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言拒绝权：现代法治国家证人制度的合理安排

证人证言已成为现代各国民事诉讼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证据,两大法系中的大多数国家,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证人的证言拒绝权,以确保发现真实与保障证人及其证言所涉国家、社会、个人权利、利益两者之间的平衡,是法律对社会各种利益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我们国家的证人制度中应确立证人的证言拒绝权。     

作证特免权的价值追问

作证特免权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都是过程性价值,是目标性价值的体现.作证特免权的外在价值在于保障和促进证人证言所涉及的特定社会关系及特定利益,其内在价值则在于保障被告人和证人的权利,同时规范证人作证制度.作证特免权体现了刑事诉讼价值的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在法律价值的层面上实现了价值的动态均衡.     

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制度的反思与建构

一、证人出庭作证义务的履行现状及原因分析"目前我国证人作证的现状令人担忧,据有关报道:上海市黄浦区法院近年来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仅有5%;而在民事诉讼中,证人的出庭率也仅有10%。有35%的证人拒绝作证,其余证人仅愿提供书面证言。"①     

论民事诉讼中对证人证言的质证

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在法庭上通过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审判人员会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分析从而作出证人证言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大小的判断。由于我国在民事诉讼中对证人证言质证的主要法律规定存在有缺陷,导致我国在民事审判实务中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流于形式。我国在民事诉讼立法上应当设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和由审判长主持下的以当事人双方对证人询问为主的质证模式,才能提高对证人证言质证的质量并有利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作出公正裁判。     

证人免证制度浅议——从港澳台刑诉“证人私人特权”的角度分析

在刑事诉讼中,证人是否享有免证权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文章认为,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设置相关的证人免证（私人特权）制度很有必要。证人免证制度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应首先考虑到证人因其证言会导致自己或者其近亲属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拒绝回答相关问题。     

关于完善民事诉讼证人制度的思考

《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但由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证人制度规定的不完善,导致证人出庭率低,证言可信度差,使得证人证言在民事诉讼中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已成为各级、各地区人民法院面临的共同问题。针对司法实践中的困难,本文从证人资格、证人出庭义务、证人权利三方面进行探究,以期完善民事诉讼证人制度。     

“大义灭亲”谁为亲情埋单——小议近亲属作证豁免权

“亲亲得相首匿”是我国古代的司法传统，这一传统也为现代世界刑事司法潮流所认同。而我国当代刑事司法却忽略了特殊证人——近亲属证人的权利，即拒绝作证权。法律应当规定近亲属作证豁免权；近亲属作证豁免权应先定为当事人的直系亲属或直系姻亲；享有亲属拒证权的证人，对于不利于其近亲属的证言可拒证。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证人出庭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意义重大,关系着案件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细化和完善我国证人出庭制度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证人出庭的预期价值,具体措施有：扩大证人保护案件的类型;明确保护措施的实施程序;完善强制证人到庭规定;明确证人拒绝出庭后其书面证言的效力。     

论拒绝作证权——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专家建议稿（第四稿）的有关规定

建国以来,我国的法律一直把作证作为证人应尽的法定义务。而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专家建议稿(第四稿),则对这一义务提出了挑战,首次规定了“拒绝作证权”。本文分析了“拒绝作证权”的合理性基础,指出我国在迈向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引入拒绝作证权的必要性,并评述了专家建议稿对这一制度的设计,试提出相应的如何完善的建议。     

我国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证人证言是刑诉中的重要证据,对于查明案件事实、保证被告人包括质证权在内的辩护权、提高诉讼效率具有重要价值。尽管2012年新刑诉法已规定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但证人不出庭作证的顽疾依然没有根本扭转,仍然存在诸如关键案件和关键证人的范围界定不清、关键证人的出庭作证程序缺失、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在我国当前司法资源有限、难以承载所有证人出庭的情况下,完善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或许是保证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最佳结合的有效手段。     

完善我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思考

完善刑事证人保护制度,对证人进行有效保护,既是消除证人作证顾虑、救济其合法权利的现实需要,也是保障被告人质证权、彰显刑事诉讼正当程序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法律程序社会价值的体现.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进行了增补修改,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原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不足,但仍然存在一些缺憾.应进一步完善刑事证人保护立法,明确刑事证人保护的具体机构,健全刑事证人社会救助体系,确立刑事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价值冲突和选择——兼谈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之构想

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争论的焦点。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是否采信,体现着国家在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两大价值上的取向。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预防违法、保障人权的作用,因此,在我国有必要完善该规则。     

电子证据研究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 ,电脑和信息技术全方位、多角度冲击着社会生活各个层面 ,深刻地影响着全球政治、经济、法律以及人们的生活。与此同时 ,与电脑和网络相关的各类纠纷日渐增多 ,电子证据悄然走进司法领域 ,涉及刑事、民事、行政、经济等多种类型的案件。电子数据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就应具有证据资格。现代法治国家纷纷承认电子数据的证据效力。电子数据只要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据本质特征就能成为合法证据。     

关于社会公共经济利益法权表现形态的思考

一部法律往往不是就保护单个特殊的利益而设定规范,通常是突出其法益目标,兼顾其他利益的平衡。不同性质的法律,法益结构不同,利益的法律表现形式亦存在较大的差异。社会公共利益仅表现为消极的法益不足以充分实现。社会公共经济利益应有两种法权表现形态:国家经济权力与社会公共经济权利。社会公共经济利益只有上升为法权形态才能通过不同领域法律制度的构建,保证其充分地实现。     

浅析证人拒证权问题

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诉讼制度的要求，但是在特定条件下也赋予了证人可以拒绝作证的权利，这一权利是现代法治国家对证人作证义务的一种法定免除。两大法系国家普遍规定了证人在特定情形下享有拒证权，但我国目前没有一部法律承认证人有拒证的权利。如何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的证人拒证权制度，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对我国恐怖活动犯罪案件中证人保护的立法思考

恐怖活动犯罪具有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此类案件中证人承担了比普通刑事犯罪中的证人更大的危险和压力,作证率极低。立法必须明确恐怖活动犯罪案件中证人不做证的法律后果,不出庭作证的具体情形及证人保护的主体,证人保护的范围,同时设立对恐怖活动犯罪中证人身份信息保密制度,污点证人制度,明确证人作证应当享有的特殊权利,从多角度对证人进行保护,切实打消证人作证的顾虑。     

妇女反就业歧视——行政诉讼的新视野

当前,妇女就业歧视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有许多歧视来自政府部门。随着公民法治意识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拿起法律的武器(例如行政诉讼)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宪政的视角解读此类诉讼的法理本质,采用实证的方法分析此类诉讼面临的困境,即受理难、审理难、处理难。笔者从社会意识层面、法制层面、行政诉讼层面分析问题的成因,在比较国外相关情况的基础上,从宪法司法化、行政诉讼法和配套法律的修订等角度提出解决的思路。     

证人作证权论略

近年来,强调证人负有"作证"甚至是"出庭作证"义务已成为法学界主流话语下的应然观点,很少有质疑的声音。然而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种理解在学理上存在矛盾之处,而且与现行法律规定也不十分契合。证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对于广义证人(知情人)来说,"作证"并不是其所负有的应然义务,而是一项权利,只有狭义证人才负有不可推卸的作证义务。     

代理权授予行为与基本关系——授权行为无因性与法律制度的嫁接

代理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实践中,授权行为常常伴随其基本法律关系而生,如委托、雇用、合伙契约等,二者关系如何,不无疑问。无因说认为,代理权之授予行为,与其基本关系各自独立,基础关系不应影响授权行为之效力,而有因说者却持不同的观点。二者分别基于不同的社会政策考量,我国民事立法该如何取舍？可尝试通过法律制度的嫁接实现与表见代理制度的功能替代。     

民法典创制与应有权利认知

民法的基本制度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形成的内在法权要求的法律体现 ,是市民社会成员交往的普遍规则。民法典创制必当从认知应有权利这一科学的权利确认起点开始。现代市场经济中生存着广泛的应有权利。我们应当始终坚持“权利本位” ,吸取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不断阐发的法权要求 ,构建全新的民事法律制度。民法典创制结构和模式应有利于确认市民社会的应有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