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区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

青少年犯罪是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而社区(闲散)未成年人群体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主要发源地。诱发社区未成年人犯罪的因素主要是环境因素,应当积极采取各种措施,预防社区未成年人犯罪,为有效预防青少年犯罪打下坚实基础。     

点评三起未成年人“涉网”犯罪

自1993年中国第一家网吧——“卡萨布兰卡”在深圳市开业以来，全国各地网吧迅猛发展起来。     

未成年人吸毒、犯罪及预防对策

有关资料表明,自七八十年代以来,未成年人吸毒与犯罪越来越呈现出低龄化趋势。截止2000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已达86万,其中35岁以下的青年占80%,未成年人占有一定比例,最小的只有8岁。刑事涉案的的未成年人占同龄人的比例也从1986年到1995年十年间提高了一倍;未成年人违反社会治安管理规定的现象常有发生,人数也逐年增加。近几年来,刑事涉案人员中14岁到25岁的青少年占60%以上,其中14岁到18岁未成年人犯罪逐年递增;从某少管所1997年～1999年在押的未成年犯人数据显示,其每年的增长率在17%左右。一些未成年犯罪人员从10岁,11岁起就有严重的不良行为,因吸毒诱发的犯罪已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从笔者的一些调查结果中显示,未成年吸毒者中,男性90%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其涉及的案件性质有杀人、抢劫、强奸、故意伤害、盗窃、贩毒等;女性则几乎以淫养毒,少数涉及刑事犯罪。     

德法共育视域下未成年人犯罪源头治理机制探究——以未成年人犯罪心理驱动为切入口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法治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国家、社会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教育也在不断加强,但是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比例却逐年呈上升趋势,呈现出低龄化、暴力化、犯罪主观性与犯罪认知度提高、犯罪手段复杂化成人化等特点。从未成年人六种常见犯罪来切入,可以分析出,未成年人犯罪的心理驱动是由于物质方面的享受需要、精神方面的尊严需要以及生理方面的需要。因此,可从心理驱动中反推问题根源,然后从经济层面、政府层面、法律层面、教育层面、家庭层面对未成年人犯罪实现源头治理。     

社区教育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在中国，社区教育对于许多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然而在美国，它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19世纪中叶，美国第一所民众中学诞生，作为美国社区教育的特色社区学院也于1896年面世。进入20世纪中叶以后，北欧、日本等国的社区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我国社区教育最早兴起于上海，1986年9月，上海真如中学创立了真如中学社会教育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学校作为牵头单位，由社区的工厂、商店、部队、镇政府为理事单位。这是我国社区教育兴起的标志。在随后的十几年中，北京、天津等城市也都开始推行社区教育。社区教育在我国虽然发展历史不长，但它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正规学校教育体系之外进行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教育活动，它在提高社区民众的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社区稳定、建设和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中，主要探讨如何通过社区教育实现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问题。     

上海未成年人犯罪形势研究和对策建议

本文对上海市未成年人犯罪的总体形势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有关对策措施。     

构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网络

青少年生活在学校、家庭、社会——这样一个“三维立体”环境中,贯彻实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就需要构建青少年本身、教师、家长以及社区青少年教育工作者等在内的“多维立体”的学习教育管理网络,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从小抓起,综合治理,为此,一年来,我们先后办了十件实事：1、加强学习研讨。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实施素质教育的谈话,召开“新时期青少年教育研讨会”,探讨在新时期特别是在当前“减负”工作的形势下如何发挥社区文化娱乐功能,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如何发挥社区的宝贵资源,形成“教育合力”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2…     

青海省“八五”、“九五”期间未成年人犯罪分析

犯罪低龄化已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从青海省情况看，九十年代以来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严重，案件数量不断上升，犯罪暴力性、团伙性、凶残性日益明显，已引起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对青少年犯罪的早防早治，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意义重大。为此，本人对青海省“八五”、“九五”期间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情况、特点、发展趋势及对策进行了调查与分析。     

国外未成年人犯罪研究及其参考意义

本文系统介绍了国外青少年犯罪研究的情况及其对我国开展青少年犯罪问题研究的参考意义。全文分为：一、现代犯罪学的基本成果；二、国外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研究；三、国外未成年人犯罪的对策；四、我们应向国外现代犯罪学学习什么。     

四川、重庆两地未成年人犯罪调研和思考

本文通过对四川、重庆两地近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基本情况、犯罪类型与特点等的分析，提出政府在未成年人立法、司法、福利、行政管理、文化引导等方面的职能的缺失，是未成年人犯罪上升的根本原因。未成年人犯罪，“罪”不在未成年人。     

“犯罪的一般理论”视野下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及防控对策

美国＂犯罪的一般理论＂认为任何犯罪都是＂低的自我控制＂和适宜的机会相结合的产物。该理论为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原因提供了新的视角——将犯罪机会纳入犯罪成因系统内。具体而言,未成年人经历不良社会化过程,导致自我控制能力减弱,形成犯罪性;具有犯罪性的潜在未成年犯罪人在合适犯罪机会的推动下实施犯罪,成为现实未成年犯罪人。对此,应当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性的形成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机会两个层面来建构未成年人犯罪防控对策。     

社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探究以厦门市思明区下沃社区为例

社区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是未成年人成长的基本环境。扎实推进社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对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下沃社区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已经取得许多成功的经验。通过调研和总结，有助于明确社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基本思路，进而充分整合社区资源，充分家庭、学校、社会的作用，通过建立领导机制、联动机制、引导机制、实践机制和渗透机制，推动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与成才。     

从“监护不力”看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犯罪要从源头抓起，这个源头就是未成年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也要从源头抓起，这个源头就是包括监护制度在内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本文结合案例，对完善、监护制度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一些设想，力图勾画出未来监护制度的大致轮廓。     

上海未成年人犯罪形势和对策的理性思考

进入21世纪以来,上海刑法意义上的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上海地区完全有可能将未成年人犯罪控制在现有的水平上,未成年人犯罪率不太可能出现大的波动。我们对上海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形势持谨慎乐观态度,因为大量事实表明,上海地区未成年人犯罪有趋向严峻性的可能性,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全社会的努力可以防止未成年人犯罪新一轮高峰的到来。上海地区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相对稳定,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上海地区具有将未成年人犯罪控制在现有水平上的可能,这是建立在深刻的社会发展背景分析和充分的科学根据基础之上的。保持上海地区未成年人犯罪稳定态势,需要我们加强和优化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工作,将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思想和精神,渗透到改革的每个环节和各个方面,贯彻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过程。     

未成年人犯罪侵害对象的类型、心理特点及其保护

未成年人的侵害对象以未成年人、孤寡老人和残疾人、青少年女性或幼女、独居和夜间独行者为主,他们受到侵害后容易产生报复心理、对立心理、厌世心理和逆反心理,为此应当对他们进行立法上的保护、司法上的保护和社会保护。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立法建议

文章结合对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点的描述,评析《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对修订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提出建议。     

“富二代”与未成年人犯罪小议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历来是我国党和政府关切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发展，未成年人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他们的价值观、对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同感、社会责任意识等，不仅成为了他们这一代人要解决的问题，也成了社会各界重视的课题。近来，媒体对胡斌交通肇事案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其中也包含了对“富二代”犯罪的探讨。     

“仁政”思想与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

“仁政”思想是我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政冶法律思想之一,其对我国古代刑法的制定与实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在“仁政”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古代法律在刑事责任年龄、逮捕、审讯、收赎、监狱管理等方面给予犯罪未成年人诸多宽待,同时还通过强制性的规定推动宗法家族对未成年人的教化和犯罪预防。     

检校合作模式“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项目”正式启动

为有效开展未成年检察工作，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促使其改过自新、回归社会，2009年5月20日，西北政法大学与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联合举行“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项目启动仪式”，标志着检校双方以雁塔区翠华北路社区为试点的未成年犯罪社区矫正活动正式拉开序幕。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刘桂明副秘书长，西北政法大学王瀚副校长、冯卫国教授、汪世荣教授及20名法律志愿者代表，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中“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之界定

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的外延不应当仅限于六类特殊群体,而应当从开放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拓宽其外延,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其内涵则应当着重从职责一词上来加以理解。这种职责的具体内容及其来源与不作为犯中义务的内涵及来源基本相仿。当然,对于负有特殊职责的主体范围,应当适度把握,考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际需要以及刑法的谦抑性,也不能过于宽泛,具体认定时有必要遵循若干基本准则。对于与此相关的疑难问题的认定,宜从实际出发,视具体情况而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