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权公约：人权价值和制度的普适化

国际人权公约体现了人权价值与制度的普适化。人权普适化经过了从话语人权到国际人权的历史演变。国际人权公约蕴含的人权普遍性包括人权主体的普遍资格、人权价值的普遍信奉、人权规范的普遍适用。当今国际人权公约的理论视野与西方关于人权与社会的价值预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理论背景主要为普遍人性尊严的哲学基础、自然权利理论的智识背景、自由民主的普遍理想。     

中国签署国际人权两公约的背景及意义

中国于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先后签署了联合国国际人权两个公约。这是中国为实现联合国尊重人权的宗旨和原则作出的又一重要贡献,在中国及世界人权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这一举动再次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认同人权问题上的共同国际准则的态度以及中国重视开展人权领域国际合作的诚意。它有利于进一步健全中国的人权保障机制和提高人权保障水平     

履行国际人权公约义务,强化刑事法律人权保障

履行国际人权公约 ,是我国政府维护人权的法律义务。必须加强司法人员的人权意识 ,强化刑事法律人权保障功能 ,维护公民的个人基本权利 ,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为了使我国刑事法制建设严格贯彻“两权公约”的要求 ,必须在修订刑法时明确体现限制死刑精神 ,为最终取消死刑创造条件 ,并将劳动教养作为保安处分规定于刑法之中。     

联合国体系内的人权保护制度

现代国际人权法是联合国成立以后产生的现象。对人权问题的重视首先表现于战后制定的《联合国宪章》。尽管《联合国宪章》关于人权的规定含混不清 ,但却产生了许多重要影响。《世界人权宣言》的目的在于对《联合国宪章》所提及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提供一个共同的理解 ,并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 ,被认为是对《联合国宪章》关于人权条款的权威解释。国际人权两公约和各专门领域的人权公约使得人权和基本自由具体化、法律化。为了监督国际人权条约的执行 ,在联合国体系内存在着各种人权机构和人权保护程序 ,它们对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发挥了巨大作用     

“区域”制度背景下缔约国损害赔偿责任探析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缔约国必须为具有其国籍或其有效控制的深海底活动承包者提供担保。缔约国因此也承担着健全国内立法的义务,以及承包者不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造成的损害的赔偿责任。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缔约国国内立法如何确保承包者履行义务、应当采取怎样的必要和适当的措施、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以及如何执行等问题并未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国际社会应当对这些问题予以细化。为应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规定对我国深海底立法提出的挑战,我国应当加强基础研究并尽快启动相关立法程序。     

论我国刑法受贿罪的完善——以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接轨为视角

我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必须严格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努力使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内容接轨,不仅有利于预防和惩治腐败,也有利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评析《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是目前世界上第一项针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全球性公约。该公约确立了促进国际合作,更加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规定缔约国应当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参加有组织犯罪集团、洗钱、腐败和妨碍司法等行为确定为刑事犯罪,还规定了缔约国对公约所涵盖犯罪行使管辖权以及缔约国相互间提供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这个公约的生效,将对各国运用国际法机制,协调与合作打击跨国犯罪提供强有力保障,我国批准该公约不仅有利于通过公约加强与有关国家大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也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相关法律机制。     

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宪法

由于历史背景、立法精神和逻辑起点等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宪法存在差异。我国人权宪政机制的整合需要完善国内宪法,发挥解释机制的作用;签署或批准公约时声明保留;正确处理我国宪法与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效力问题;人权原则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等。     

试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第一项全球性反腐败法律文书,首次在国际一级建立了反腐败五大法律机制:预防机制、刑事定罪与执法机制、国际司法合作与执法合作机制、资产追回与返还机制、履约监督机制,对形成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格局和健全完善我国的反腐败法律制度及对外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具有重要和深远影响。     

论联合国人权保障机制的改革

人权是联合国的基石之一。联合国成立以来,制定了大量的人权保护文件,成立了各种人权保护机构,初步确立了联合国人权保障机制和相应的实施程序。但在目前,这种保障机制仍然弊端重重。因此,重塑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增加人权保障机构的权威性、协调性和体制运作效率,是联合国人权保障机制改革的方向。     

论《巴塞尔公约》及其历次缔约国大会决议的缺陷及对策

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社会认识到危险废物的越境转移问题,并通过制定国际公约对此进行控制,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中全球性的《巴塞尔公约》是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的代表性公约。尽管公约是一个里程碑,但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妥协的产物,公约及其历次缔约国大会决议仍存在着诸多缺陷,需要相关对策来加以完善。     

联合国下的国际人权机制

联合国通过一系列的条约和制度建构,在宏观层面上,已经搭建起一个相当完备的国际人权保障机制;在基本的战争外部环境上,阻止对人权的大范围侵犯;在制度建设上,促成大量人权条约的签订并辅之以落实机关;在指导原则上,在坚持传统的不干涉原则的基础之上适度引进人道主义干涉;在应对恐怖主义挑战上,于危机中探索前进。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若干问题探析

本文主要介绍了联合反腐败公约的主要内容 ,提出了我国贯彻和执行《公约》的若干建议     

加入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公民权利的发展

加入国际人权公约显然会推动我国公民权利的发展。我国学者在具体论证这一命题时主要从一国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来阐述,而较为忽视人权的行政保护、国际保护等方面。其原因可能是这些学者仍然固守着关于人权的传统分类,而没有考虑人权的综合特征。新的人权分类从国家的人权义务的角度对人权进行分类,包括尊重、保护、满足和促进四个方面。这一分类更重视人权的现实享有,但是这一分类主要着眼于人权的国内因素,而没有考虑人权的国际因素。对于加入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家来说,人权不仅仅是国内事务,也是国际关心的事项,因而关于加入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公民权利发展的问题,从人权的尊重、保护、满足和促进以及国际保护等方面可以作出更为全面的论述。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中非引渡制度的影响

目前,中国已与六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引渡公约。同时,中国与这六个国家及其他很多非洲国家均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有关引渡的规定拓展了中非引渡合作的法律依据,修订了传统的引渡原则,确立了附条件的非双重犯罪原则和缔约国国内法允许情况下腐败犯罪为非政治犯罪原则,大力倡导简化和快速引渡程序的应用和实践。虽然目前这些影响都还局限在反腐败犯罪领域,但是其必将深刻中非刑事司法协助的广度和深度。     

国际人权公约权利理论探析

国际人权公约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反映了其权利理论具有一定的普适性。然而，从总体上看，国际人权公约主要反映西方社会的基本权利理念。因此，可以从权利的来源、性质和目的等方面解读国际人权公约所体现的权利理论。进而为我国的权利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与启示。     

“国际人权两公约”与我国刑法在制度理念上的比较

即将在我国产生法律效力的“国际人权两公约”与我国刑法在制度理念上存在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用国权主义刑法和民权主义刑法的区别来概括。通过两者的比较研究和理性分析,重新定位我国的刑法理念,使刑法的功能完成从国家权力的实现工具到人民权利的实现工具的转变,使中国刑法走向人权保障的民权主义的精神境界。     

新加坡人权保障法律制度建设及启示

新加坡的人权保障法律制度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尤其是劳动者人权保障法律制度建设比较引人注目.对于正致力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来说,二战后,新加坡人权保障法律制度建设中所体现的将本土资源与人权理念融为一体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     

中国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与国际人权话语权的提升——以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为例

国际人权话语权是一国通过人权话语在国际社会展现人权观点、进行人权监督、实现人权主张,并以此影响全球人权价值和国际人权秩序的综合实力。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国际人权话语来影响人权发展的国际战略、规则和实施机制,从而发挥引领作用。中国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核心的国际人权话语,代表了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国家的人权观念,补充和丰富了现有国际人权话语的内容和理念。中国提升国际人权话语权,不仅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宣传,更需要通过国际组织的相关制度安排予以落实和保障。作为最早建立的、最具影响力的联合国人权机制之一,特别程序在构建和实施国际人权话语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中国利用特别程序不仅推进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平等保障,推动了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改革,而且还促进了发展权在联合国人权框架下的实施,以及以发展促人权等人权保障模式及其理念的传播及影响力。随着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以及人权主流化的推动,特别程序作为话语平台的作用日益凸显。面对人权问题全球化、国际组织碎片化和单边主义的挑战,中国应在坚持一贯人权立场的基础上,担当促进世界人权发展的责任,深度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运行和制度构建,强化与特别程序等机制的合作,增进联合国组织的人权职能,在国际人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