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超审限问题再思考

刑事审判超审限问题一直是司法顽疾之一。最高人民法院清理超审限、超期羁押的活动未能触及超审限产生的基础,难以从根本上杜绝超审限。刑事审判超审限的根本原因在于审限制度设计的基础情况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导致现有的审限制度不可能适应刑事审判实践的需要。应尽快根据审限制度设计基础的变化情况,在全面调研的基础上调整和完善现有的审限制度。     

行政诉讼中法院超审限导致损失加重的赔偿责任研究

审限,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须遵守的法定期限。我国行政诉讼审判实践中法院超审限的现象时有发生,对国家、社会,尤其是相对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我国目前的国家赔偿法还没有规定法院超审限导致相对人损失加重的赔偿责任,相对人因法院超审限加重的损失无法得到赔偿。这一现状与我国法治国家的原则和要求相违背。因此,有必要加强行政诉讼中法院超审限导致损失加重的赔偿责任研究,尽快将因法院超审限导致相对人加重的损失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法院超审限导致损失加重的赔偿责任研究

法院超审限行为严重影响了我国司法的公平与效率。由于法院的超审限而导致诉讼当事人的损失加重时,法院应承担的责任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国家赔偿法》颁布后,民事、刑事和行政赔偿都被囊括其中,但三种赔偿机制都不能直接移植用于法院超审限的行为,必须引入司法赔偿的概念,重构一个赔偿机制来解决法院超审限导致的损失加重责任。     

对建立审限警示、催办和通报制度的思索

加强审限管理,提高审判效率是司法公正的具体体现.建立审限警示、催办、通报制度,有利于案件在审限内快审快结.因此,在审判实践中,要准确把握立案、结案时间,采取有效方法实行对案件流程的全程监督,防止超审限案件发生.在严格审限制度,加强审限管理方面不断地进行研究、探讨,使之更加适应依法治国和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十分有益的.     

法院超审限导致损失加重的赔偿责任研究

当前我国法院超审限问题比较严重，给当事人造成很大损失。但在理论和实践中，超审限赔偿问题却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本文从法院超审限赔偿的法理基础、责任性质、技术标准、救济途径入手，认为超限审赔偿在法理上具有正当性，应当承担公法责任，应参照《国家赔偿》的规定，并建立适合国情的、综合性的救济制度和途径.     

刑事审限:存废之争与适用问题

刑事程序中,案卷真实性较强与羁押普遍化这两个特征决定了审限制度存在的必要。就全国范围而言,最高法院从2000年开始启动的治理运动并没有根治实践中较多存在的超审限问题,这种状况与制度改革未能同步进行有关。在制度层面,超审限问题的主要原因可归于某些类型案件、特定诉讼方式的审限压力较大,以及程序简化改革的力度不够。可行的改革思路是区分被告人被羁押与未被羁押的案件设置不同审限,对某些特殊类型的案件和特殊诉讼方式的案件设置较长的审判期限,以及从配套制度改革的角度进一步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     

刑事一审“隐性”超审限之反思

通过对某基层法院的调查发现,实践中通过“借”、“换”、“要”等方式“隐性”超审限的行为普遍存在,不但背离程序正义与效率原则,侵犯被告人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之所以存在这一顽疾,法律规定固然有一定的局限,而法院角色的失位与外部监督的不足也难逃其咎.要从司法层面解决这一难题,法院要回归本职、确保司法中立;同时要细化审限管理规定,规范延长审限的审批程序;另外还要规范司法文书,完善对超审限行为的外部监督机制.     

论我国刑事一审审限制度的存与废

尽管我国的刑事一审审限制度立法规定相对全面，但该制度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刑事超审限问题普遍存在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学术界对刑事一审审限制度的广泛讨论，引发了我国刑事一审审限制度的存废之争。刑事一审审限制度在我国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应对该制度加以完善并建立综合配套制度，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羁押视角下的刑事一审审限制度改革

审限问题，既传统又现代，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比较法视角。传统是因为审限制度可上溯至唐代，而经过历史大浪淘沙至今仍然存在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当中可表明其具有现代性。纵览其他国家刑事诉讼法，虽鲜有规定审限制度的，但却存在与我国审限制度功能相类似的快速审理制度。近年来，由于超期羁押和刑事审判压力双重作用，刑事一审审限制度的存废问题再次引起学界关注，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保留论者和废除论者各执一词，不相上下。但综观研究成果，均将审限制度的研究局限在法院审理阶段，没有从刑事诉讼的整体出发推动审限制度的改革。本文从刑事诉讼的价值选择和刑事诉讼各机关的权力配置出发，以羁押为视角，分四部分进行讨论。第一部分指出刑事一审审限制度改革迫在眉睫；第二部分指出羁押的存在使刑事一审审限的存在成为必要；第三部分介绍当前相关改革建议并加以分析；最后提出刑事诉讼整体结构下的刑事一审审限制度改革建议。     

制度环境、预期和效率——民事审限制度改革的新视角

民事审限制度作为一项具体的民事诉讼制度,面临着"存"与"废"之争论,改革之声也此起彼伏。从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公共选择经济学这个视角进行分析,民事审限制度只是民事诉讼这一"制度群"里的一项具体制度,有其存在的制度环境,而且能实现其制度预期,不应废止。但是民事审限延长制度因其责任主体违法处罚制度的缺失,以及审限延长理由的过于抽象性的规定,存在监管真空,极易出现司法腐败,有碍提高司法效率,因此亟需进行改革和完善。     

实行过限的判定标准研究

实行过限是共同犯罪中实行犯实施了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行为。实行过限行为在实践中比较常见,这直接涉及共犯的刑事责任认定问题。通过探讨实行过限的判定标准,可以认为实行过限的判定标准是通过实质现象判断实行犯实施的行为是否超出了共同故意的内容。     

试探建构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以香港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为参考

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是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一方在司法机关违背管辖规定,管辖了其无权管辖的案件或者认为其他司法机关更适合管辖的情况下,在法定期限内向有审查权的法院提出要求该司法机关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或更适合管辖的司法机关管辖的主张。但长久以来,我国刑事诉讼中一直缺失管辖权异议的制度。以香港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为参照系,汲取其中的精华元素,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是一种尝试。     

死缓制度中的期限问题浅析

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是我国刑事立法的独创，有利于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但在死缓执行的过程中，死缓减为徒刑的期限、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期限及其相关期间的计算这三个方面存在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对中心城区侵财类刑事案件的思考

通过对上海市黄浦、卢湾、静安三个中心城区2003年以来部分侵财刑事案件的发案进行的分析,中心城区侵财类刑事发案总量逐步趋于稳定,但盗窃类案件仍居高不下;形形色色的诈骗案层出不穷;“两抢”案件发案总体稳定,并呈下降趋势。侵财案件高发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管理以及人文背景。必须真正树立并贯彻“以打促防,打防结合”的观念,变被动防为主动防;以动制动,提高对侵财案件的打防力度;综合治理,动员社会资源共同推进防范工作;完善司法规定,提高执法机关的执法效率和打击力度。     

切实加强严格执法工作,确保严打整治斗争实效

坚决执行党中央作出的2001年4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打整治斗争的重大决策.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关键要看在严打整治斗争中能不能做到严格公正执法,能不能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法定时限办案,切实提高侦查破案、调查取证和审讯等环节上的执法水平,确保办案质量,依法从重、从快和稳、准、狠地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分子.     

网络犯罪之司法管辖辨析

网络空间的无国界使得网络犯罪的刑事司法管辖界限变得模糊,网络空间的不确定性使传统的刑事司法管辖的基础陷入困境。在确定网络犯罪的管辖权时应当对传统刑事管辖的理论进行发展和修正,确定合理有效的国内法管辖原则;同时加强国际司法协助也是解决网络犯罪刑事管辖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     

限制和解不起诉裁量权的另一种思路

《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后,我国检察机关新增和解不起诉裁量权,这为检察权滥用留下了滋生空间。尽管刑诉法及司法解释试图限制检察官这一裁量权,但其滥用之潜在危害仍然存在。传统法学理论提出了种种对策,但均因大而不当存在缺陷。基于此,在和解不起诉案件中,为实现限制检察官裁量权滥用之目的,应提倡＂另一种思路＂：通过以权利制约权力模式、以权力制衡权力模式、以第三方约束权力模式来规制检察官和解不起诉裁量权之行使。     

渎职罪主体解释回顾及立法建言

修订后的我国刑法缩小了渎职罪的主体范围,却暴露出其立法缺陷:1 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相互冲突;2 刑事法网不严;3 立法不明确、不准确造成实践中的困惑,致使司法机关越权解释。立法机关应适时修改刑法,将渎职罪的主体修改为"公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