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电影标题的法律保护及电影标题仲裁体制

基于对言论自由价值的保护,美国对作品标题的法律保护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态度,完全摒弃了版权法保护标题的做法,联邦商标法也只保护系列作品的标题。其他作品标题在取得＂第二含义＂,且具有独特性的条件下可以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相对于较为繁琐的司法救济程序,美国电影协会通过仲裁方式在会员中建立起来的标题仲裁体制直接有效地保护了会员对其电影标题的独占权,防止了会员间电影标题的混淆。     

民法典编纂中业主大会的法律属性与财产责任

业主委员会如何履行给付判决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待解难题,其问题核心在于业主大会民事主体地位的确定。业主大会为适合于享有权利负担义务之社会存在,破解当前小区治理困境需要通过确立业主大会的法律主体地位并明确其内部治理结构,以提高社区能力。在《民法总则》确立的主体制度框架下,业主大会作为民事主体应属于非法人组织而具有一定的权利能力。在业主大会主体性质得以明确之后,不宜再并列规定业主委员会的主体地位。基于对业主大会团体性、业主自治实践与区分所有权法制发展趋势的综合考量,非法人组织属性的业主大会,在其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时,应由业主按专有权比例承担按份责任。业主委员会责任的承担需要从归责规则、免责机制、业主求偿权层面予以确定。     

论英美财产法中的产权概念及其制度功能

相对于大陆法系财产法以所有权为起点展开的逻辑演绎,英美财产法中存在着一个特有的核心概念——产权(title),其上负载有相对性的特征,由此展开了个案主义的情境思维办法——在具体案情背景下比较各方权利或利益的具体内容,然后断其高下,对其中相对较优的产权给予保护。产权的这种相对性特征来自于英美财产法形成历史上所有权向占有的拟制。对于当代比较法学,这种研究不仅能够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制度功能,还有更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类似被告诉讼地位的第三人诉讼权利义务及其法律责任探析

第三人是行政诉讼制度中一个颇具争议且比较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对第三人的种类进行科学的划分,进而确定他们各自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是摆在行政法学界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通过把行政诉讼第三人与原告、被告的权利义务进行比较,以行政诉讼第三人有无行使或参与行使行政权为标准,把行政诉讼第三人分为类似原告诉讼地位的第三人和类似被告诉讼地位的第三人。在此基础上详细探讨了类似被告诉讼地位的第三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及其法律责任。     

职业利益笼罩下的法律制度创新--对英国《有限责任合伙法》的评述

有限责任合伙是90年代以来英美国家新出现的商业组织形式。但与国内学者通常存在的理解———作为风险投资的载体———不同,有限责任合伙本质上是专业人士、特别是会计职业,为化解日益沉重的法律风险而推动的制度创新,力图在保留专业合伙组织的传统价值与合理规避法律责任之间探索出一条新路。英国《有限责任合伙法》的立法过程,展现了一种普遍适用的商业组织形式与专业人士执业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改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专业人士,特别是会计职业在商业组织形式法律制度创新过程中扮演的积极角色,也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论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权利的法律属性

<正> 一、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法律问题的产生网络游戏中虚拟物品的产生由来已久。在早期网上论坛BBS中,为了鼓励用户发帖评论,设立积分制度,并逐渐从简单的积分转变为各种虚拟货币,这种虚拟货币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被赋予了一定的使用功能,可以购买一些虚拟物品。但围绕这些虚拟物品所展开的活动仅限于虚拟世界,不具有任何的现实意义。随后出现的是一些可以供单机连线进行的竞技性或社会交往性的网络游戏方式。在游戏所创造的架空的虚拟环境中,玩家可     

知识产权诉讼中被告胜诉时应获得律师费赔偿

在侵犯知识产权民事诉论中，被指侵权人在胜诉时要主张律师费，这在我国还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这种状况使被控侵权人胜诉时仍难免遭受直接的诉论成本损失，使双方当事人在诉讼成本负担风险上的差距很大，不符合TRIPs协议的精神。可借鉴美国的做法，规定被控侵权人在胜诉时可以得到律师费赔偿，这不但能够在一定程度减少侵权诉讼，而且有利于更多的律师参与到诉讼中来，平衡当事人的诉讼能力，从而提高审判质量、和解和调解结案的比率。     

我国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问题研究—从技术视角到法律思维

随着现代基因技术的发展，转基因植物的专利保护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与焦点。转基因植物特殊的技术特征对现代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从转基因植物的技术视角入手，通过对比美国、欧盟和日本以及我国的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实践，具体考量转基因植物保护的利益博弈—新技术发展与社会公共安全、专利技术的垄断性与社会公共利益，进而初步构建转基因植物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法益衡平理念、具体制度设计和利益分享机制。     

Legal Issues Involved in Fighting Spam as a Means of Waging an Information War

While other countries, both those that border on the Arctic Circle and those that do not, rush to establish footholds in the polar regions, Russia has taken a lackadaisical attitude toward restoring and strengthening its influence along the Northern Sea Route even though one-quarter of its energy reserves lie in that region. Russia must reexamine its policy, and quickly, if the country is not to lose out in an intensified global contest over natural resources.     

英美国家企业刑事责任论的最新发展——以英国《2007年企业过失致人死亡罪法》为例

首先回顾英国{2007年企业过失致人死亡罪法》的出台过程与背景,分析该法的政策意义,并指出有效控制与处罚企业违法行为的政策目的是这一法案得以通过的重要原因。之后,在上述论断的基础上,介绍了英美国家企业刑事责任论近年的发展情况,并分析其中从个人到组织、从主观到客观的发展趋势。最后,提出在企业犯罪频发的现阶段,为了更好地发挥刑罚的预防功能,我国也需要对目前的单位刑事责任论进行反思。     

医学鉴定与法的评价——以日本的判例为视点

探索性医疗技术准入制度要遵循保护患者的权利;控制医疗保健费用的过快上涨,保障全民卫生保健计划的落实;协调患者权利的保护、社会伦理和促进医疗技术的更新与发展的平衡,维护公认的伦理价值准则,维护社会生态安全等基本原则.评估制度、试验质量管理制度、风险管理制度、分级分类制度等是探索性医疗技术准入的最基本制度.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理分析与制度重构——以诉权理论为分析工具

诉权本身具有宪法权利属性,刑事诉权也不例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是一种民事诉讼,它具有四面立体结构关系。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实然层面有诸多程序性缺陷,需要对其程序架构进行重新检讨,以确立应然的价值目标,在此基础上都确定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原则。同时在基本原则指导下需要从关照被害人利益保护的角度对现行制度进行完善。     

论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定位于法律监督权的检察权

我国检察权的本质属性应为法律监督权,对检察权“行政权说”提出质疑。法律监督权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对全部检察职能都可以作出法律监督权的解读。法律监督权的理论基础是分权制衡论,宪政基础是人民代表大会下的“一府两院”制及宪法对检察机关性质的界定。     

The Legal Profession as Gatekeeper to the Judiciary: Design Faults in Measures to Enhance Diversity

The gate‐keeping role played by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the judicial appointments process gives rise to the translation of entrenched group‐based identity hierarchies from legal practice into the judicia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the judiciary has been almost completely unaffected by recent reforms designed to increase diversity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judiciary.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defects which help to explain the failure to disrupt the reproduction of these patterns of appointment. We identify two particular defects which we call ‘soft target radicalism’ and ‘regulatory bind’ as important factors inhibiting change. We conclude that if the legal profession is to retain its gate‐keeping role, equality law which directly regulates legal practic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regulatory binds in which the Judicial Appointments Commission and other public entities are caught should be loose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