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机制的域外考察与本土化重构

我国在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正式提出刑事和解概念,允许特定轻微公诉案件纳入当事人和解的诉讼程序。立法并未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与刑事和解程序有机结合,对于未成年人仍参照一般刑事和解的规定,在案件范围、条件限制等方面未能结合实际情况作出特别处理,导致司法实践操作困难,各地适用情况和效果不一,严重制约了未成年犯罪刑事和解的发展。针对目前突出的案件适用范围过窄、和解不起诉与附条件不起诉混乱、参与调解主体不明、轻视教育改造目的、社会调查程序虚置、程序衔接困难等问题,借鉴澳大利亚、日本、香港相关模式,在明确适用范围、建立监督体系、细化量刑标准、保障和解效果、专项社区矫正等方面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机制。     

寓教于审，寓教于调涉未成年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问题初探

调解，尤其是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在我国诉讼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和谐安定的良方。涉未成年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既有普通刑附民案件的通性，又有其特性。在审理涉未成年人的刑附民案件时要更注重调解，讲究调解方法和策略。不但要化解矛盾，还要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并且要“寓教于审、寓教于调”，在调解的过程中实现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和法制观念的再教育。     

浅析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

在西方,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惩罚性司法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面临的困境,各国开始探索新的缓和的刑事法治模式,恢复性司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①。其最初实践案例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秦拿县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加害人———被害人"的和解尝试方案。现在刑事和解制度已在西方国家广泛运用。我国传统的和文化蕴涵着和解的意识构想,位于大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刑事调解的司法实践是我国近代刑事和解制度的最先案例。2012年刑诉法修正案正式确立了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为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和解提供了法律依据。本文主要通过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基本概况、存在的问题等简要论述,力图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提供一点愚见。     

冲突与选择：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解程序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和解司法实践着眼于最大限度地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从而帮助未成年人回归社会。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基本目的在于化解当事人之间矛盾纠纷。但是,该程序对和解案件范围的限定没有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刑事和解案件的特殊性,将引发新法实施后未成年刑事案件和解工作与新法规范的冲突。协调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工作与新法和解程序之间的冲突,应在法律框架内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和解范围、程序作扩充性解释,以充分发挥刑事和解机制在未成年人司法中的积极作用。     

民事审判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问题及对策 以家事案件为视角

随着部分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的建立和工作的开展，以维权为基点的涉少民事案件审理工作应当怎样体现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障，已经成为理论和司法实务中的新问题。笔者以家事案件为视角，结合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对涉少民事案件审理中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借鉴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立法和司法现状，认为按照目前我国现行民事案件审理的方式，不足以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提出在诉讼中，首先确立“未成年人最大利益优先原则”，并使之成为审理涉少民事案件的基本原则。笔者对该原则基本内容以及在诉讼中依据该原则的要求所设置的实施细则、必要性等方面进行了论证，包括设置专门程序，庭前、诉前告知程序，以示明的方式使参与诉讼的当事人了解案件处理的结果应当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院优先考虑未成年子女的最大利益；未成年人诉讼地位缺失的应建立“诉讼代言人”制度；法官依职权审查调解协议、加大调查取证力度等为主要内容的适度司法干预的审判方式等。     

“星二代”违法犯罪案件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考问

对星二代违法犯罪的媒体报道、行政和刑事应对措施存在诸多违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和基本理念的问题。应全面保护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不被不当利用与披露。未成年人的收容教养制度需要改革，刑法的规定应当与刑事司法制度相协调。对未成年人行政违法和轻罪案件的调解、和解应当强调未成年人对责任的承担和主观的悔罪态度。     

未成年人刑事损害赔偿案件诉讼调解的现实应用及制度化改造

未成年人刑事损害赔偿案件中诉讼调解的现实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借鉴西方恢复性司法的合理内涵，结合我国独具特色的未成年审判程序特色，提出未成年刑事损害赔偿调解的运作模式。     

构建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初探—以审查批捕阶段为视角

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价值在于通过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在被害人利益恢复的同时，帮助未成年犯罪人重返社会，降低再犯罪率。我国检察机关已逐步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试行刑事和解，但缺乏明确具体的制度规范，且适用的诉讼阶段以审查起诉阶段为主，此时未成年犯罪人往往已经被刑事拘留、批准逮捕，从而降低了和解制度的价值，本文建议从审查批捕阶段开始构建刑事和解制度，以弥补上述缺陷，充分保障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加害人及被害人双方的合法权益。     

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制度的思考——以浙江省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实践为样本

未成年人审判因为其生理、心理、社会角色等多方面因素区别于普通审判程序。我国实行三十余年的少年审判制度在矫正未成年犯罪人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也存在立法滞后、矫正制度欠缺、保护失衡等问题。建议借鉴英美等国的家事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制度,将未成年人的行政处罚案件、民事纠纷案件与传统刑事案件合一审理,同时建立司法分流、刑事和解、庭外心理干预、异地籍未成年人帮教基地等制度,以完善新时期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体系。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犯罪中的适用问题研究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一种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符合我国司法制度的现实选择,有助于减少刑事诉讼的时间和资源成本,将该制度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领域,也能够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在我国《刑法》中,未成年犯与成年犯相比享有特别从宽待遇,这一原则旨在更好地保障未成年犯的合法权益。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案件的刑事政策是应当依法从宽而非宽严相济。     

从中日少年案件处理流程与矫正之比较看少年司法模式

日本存在三类对非行少年的相应法律制度：刑事司法制度、少年保护与儿童福利行政制度,少年法院在制度的连接与案件分流中起主导作用;中国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与严重违法案件的对应制度可两分为刑事司法系统之内与刑事司法系统之外。案件的处理与分流成流线型．最终进入刑事司法系统中的案件为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案件。通过对于中日两国实然少年案件处理流程与矫正的比较得出结论：制定和实施具有司法法性质的少年法是实现少年司法制度独立的关键。     

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对话会——从“一纸协议”到恢复、治疗、协商并融

少年刑事司法改革应当服从刑事审判工作全局,也要充分体现少年司法工作的特殊性和专门性。所以,在未成年人刑事和解过程中,应当秉承未成年人“优先保护、全面保护”的司法理念,建立并利用未成年当事人面对面和解对话会这一模式,在积极维护被害人的利益,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的同时,帮助未成年被告人（被害人）彻底回归社会,实现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目的和价值。     

上海纪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检察制度创建20周年

1986年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率先在起诉科内设立了“少年起诉组”，成为全国检察机关第一个设立的专门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办案小组。20年来，上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检察工作的探索取得长足进展，全市检察机关初步建立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检察工作专门的组织机构，成为全国最早全面建立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检察工作专门组织的省。今后一个时期，上海检察机关将逐步推广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对未成年人轻伤害案件以及过失犯罪等可能判处非监禁刑的轻微刑事案件，在检察环节促使具有和解可能的被害人与加害人协商解决刑事纠纷，     

浅析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

关于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可以说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在长时间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和在本土司法领域的大量实践之中,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逐步建立与完善。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将部分公诉案件纳入了和解程序的范畴,为司法部门,尤其是基层司法机关有效化解当事人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开辟了新道路。但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仍有许多问题存在,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与思考。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成就与发展”培训研讨活动启动

为了提高公益诉讼特别是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的辩护水平，从而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预防青少年犯罪。近日，一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成就与发展”为主题的培训研讨活动在武汉大学法学院正式启动。来自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陈瑞华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的莫洪宪教授（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常务理事）、叶小琴教授和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刘桂明以及国际司法桥梁的多位专家，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起诉制度的沿革与展望

免予起诉的废除是我国处理未成年人犯罪在起诉制度上的飞跃。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起诉制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相对不起诉条件细化与范围扩大、未成年人在共同犯罪中分案起诉上。同时，司法实践中探索了暂缓起诉这一新的形式。我国未成年人不起诉制度急需完善，应当通过立法进一步细化不起诉标准，扩大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不起诉的范围；构建刑事和解不起诉制度；建立未成年人犯罪不起诉后的帮教制度。     

国际刑事准则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侦查的规定及思考

公安机关侦查部门是与末成年违法犯罪人员打交道的首要关口，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案件办理过程中采取的手段、方式和方法，对未成年违法犯罪人员今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逐步上升，特别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批准，我国公安机关侦查部门及人员如何在今后执法中遵循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有关未成年人案件侦查的规定，不仅会影响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声誉，而且也将对未成年人案件处理效果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在分析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有关未成年人案件侦查规定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目前在未成年人案件侦查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提出相应的对策，供有关部门及人员参考。     

论“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

我国立法、司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处罚措施处处体现了从宽处罚的刑事政策，这符合我国所签订的一系列国际公约或法律文件的基本要求。然而，根据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我国刑事法应当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相结合的角度进行考察，并关注“行刑重其轻”刑法思想的运用。为此，有必要在刑事立法、司法两方面分别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时的“宽”和“严”进行具体修正，例如，“宽”的方面包括刑法应当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严”的方面包括刑法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等。     

德国少年司法制度研究

作为大陆法系的重要代表，德国早在1923年就出台了以教育思想为特征的适应青少年生理与心理特点的少年法院法（简称少年刑法），并且在此基础上各州司法行政部门建立了青少年法庭。经过多年不断的修改与发展，德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已经相当完善。本文将就德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与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的有关方而作一些比较，希望能够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借鉴。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解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路径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解制度是现代司法制度中的一个亮点,其区别于传统刑事司法制度,给了未成年人犯罪一个挽救、悔过的机会,也可以避免诸多由于未成年人与成年人适用同样的刑罚而引起的弊端.本文拟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和解制度实施的现状入手,分析研究这些现状的成因与不足,提出了几点方法和策略,以便更好地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