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刘胜湘和陈飞羽认为,当前学界对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研究尚显匮乏,为此,两人运用实证方法,通过对比美苏冷战和当下的中美战略竞争,深入剖析了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演进阶段及主要影响因素,以把握大国竞争关系的类型,最终引导大国走向良性竞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博弈不仅给两国关系带来深刻变化,对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影响是造就了若干第三方国家.它们在中美竞争中如何站队以及中美两国对这些国家的政策,成为研究大国博弈走向以及国际格局转变的重要视角.本期有两篇文章聚焦于第三方国家问题.曹玮重点分析了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对战略第三方政策会如何影响战略第三方的对华政策问题,运用相关模型揭示了中国、美国和三个战略第三方——印度、俄罗斯和欧盟——自2008年以来的动态互动规律.张立和胡大一则重点分析了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内在机理,指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选边站现象是国家对外决策理性的体现,主要与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国内结构因素和议题因素相关.两篇文章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各有特点,为我们深入把握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第三方问题,构建了一个更为立体、全面的认知图景.     

追随战略的“黄昏”:基于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战略取向的分析

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亚太地区权力转移的推进,东南亚国家在崛起国中国与霸权国美国之间的战略取向也越来越清晰。"制衡"不可取,"追随"代价大,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如缅甸和菲律宾从"追随"域外大国的阵营加入"大国平衡"的阵营,"大国平衡"逐渐成为更多东南亚国家维护战略利益的最优选。领土争端、政治体制、贸易相互依赖程度以及霸权盟友的可获得性是影响东南亚国家对崛起国和霸权国战略取向的四个单元因素,它们塑造了东南亚国家可能的战略行为,其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可能改变其战略取向。但是,考虑到次地区层次上面临的安全风险以及体系层面的战略环境,任何战略取向的改变都需要一定的地区和体系条件。在东南亚具体的次地区环境中,东盟逐渐成熟的地区安全机制以及域外大国的竞合型关系为更多东南亚国家逐渐放弃"追随"战略转而偏好"大国平衡"战略提供了可能。     

论地区与国家的相互塑造

本文以地区而不是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作为理解和解释国际政治与国家行为的概念基础,构建起一个地区与国家相互塑造的分析框架。透过这个框架,可以解释:地区对国家的地位与权力、认同与观念、政策与行为的塑造;与此同时,国家的相对权力及其变化、观念和政策及其转变还对地区体系和制度秩序的形成产生一定影响。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地区与融入其中的国家处于相互塑造的过程中。彼此从对方那里吸取不同的元素,并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进行重塑和改造。地区与国家之间存在基于过程选择的互动关系,它为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以及与亚太周边地区变化中的新关系提供了理论视角。     

论国际博弈中的"选边站"

在当前中美间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呈现显性化、复杂化和激烈化的背景下,"选边站"势必成为第三方国家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客观认识和分析选边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从理性主义的视角分析了第三方国家选边站的内在机理,指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选边站现象是国家对外决策理性的体现,主要与四个层面的因素有关,分别是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国内因素和议题因素.这四大层面因素的各类变量相互影响,共同作用,最终在特定议题上复合交汇,影响国家选边站的决策制定.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文章探讨了英国在中美有关华为5G博弈问题上的选边站行为的影响因素,指出国际体系和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外部因素)、国内因素和议题因素对其选边站决策的作用机制,显示出文章提出的理论框架对于探讨国际博弈中的"选边站"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兼论"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前景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是影响国家治理的关键变量,能否有效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绩效.本文从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入手,对俄罗斯20世纪中期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以及期间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绩效变化进行了深刻剖析,对"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俄罗斯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转换关系的倒U型曲线.     

欧盟在跨大西洋金融监管协调中的影响力——基于一致性的解释

欧盟和美国作为两大监管法域,是国际金融监管协调的主要参与方。在跨大西洋金融监管协调中,欧盟的影响力为何在不同情况下存在差异?既有研究从知识视角发展到市场权力和制度视角,对欧盟的影响力差异做出了解释。尽管基于制度视角的一致性解释框架对市场权力理论构成了补充,但仍然存在因果机制不明确的问题。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提出,欧盟一致性通过影响市场权力的发挥和一体化目标,塑造了欧盟在监管协调中的影响力。通过对"外国银行机构规则"、国际处置机制和巴塞尔协议Ⅲ三个案例的分析,上述解释得到了实证支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法关系的再定位——国际关系创新的伙伴

建交55周年之际,中法关系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本文提出"权力结构-秩序结构-观念结构"的分析框架,旨在研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其对中法关系的结构性影响。中法关系面临的权力结构、秩序结构和观念结构均已发生重大甚至根本性的变化,要以新的框架来认识和谋划新形势下的中法关系。面对权力的重组、秩序的过渡和观念的竞争,中法都主张推动国际关系的转型和国际秩序的创新,这构成了中法关系的新基础。中法应该成为推动国际关系创新的伙伴,以创新、责任、共赢的精神,推动构建平衡的新型大国关系和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供给和新的国际制度供给,推动构建新型文明关系和观念创新。     

金融制裁与中国应对策略——国际金融权力的视角

金融制裁已成为国家实现规范性或自利性对外政策目标的重要手段,但国际权力视角下的研究尚显不足,金融制裁的定义、逻辑框架和手段分类有待更加系统的探索,中国面临的金融制裁风险和应对策略体系更是重要的政策和研究议题。从国际金融权力视角出发,金融制裁可被定义为制裁发起方通过惩罚性地改变与受制裁方的直接或间接的金融联系以实现自身对外目标的一种权力手段,金融制裁的逻辑框架由此被厘清。从金融联系和目标范围两个维度,金融制裁的手段可被分为关系性、结构性、制度性和观念性四类,每一类又包含具体的制裁手段。中国所面临的金融制裁风险依此分类便可得以系统梳理。基于此,通过时间性(长期或短期)和权力性(自主或影响)的二维框架,中国应对金融制裁的策略可被区分为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即权宜性、反制性、免疫性和结构性措施。文章对金融制裁的学理和政策分析有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金融安全。     

霸权国的支撑机制:一种资源知识视角的分析

资源攸关全球性霸权国家对国际体系的主导和影响,资源体系的转型和周期性变化也是大国竞争的重要领域。有关能源资源的相应信息和知识成为大国自身权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握并控制资源分布数据信息和相关的知识创新则成为主要大国增加地缘政治优势的重要着力点。本文以资源知识与霸权国权力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以历史上先后出现的两个霸权国——英国和美国为经验案例,分析支持霸权扩张、提供公共产品以及引领全球议题三种资源知识对霸权国的支撑机制,并提出,资源知识是支撑全球性霸权国的基础性要素,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塑造权力的路径不尽相同,但始终是国际体系转型中不可忽视的变量。     

中小国家干预行为的决定因素

虽然中小国家干预国际冲突的现象并不少见,但当前有关第三方国家干预的研究尚未充分关注这一现象。文章利用第三方国家干预研究中的机会意愿分析框架来探讨这一问题,并提出有待验证的假设。文章对国际冲突数据进行两次统计分析,预测了这类国家干预国际冲突的概率,得出影响其干预的决定因素。分析表明,虽然中小国家干预国际冲突的可能性低于大国,但二者差距非常小;政体因素在此过程中并不起显著作用;中小国家的国家实力与毗邻性这两个因素的显著性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因此,机会意愿分析框架在解释中小国家干预行为上存在提升空间。     

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和中国的战略选择——基于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预测分析

展望2030年,东北亚将延续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的美国“单极弱化”态势、并向“两个世界大国(中美)和三个地区大国(俄日韩)并存”的权力结构演变。中美战略竞争是这一权力结构的核心特征,乌克兰危机对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的影响有限且总体可控。在向“两个世界大国和三个地区大国并存”权力结构演变的背景下,处于权力结构第二层级的俄日韩在东北亚采取地区大国外交和谋求地区性利益;整体国力较弱的朝鲜与蒙古处于第三层级,它们在东北亚的主要目标是确保生存和安全。中国的东北亚战略选择预期将包括:努力避免出现“新冷战”并实现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与俄罗斯保持友好而密切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积极推动与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推动构建包括所有东北亚国家在内的地区安全机制和推动构建东北亚集体身份认同。     

权力转移与战争:国际体系、国家模式与中国崛起

权力转移理论是解释大国冲突和战争的重要理论范式,但它没有说明国家希望从国际体系中获得什么(国家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导致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因此,该理论在逻辑推导和经验事实上存在矛盾。在现代国际体系的作用下,产生了三种不同模式的国家。国家模武的不同决定了国家目标和行为方式之间的差异与冲突,这是导致权力转移与战争存在紧密联系的根本原因。国家模式、国际结构和互动决定了战争爆发与否。文章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其国家模式的变化,且从目前的国际结构和中美互动来看,由中国的权力转移引发中美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中美需要注意国际体系发生病变、国际结构变迁、战略互疑、意识形态和第三方等诸多因素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     

中资企业在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发展合作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不断推进和国际发展格局的变化,促使发展合作的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作为新兴发展援助国,中国的对外援助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本文将中资企业发展合作的测量指标设置为“企业履行”和“员工认知”,利用“海外中资企业与东道国员工综合调查”(OCEES)中湄公河流域五国中资企业的相关数据,从“企业履行”和东道国“员工认知”两个维度出发,探索中资企业在湄公河流域国家发展合作的成效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湄公河流域五国中资企业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合作的同时,也积极推动了当地社会发展合作。进一步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和企业高管的学历层次是影响湄公河流域五国中资企业履行发展合作的主要因素,而东道国员工的岗位职级和入职年限则是影响其对所在企业发展合作状况认知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文认为,在澜湄合作机制的背景下,中国增进澜湄合作需要突破以往从国家行为体出发的一元化发展合作思维模式,从中资企业主体视角出发,将承担项目转变为主动参与,充分考虑“企业履行”和“员工认知”两方面的影响因素,联动国家和国际组织,避免单一化的发展合作方式,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多维度和多元化提供参考路...     

中资企业在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发展合作CSSCI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不断推进和国际发展格局的变化,促使发展合作的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作为新兴发展援助国,中国的对外援助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本文将中资企业发展合作的测量指标设置为“企业履行”和“员工认知”,利用“海外中资企业与东道国员工综合调查”(OCEES)中湄公河流域五国中资企业的相关数据,从“企业履行”和东道国“员工认知”两个维度出发,探索中资企业在湄公河流域国家发展合作的成效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湄公河流域五国中资企业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合作的同时,也积极推动了当地社会发展合作。进一步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和企业高管的学历层次是影响湄公河流域五国中资企业履行发展合作的主要因素,而东道国员工的岗位职级和入职年限则是影响其对所在企业发展合作状况认知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文认为,在澜湄合作机制的背景下,中国增进澜湄合作需要突破以往从国家行为体出发的一元化发展合作思维模式,从中资企业主体视角出发,将承担项目转变为主动参与,充分考虑“企业履行”和“员工认知”两方面的影响因素,联动国家和国际组织,避免单一化的发展合作方式,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多维度和多元化提供参考路径。     

越南武力统一的“复合权力结构”探析——兼论其对中国和平统一的启示

1976年越南武力统一的实现不单是因为美国从越南的撤军,也是复合权力结构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通过对越南统一问题中全球硬权力结构、全球软权力结构、地区硬权力结构、地区软权力结构、国家硬权力结构以及国家软权力结构六个因素的比较分析,离析出了武力统一模式的重要因素"同质性复合权力结构",以及武力统一模式的关键因素"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从而论证复合权力结构影响越南武力统一进程的研究假设。该结论对中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推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美权力转移与亚洲地区体系

地区体系不仅是支撑全球霸权的组成部分,也是崛起中的大国权力与地位得以巩固和提升的重要根基;地区体系不仅是国家实力、尤其是大国实力分配的场所,而且还是塑造国家之间态度、观念和身份特征的"熔炉"。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区体系是决定权力转移的动力与结果、形态与特征的最为关键的层次。中美权力转移的进程——无论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还是美国的"重返亚洲"——显示出地区体系对于大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身份定位和政策选择的深刻塑造。中美权力转移的和平前景,不仅取决于两个大国的双边关系和外交政策,而且蕴涵于亚洲地区体系的发展进程之中。只有一个保持了"主体性"的亚洲地区,以及在该地区建立更可持续和更具建设性的地区秩序架构和地区制度安排,才能够真正发挥缓解权力转移困境、进而增加全球体系和中美大国关系稳定性的作用。     

硅谷金智复合体及其“自由世界主义”议程

数字化革命带来了经济繁荣,加强了国家间的数字相互依赖,也赋权于一批聚集于硅谷的“科技精英”。执行业之牛耳的科技精英们有独立的政治偏好,他们影响力的本质是什么?应该以什么样的理论来解释?既有文献注重体系层次和国家层次,省略或轻视了个体精英在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的施动性。文章建构了一个以结构性权力来解释科技精英的个人政治影响的理论框架——科技精英掌握着较强的生产和知识结构性权力、较弱的金融和安全结构性权力。他们一方面对权力进行“跨结构转化”,另一方面也借助“金智复合体”机制来实现政治影响。结合两种机制,科技精英致力于将“自由世界主义”意识形态嵌入国内和国际政治议程。通过对元宇宙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国内政治中的“扎克现金”、左翼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元连接”、天秤币、卫生治理、气候治理等六项行动的过程追踪,文章阐释了上述机制如何被付诸实践。尽管科技精英不会撼动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但仍在争取对Web 3.0时代去中心化的网络活动和“虚拟—现实交互式”空间(元宇宙)的领导权。具有自由世界主义意识形态的科技精英越多,对现存民族国家框架的潜在挑战越大。     

区域大国与区域秩序建构——东南亚区域主义进程中的印尼大国角色分析

区域大国与区域秩序建构之间的关联是新近区域大国研究的重点。文章在批判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将中等强国身份融入区域大国身份及区域秩序建构的新综合分析框架,借以分析印尼如何在东南亚区域主义进程中塑造大国身份并建构区域秩序。新综合分析框架指出,区域大国是实力、认知与能力实践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能力实践是区域大国塑造大国形象并建构区域秩序的主要过程。区域大国能力实践就是协调国内政治、自我对区域秩序的目标、区域伙伴的态度和因应以及域外大国的认可和影响四者间关系,并从内外双向建构区域秩序的过程。文章基于此分析框架,通过对印尼在东盟、"不结盟运动"及G20等机制内区域大国实践的案例分析,揭示了印尼在区域自主秩序建构中,从次区域政治大国逐渐发展为区域大国的过程,并分析了其中印尼对东南亚区域秩序内部建构、外部建构与内外建构通联所起的作用。     

试析国际关系中的荣誉因素

荣誉是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荣誉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本文分析了荣誉的概念、特征、理论基础和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以荣誉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分析框架。该框架从人性的多元性出发,分析了荣誉因素影响国际关系的理论基础、原因、方式以及造成的后果。荣誉在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发挥着重要影响,既能导致国际危机升级也能通过维持国家内部的群体认同改变国际格局。它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和探讨的重要研究领域。     

现状偏好与领土争端的升级与解决

既有对领土争端的实证研究主要基于争端方行为的差异,采用"挑战方"与"目标方"的分析框架,认为前者有动机改变争议领土现状从而主动发起挑战,后者则缺乏此类动机.然而,此类假定忽视了领土争端各方立场的差异及其对争端升级与解决的影响.根据对争议区域现状的态度,争端中的国家可以分为"主权声索国家"与"安于现状国家",两者在争端中成为"挑战方"的概率不同.在领土争端升级与否的过程维度上,双方均为"主权声索国家"时,博弈的空间较小,相对于其他类型的领土争端更易发生冲突.在领土争端有无解决的结果维度上,"主权声索国家"间的领土争端因为更容易克服信息不完全问题,从而更可能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在搜集数据并构建模型的基础上,大样本统计分析的结果验证了这一结论,即"主权声索国家"间的领土争端更容易演化为冲突,最终也更容易解决.结果表明,争端方的立场决定了其在争端中的策略,并对争端讨价还价的过程与结果产生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