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谦抑主义论纲

刑法谦抑主义,乃现代刑法三大价值理念之一.本文简要分析了刑法谦抑主义的历史渊源、思想内涵、法理基础和渗透体现,进而阐述了刑法谦抑主义的现实意义.     

反思刑法谦抑主义

谦抑性考察已成为当下评判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基础性分析工具。与此相应,我国晚近以来的历次刑法修正案所反映的犯罪化进程被不少学者反复诟病为不谦抑。刑法谦抑主义虽然彰显了古典刑法保障个人权利的理念,但是谦抑性并非一个价值中立、超越时空、至高无上的刑法原则。直面现代社会刑法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内在紧张关系,仅从单一化的谦抑主义维度去评判刑法发展的得失是偏颇的。谦抑性应该还原为罪刑法定原则之下用来说明和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子原则。反思刑法谦抑主义,并非要放弃或终结对刑法谦抑性的追求,而是主张在肯定谦抑理念的同时对谦抑性在立法和司法、设罪和配刑等不同场域作不同的把握。刑法的发展需要在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中寻求一种张弛有度的动态平衡,而绝非单向度的谦抑主义。     

对重刑主义的忧思

重刑主义这粒被历史埋下的种子,一直在国人的头脑中生根发芽,直至根深蒂固。重刑主义严重考验着我们的理性,它有时是群众泄愤的工具,有时是司法机关完成任务追求效率的口实。重刑主义不是安定民心和维护社会安定的良药,它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为了更好的推进法治建设,保证人权,推动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必须摒弃重刑主义,让法治回归正途。本文将从重刑主义的概述、存在的原因、在中国当代司法实务中的表现、危害以及消除重刑主义的措施等方面进行介绍,以期使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重刑主义、果断地摈弃重刑主义。     

刑法谦抑性的实现途径

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依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止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①由此可以看出刑法谦抑性的两层含义:一是罪之谦抑,要求严格收缩法定犯罪圈;二是刑之谦抑,要求严格收缩法定刑罚圈。可见,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是刑法谦抑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实现刑法谦抑性的重要实现途径。     

“风险刑法”理论不能动摇刑法谦抑主义

晚近以来,风险社会和风险刑法日益成为学者们谈论的热门话题,与其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但是,对于什么是风险社会、什么是风险刑法,特别是对于什么是风险社会和风险刑法中的风险以及风险刑法与传统刑法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国刑法在规制社会风险的过程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等基本理论问题,大多数学者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正是由于对上述基本理论问题缺乏统一的认识,因此,学者们在论述与风险刑法相关的问题时基本上都是自说自话,根本无法与他人进行有效的对话,也无法提出颇具新意的关于我国刑法制度改革的建设性意见。为了尽可能统一人们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同时也是为了丰富和完善我国的刑法学理论,以指导和解释我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本刊编辑部特邀请我国部分刑法学专家就社会风险与刑法规制:‘风险刑法’理论之反思展开笔谈。     

如何在刑事政策中破除“刑法万能主义”——以“小悦悦”事件引起的道德问题刑法化争论为视角

刑事政策由党和国家制定,作为刑事法的灵魂,对我国刑法的制定与运用乃至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全部实践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刑事政策必须受到刑事法的约束,因此在制定刑事政策中必须坚持必须刑罚谦抑原则来破除刑法万能主义。     

刑法谦抑主义的西方图景与中国表达

刑法谦抑主义是西方(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学者将其等同于刑法的经济性或者刑法的补充性,并将刑法谦抑性的基本表现形式理解为非犯罪化.事实上,非犯罪化是刑法谦抑主义的西方图景,适应于其刑法分则所采取的“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立法模式,因而以此为立场来评价我国刑法立法并不合适.我国《刑法》分则采取的是“立法定性又定量”的立法模式,对刑法谦抑主义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刑法谦抑主义不仅应当强调刑罚处罚的必要性,还要求刑罚方法与其他处罚方法衔接.因而,刑法谦抑主义在我国虽然没有以非犯罪化为主要表现,但我国的犯罪化历程并不违反刑法谦抑主义,反而恰恰表达了刑法谦抑主义.     

刑法谦抑主义指导下的刑事政策观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语境中，刑法谦抑主义价值理念体现在刑事政策理论和实践中，就是“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概而言之。就是充分认识犯罪发生的必然性和恒久性，摒弃运用刑罚消灭犯罪的理想主义犯罪控制目标。确立容忍犯罪现象和一定犯罪率存在的现实主义犯罪控制目标；树立广义的刑事政策观，综合运用多种预防和控制方式“合力出击”抗制犯罪，优先运用刑法之外的其他刑事政策手段，着重发挥刑法的最后手段作用，把教育改善犯罪人作为狭义刑事政策的根本原则；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犯罪人，在运用刑罚严厉惩治少数严重犯罪的同时。对于绝大多数情节轻微或者社会危害性程度一般的犯罪，则慎用、少用乃至不用刑罚。以损害最小限度的权利自由为代价，达到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目的，确保社会在有效抗制犯罪的良性循环中健康发展。     

论刑法的谦抑性

世界各国在刑法的改革上对人道主义的重视程度逐渐加深,我国的刑法也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朝着这个方向发生着改变。刑法的谦抑性作为刑法的特性之一,在当下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有着其深层次的意义,对刑法谦抑性的认识和了解有着深刻的必要性。刑法谦抑性中的实现途径如非犯罪化、轻刑化也可以现在的案例和立法中可见,深入研究刑法谦抑性问题无疑具有一定的学理价值和实践价值。     

刑法修正案的理念转变：从重刑主义到宽严相济

当今,中国社会已进入了现代化发展的高速轨道,相应地作为治理社会的刑法也必须进行现代化的变革,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可以说是我国刑法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刑法修正案（八）所带来的刑法理念的巨大转变。 转变之一：从重刑主义到宽严相济 长期以来，传统的重刑主义刑事政策，对我国现代化法治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7年修订刑法的时候，我国刑法中的死刑罪名达到68个之多，     

食品安全重刑化评析——兼论食品安全的重构

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严峻，民怨沸腾，主张以重刑治之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一主张对于保障食品安全的确具一定积极意义。然而，仅施以重刑并非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一方面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重刑的威慑力是有限的，另一方面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存在于多方面，既有监管机制的缺陷，也有相关方不当的逐利行为，以及消费者自身的原因。期望通过严厉的刑罚惩罚来达到控制食品安全问题的目标只不过是乌托邦，预防和控制这一问题必须通过消弥其原因来完成。因此必须立足现实，从制度、监管、宣传教育以及动员社会力量等多方面入手，构建预防和惩处相结合的食品安全体系。     

论刑法的谦抑性及其运用

刑法谦抑性原则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少用甚至不用刑罚,从而来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并达到有效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因此,刑法的谦抑性是有限制的.只有在国家无法运用民事、行政法律调解的情况下适用刑法,这就是刑法所谓的谦抑性.刑法谦抑性理论不仅体现了刑法的指导思想、性质,对整个刑法立法、司法和理论解释都具有全方位指导功能.     

和谐社会视野下对传统刑法观念历史局限的考量

在新的历史阶段,和谐社会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刑法是维护社会秩序与和谐的重要手段之一。传统刑法是基于对人性本质、刑罚功能和人对刑罚的心理感受的认识而产生的刑罚功能的夸大及刑法暴力性的崇尚,这种观念在现代社会仍然根深蒂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障碍。法律职业者应转变旧的刑法观念,摈弃刑法万能主义,树立刑法有限观点;反对重刑主义,主张刑法的谦抑性。     

“重刑”反腐与刑法理性

腐败是当前我国最严峻的社会问题,"重刑严惩"的社会需求依然旺盛。腐败的产生是国家权力缺乏有效拘束的后果,是政府主导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伴生物,是市场经济发展中法治缺失和严重滞后的恶果,也是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徘徊在权贵资本主义门口的征表。反腐迫切需要制度转型,需要刑事政策的现代化。重刑反腐是国家反腐基础性制度和体系缺失状态下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和填充手段,存在巨大法治风险。面对严峻腐败形势,刑法必须最大限度恪守法治理性。     

警惕“重刑主义”蔓延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3G门户网进行的调查显示，对于目前我国对酒后驾车处罚力度，81．3％的人认为“过轻”，只有11．1％的人认为“合适”．12％的人认为“过重”。仅6．4％的人表示“不清楚”处罚规定。     

从许霆案看刑法的谦抑性

社会上一度争论的沸沸扬扬的许霆案已经有了最终的法律结果,然而由此案引发的对刑法问题的思考却没有停止,而且越来越触及更深层次的刑法理论问题。回顾许霆案审理的整个过程,我们发现,许霆最初被判处无期徒刑,而后被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这种刑期上的差别可谓一重一轻,变化相当明显。然而,我们也注意到,虽     

论刑法修正中犯罪圈的扩大与刑法谦抑性的关系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处于一个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轨期,这也即是现代化进程.而新型犯罪的层出不穷正是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为了应对这些新型犯罪,我国通过在原刑法典的基础上颁布修正案的方式,以实现抗制犯罪的目的.但是,不断增加的修正案所带来的犯罪圈的无限扩大似乎违背了刑法谦抑性之精神,也与当前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提法相左.     

网络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以谦抑刑法观为分析视角

刑罚的意义在于通过维持、唤醒国民的规范意识而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在信息网络异常发达的当今社会,侵犯网络虚拟财产的现象屡见不鲜;基于谦抑的刑法观与刑法积极的一般预防理念,一方面应当坚决反对刑法圈的过度扩张;另一方面,一定限度内积极预防措施的施行应当被允许.反观当下的刑事司法实践,由于缺少相对统一的标准,侵犯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性质难于精确界定,以计算机犯罪定罪的惯例显然无法涵盖上述所有行为类型,容易造成刑法适用失衡的不当.因此,应当将网络虚拟财产以刑法的形式规范起来,以打击一切侵犯网络虚拟财产的犯罪行为.     

公司注册门槛降低对刑法的挑战——兼论市场经济格局中的刑法谦抑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公司资本制度的建立几乎是同步的。中国的公司资本制度历经变迁,公司资本制度的每一次修改均带来(或应该带来)刑法的相应变动,在刑法与公司法的关系中,刑法的最后性(ultima ratio)和附属性(subsidiarity)表露无遗。本次国务院推动的公司注册制度重大改革再一次对刑法带来严峻挑战,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入罪的时代条件、价值条件和法益保护条件都已发生改变,虚假出资行为已经缺乏入罪的条件,应予以非犯罪化;抽逃出资罪因其保护的是公司运行阶段的资本制度,而公司资本是公司持续健康运营的保障,非经法定程序不能减少,因此仍具现实意义,然而刑法相关规定已经与新公司法和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形势不相适应,也到了必须修改的地步。秉持刑法谦抑性的理念,本文建议,废除虚假出资罪,修改抽逃出资罪,完善其民事、刑事法律责任。     

谦抑原则与经济刑法司法论纲——以刑法修正案(六)为视角

以对谦抑原则和经济刑法关系的分析为理论基础,检讨了我国现行经济刑法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对经济刑法司法谦抑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