表示不满,提出解除合同、要求培训机构全额退款。培训机构以更换老师并非故意、未约定不能更换老师以及张某孩子上课已超过一个月,     

网购“超七天退货服务”亮相

如今，细心的消费者会发现，许多网站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比如：淘宝网上的许多商品页面上都出现了“7”或“7＋”样式的标识。这就表示，这件宝贝所在的店铺将为消费者提供全新的优质服务——超过7天，消费者仍然可以享受“退货服务”。     

民事诉讼中的“陷阱取证”

被侵权公司为了获得侵权方的证据，投入数十万元，派员工在外租用民房，化名购买侵权方的产品，终于获取了侵权方销售盗版软件的证据。对于本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为，原告为了获得被告侵权的证据，投入可观的成本，采取的是“陷阱取证”的方式，但该方式并未被法律所禁止，故对该方式予以了认可。然而，对所称“陷阱取证”方式的认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与一审法院截然相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民事诉讼中证据的取得方式是以当事人举证为主，法院调查搜集证据为辅，双方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当事人不得采用侵犯他人…     

论商家“最终解释权”的法律效力

日常生活中,很多广告中都有最终解释权归属己有的字语,商家所谓的最终解释权已成为愚弄消费者和规避法律的手段,广大消费者也常常因被此条规定迷惑,而最终放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终解释权的规定是否具有权利的性质?这一权利是否合法?究竟谁才拥有最终解释权?     

论格式免责条款的效力层次——兼谈《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之间的矛盾及其协调

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对格式合同条款的效力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之间大都相互冲突,矛盾重重。格式免责条款之所以存在诸多问题,主要在于未进行分类规定。首先,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没有真正按照"是否违反《合同法》第39条第1款义务来进行区分。"《合同法》第40条完全     

继承公证中的核实取证

一、继承公证核实取证的法律依据 公证机构核实权．是指就待证公证对象所涉及的人及事物了解情况、考察实情、获取证据，以确认是否真实的权利。继承公证中公证机构核实权的依据主要有：一是《公证法》第29条规定：“公证机构对申请公证的事项以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