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界关于城市治理理论的研究述评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一环,在新时代推动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解决"城市病"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学界关于我国"城市治理"理论的产生及发展历程,其理论内涵、时代意义与实践要求,以及在中国的研究和发展方向等问题的研究都有涉及且在持续深入。但城市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城市治理理论应突破瓶颈,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特点,从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出发,形成城市治理新的理论体系。同时,完善多元主体间的协作,以协同创新牵引城市协同发展,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治理道路。     

治理模式的多样性与发展序列

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复杂的西方背景,它对以政府为统治核心的传统等级制官僚模式提出了挑战,强调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等多种行为体的动态互动过程。治理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西方的治理具有典型的社会中心论色彩,形成了参与治理、协同治理、多层次治理、元治理等多种治理模式。相较之下,国家治理有着不同的逻辑,它以国家为中心,强调自上而下的推动过程。从现实逻辑来看,发展中国家应从遵循国家治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发展序列。     

新型全球治理观与“一带一路”合作实践

近年来,全球治理赤字居高不下,世界政治的不确定性日益加深。世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进入新时代的"强起来"的中国,该如何承担大国责任,积极参与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思想。这是一种新型全球治理观,回答了"谁来治理"、"怎样治理"和"为什么治理"的重大问题,强调治理的多元主体、开放包容和公平公正,旨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是以新型全球治理观为指导的国际实践,以构建多元协商的合作体系、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和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共同体为主要内涵和目标。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思想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实践有助于全球治理走出实践和理论困境,引领塑造新型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     

纵向府际关系视域下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进路与比较

中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中央集权制政治制度深刻地形塑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格局。随着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权力过程的转型,基于纵向府际关系视域下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研究假说,主要有以行政发包制、"中央治官,地方治民"与帝国的治理逻辑为代表的"统治风险与有效治理"视角;以财政联邦主义、地方分权式威权主义与项目制为代表的"财政分权与地方增长"视角;以锦标赛体制、行为联邦制、压力型体制为代表的"纵向博弈与横向竞争"视角。他们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对中国纵向权力过程进行了解读。在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系统性比较的基础上,通过将"中央-地方"视角与"国家-民众"视角加以系统性整合,可以进一步构建"三元互动结构"的理论模型。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中国国家治理的相关理论建构,有待后续研究加以进一步的探讨。     

习近平国际协商治理思想初探

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及中国人民科学统筹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较为全面地考量当前国际交往及国际治理实际挑战和困难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作为民主重要形式的协商应该成为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梳理总书记系列讲话发现,他主要回答了国际协商治理为何重要、何以可能、如何实现三个基本问题。这三个基本问题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总书记的回答,代表了以其为核心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些问题的系统性思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与中国发展新形势下对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高瞻、远虑、深谋。作为一种对国际治理及人类未来的远见卓识的顶层设计,它是对国际治理理论与跨民族国家民主协商理论甚至协商民主理论等诸多理论的一种丰富和完善,也为当前以及今后国际治理实践等诸多国际性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指南。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国家现代化的逻辑理路

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焦点,如何厘清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成为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逻辑起点于西方的"协同学"和"治理理论",提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必然是为了回应传统公共管理范式与时代的不适、促使国家职能回归的必然要求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要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重构政府、社会、公民的关系。     

典型治理:一种政府治理机制的结构与逻辑

作为一种政府治理机制类型的典型治理,是在党和政府执政实践的历史经验和现实体认基础上生发而成。从机制比较的中观视角看,典型治理回应的是科层失灵的组织命题,其理论底色贯穿了"科层-运动"共生式国家治理逻辑的不同侧面,展示了一种独特的混合治理方式。以此为理论基点,通过细致剖析典型治理的治理结构和运作逻辑,揭示了行动主体的互动方式和行为策略,完整阐述了典型治理的理论构型过程,勾勒出治理结构的内在轮廓。独特的治理过程激发了典型治理作为非制度化手段的多重效用,在弥补锦标赛理论不足、加速创新扩散和缓解行政惰性等方面功能性显著,但动员式内核由于受政治权威影响较大,当考核体系出现漏洞以及形式主义抬头时,典型治理的可持续性难以保证,治理资源的分配会出现失衡,甚至产生虚假典型和合谋典型等异化表现。最后,共享的科层研究议题搭建了典型治理同其他政府治理机制比较的桥梁,以典型治理为核心的理论谱系分析进一步明确了前者基于共性和特性指征的理论分析边界,有利于深化对我国政策执行过程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认识。     

治理概念解析

治理概念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情境、不同层次的实践中具有不同的解释。尽管中西方对治理概念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但事实上,各种治理概念存在着一定的共性。治理意味着政府功能和角色的重新界定,意味着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协调和良性互动。中国语境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国家(政府)主导下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共治良性互动的结果。     

新的伟大工程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更好地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治国先治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确保党执政地位的需要,更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步,党作为领导国家治理的核心主体,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具有绝对领导地位。要在协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以"严"以"全"提升党的领导能力及执政能力,持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方向引领、能力保证、信念支撑与制度保障、动力支持及组织和人才保障。     

治理法治化的理论基础与模式构建

国家治理是一个系统而庞大的工程,中国在当前转型的大背景下,亟待解决治理的本土化和实践化难题。应当深入剖析现有治理理论的内涵、外延及特征,克服治理理论的局限,立足于国家、社会、个人三维治理主体,分别解析三个主体的特有属性,按照各自的特定规律分门别类地构建不同的治理模式与治理路径,最终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三位一体的法治治理体系。     

公共治理视角中的“政党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公共治理理论在各国改革实践的广泛运用,公共治理已经成为学界分析和研究中国问题的框架.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的执政党,研究中国的公共治理问题就不能回避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和善治中的责任和地位."政党治理"问题就是对公共治理理论及实践的积极正面回应.执政党必须在政党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中寻求各自的行为边界,并要遵循科学治党、民主治党、制度治党的原则思路,寻求科学的政党治理结构和方式.     

公司治理文化与企业竞争力：作用机理和形成路径

对公司治理文化和企业竞争力的研究都是关注企业如何更好地持续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但迄今为止,两者之间的研究是相对独立的。基于对我国企业的经验分析,公司治理文化与企业竞争力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从生成层面和形成主体的不同,企业文化可分为公司治理文化、管理文化和执行文化,且公司治理文化直接影响着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是构成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我们通过一个崭新的视角:公司治理文化-企业文化-心理契约-组织公民行为-组织绩效-企业竞争力,来解释公司治理文化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公司治理文化构成企业竞争力的路径模式。这对于我国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文化建设方面具有一定的启示。     

论党的群众路线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耦合机制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诠释了现代国家治理的本质内涵,科学揭示了"谁治理""如何治理"和"治理得怎样"等国家治理的基本问题。群众路线中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明确了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契合了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性特质;群众路线中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彰显了政府与公众双向互动的治理过程。群众路线这两层涵义也表明,治理的效果如何,应回到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去检验,由人民群众来评判。因此,我们要完善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内制度体系和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的国家制度体系,并不断提高这些制度的执行能力,以党的群众路线的制度化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制度正义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突出表现为建构一种制度体系来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治理的核心战略,目标在于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社会稳定。"制度正义"侧重的就是这个问题,即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建构何种国家治理模式,而这个问题可能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基于中国目前在转型期国家治理中所面临的问题,很多方面体现为制度不正义问题,亟待在国家治理视域下考虑制度正义的建构,其实质问题还是在于如何设计和完善制度,让正义理想成为制度设计的可欲目标。建构制度正义必然涉及四个方面的因素:制度正义价值,制度内容的正义性,制度施行的正义,制度评价的正义。     

国内外社会治理研究的比较分析——以WOS和CSSCI文献为样本

文献计量研究发现,近十年来,国内外社会治理研究逐渐兴起且跨学科特征凸显;国内研究主要涉及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实践主体、模式建构以及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国外研究则聚焦于企业和环境治理等方面;在治理理念方面,国内外研究均强调社会治理的多元参与性与主体合作性;在治理主体方面,政府在国内外社会治理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与国外鲜见政党参与社会治理景象不同的是,政党是国内社会治理的独特主体要素,发挥着不容替代的政治优势;在价值取向方面,国外研究基本建立在个人主义和社会中心之上,追求和维护个人权利是其中心命题;国内研究则侧重于"民生本位"的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已内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创新研究和实践的精神内涵。     

国家治理中的软法之治

软法是在开放协商机制的基础上产生的,以其开放性、民主性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与硬法不同,软法不以国家强制力为核心要素,主要依靠自我约束和一致行为等内在制约发挥作用,在充分理性协商的基础上实现多赢。在国家治理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软法下的多元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理想的路径选择。软法作为新生的理论,对原有的法学理论有一定冲击,但其顺应了当前中国改革的大势,为法治国家建设、为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依法治国"是什么关系?本文基于国家盒子里的系统分析,在考察和概括现代国家治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主要标志,认为"依法治国"作为中央全会的核心主题具有标志意义,它表明执政当局对现代政治文明核心价值的认知和认可,也展示了执政党将中国国家治理纳入法治轨道的决心,同时预示了中国政府将把法治建设作为下一步改革重点的政策方向。作为对中国政治的一种观察,文章还提醒,尽管"依法治国"令人鼓舞,但要真正实现法治的有效运转,中国还需要走很长的路。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统一战线工作创新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政治理念。中国作为一个超大的复杂型社会,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庞大而充满风险的系统工程,如何引导其良性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良性发展的核心导引机制,在规制社会与国家关系形成良性治理主体格局、强化国家整体建制能力、强化国家强制能力和汲取能力、加强国家濡化共识能力、提升国家协商包容能力等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价值。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应该立足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需要积极创新转型,更好地发挥其独特作用。     

“治理”的多语境梳理与“国家治理”内涵的再解读

"治理"一词在中英文语境中有着不同的意指,中文语境中"治理"倾向于行为活动本身,而英文语境中的"治理"则更多地在于宣扬参与、平等、协作等一整套行动逻辑与价值。近年来,"治理"一词使用的多种语境含义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指明行为活动的同时突出了行为价值的重要性。"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属概念,后者承继了前者的全面概念内涵:综合性、参与性、多元性、开放性、公平与公正性、平等性,即"国家治理"的一般内涵。但是,中央提出"国家治理"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意蕴,这赋予了"国家治理"特殊的涵义:使命的特殊性、产生的外生性、主体的特定性,即"国家治理"的特殊内涵。     

历史、理论、实践：我国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的实现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十三个方面的优势,揭示了"中国之治"的实质包括制度和治理两大核心内涵,指出新时代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要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化制度优势为治理效能,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通过梳理我国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的提出与演进的过程,深入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以此为基础探寻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转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