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日本劳动雇佣制度的演变

日本的劳动雇佣制度可归结为: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作为一种制度惯例长期存在于日本的企业中。在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与企业内部工会制”一起,被奉为日本企业经营的“三大神器”居于日本企业经营模式的核心地位。近年来,由于经营环境的变化,日本的劳动雇佣制度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演变。本文运用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现代经济学理论,对日本劳动雇佣制的经济合理性作了分析,并对其演变的方向进行了探索。     

后金融危机的日本雇佣体系：数据、观点与趋势

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的日本雇佣体系的变革由于缺乏系统性、整合性以及劳资双方的共识，从而使部分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过多地承担了本应由企业和国家共同分摊的改革成本。2008年的金融危机呈现了非系统改革的脆弱性，引发了日本各界全面思考雇佣体系的危机感和使命感，开始对劳动时间的两极分化、非正式员工的社会排除现象、社会保障安全网、劳动者培训中政府与企业的责任定位等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地缘政治与全球市场：全球资源治理的两种逻辑

地缘政治博弈与全球市场化是当前全球资源治理体系演变的两个基本逻辑。基于地缘政治思维的资源治理一直在全球资源政治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而由于资源治理要素发生变化,与资源治理相关的地缘政治从生产国与消费国的二元博弈模式逐渐转向多中心化模式。同时,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资源市场不断发展,基于市场化的灵活治理体系也在不断演进,主要体现为金融化、多利益攸关方的深度参与,以及市场路径下资源治理目标的多元化。地缘政治与全球市场这两个逻辑之间并不是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其背后是"主权"与"全球产业链"的冲突与协调,且两个逻辑在历史进程中并未割裂,而是呈现从"强地缘政治—弱市场"到"强地缘政治—中市场"再到"强地缘政治—强市场"发展趋势,要确保当前的全球资源治理体系的顺利运作,需要处理好两个逻辑的混合发展趋势。中国正面临着全球资源政治经济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应当积极适应这一趋势,深化相关参与路径,尽可能引领规则制定,推动资源治理向更加公平与合理的方向发展。     

论日本企业的危机式管理

日本企业一向以实行安全式管理而著称于世界,其终身雇佣制给职工造成的安全感和所发挥的激励作用,令世界各国企业家们赞叹不已。但是,人们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殊不知日本的企业也进行危机式管理,而且其危机式管理独具特色.     

中韩中小企业发展比较研究

中小企业在中韩两国经济发展中都有重要的影响,两国都对中小企业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措施。韩国的支持政策出台早,体系比较健全,中国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支持体系,相关法律支持有待加强。韩国中小企业面临非正规雇佣问题难解决、企业发展依赖国外劳动力、劳动保障不健全、延迟退休政策导致创新动力下降、工会组织作用较弱、进军海外市场步伐较慢等问题,中国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税收负担重、用工难用工贵、创业环境不佳、创新动力不足、保障体系不够健全、合作支撑不足等问题。借鉴韩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规范非正规就业、改善企业创业生存环境、增强企业创新动力、推动工会组织建设、完善保障体系、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已成为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     

制度、组织与激励——论匈牙利“非自由的民主”

西方国家对匈牙利"非自由的民主"批评过于片面,忽略了已有制度为政治和经济组织提供的激励以及这些组织对制度的影响。转轨后匈牙利的政治制度为政治组织提供了进一步维持集中化的激励。经济制度则给组织带来了推动制度变迁的激励。最终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逐渐相互促进和兼容,形成了稳定的制度体系。由特定政治和经济组织组成的联盟则从这一体系中获得收益。总之,"非自由的民主"体制是制度与组织、制度与制度的互动结果,而非欧尔班在任十年的个人"功劳",因此,有必要以制度演化的视角来解析匈牙利的制度体系及其起源与演进动力。     

20世纪初期日本公司经营者的特征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进入了近代工业化时期,从而使日本的企业经营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引进和发展使日本的企业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公司制企业已成为近代企业的主要形式。随着股份公司的出现和普及,公司经营者便大量涌现,从而使经营者的性质发生了一次质的变化,即由所有型经营者向雇佣型经营者转化,到1928年,雇佣型经营者已占88％。可见,雇佣型经营者已成为公司经营者的主流。这些雇佣型经营者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中国经略周边的机制化路径探析——以中缅经济走廊为例

在美国的战略压力下,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经略周边也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战略支撑。中美战略竞争的阶段性与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的密切程度,影响着中国经略周边的模式和路径。在现阶段,中国经略周边的机制化路径能够统合中国有限的外交资源,借助机制激励、约束及塑造等功能提升中国经略周边的质量和成果,维持在周边部分国家已经取得的优势地位。本文以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为案例,从中国经略周边的机制化视角分析其对提升中缅两国内在合作动力、维持中国在缅甸影响力优势地位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进而就中缅经济走廊机制化建设可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若干对策。     

日本老年人雇佣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已进入人口减少及超老龄社会,劳动力不足问题将会制约日本经济未来的发展。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促进老年人就业,日本政府修改了《老年人雇佣稳定法》,制定了继续雇佣制度。这些法律和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短缺问题,基本保障了日本老年人的收入及就业稳定。但也存在大多数企业与职工签订短期非正式雇佣合同等问题。这些经验和问题可为中国进一步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及促进老年人再就业提供借鉴。     

日本福岛核危机对于完善中国能源安全体系的启示

日本福岛核危机对于中国能源安全体系的完善具有诸多启示,特别是中国的能源安全体系内面临突发事件日渐增多等现实问题,而剖析这些突发事件的形成机理的前提就在于正确、全面地认识中国能源安全体系的复杂性,要本着自组织、协同化、开放性、精益化、多元化等基本原则逐步完善中国能源安全管理体制。     

企业年金制度发展及模式选择：日本的经验与启示

日本和中国同属于亚洲国家,其生活习惯、所处的自然环境都相似,且两个国家都面临人口老年化的问题.日本退休养老制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制度的有力支持.文章阐述了日本企业年金发展的历程,概括了不同时期企业年金发展的特点,通过比较借鉴,对我国今后企业年金的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从“垃圾战”到“多元协作”——日本垃圾治理的路径与经验

当今日本在垃圾治理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但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垃圾公害问题曾一度非常严峻,日本各地爆发了多起被称为"垃圾战"的反对建设垃圾处理场的民众运动。随着日本经济结构的调整、环境保护运动的推进,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再生利用观念不断提升,日本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模式走向垃圾分类、垃圾减量、资源再生的循环型社会。日本的垃圾治理靠的是相关法律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环保宣传和教育的持之以恒以及民众对垃圾分类、垃圾减量运动的广泛参与。进入21世纪,各级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市民等作为垃圾治理的主体,分工合作、相互支持的"多元协作"~①模式,将日本的垃圾治理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政府引导、市场激励、民众参与的垃圾治理多元主体的协作模式值得中国借鉴。     

战后日本人公私观的变迁

战后日本人的公私观经历了三次变迁。战后初期,随着封建色彩浓厚的近代天皇制及家族制度的解体、"灭私奉公"观念的淡化以及自由民主人权意识的上升,私的立场得到重视和强调。经济增长时期,现代化的企业组织成为日本新兴的共同体,日本传统的主从关系支配下的拟家族式的序列等级制,以及"恩情"与"奉公"的伦理融入企业制度中,日本人的奉公对象普遍指向企业,公的意识高涨。泡沫经济破灭后,终身雇佣制的传统企业经营模式受到冲击,个人能力主义上升,对企业的忠诚意识弱化,重视家庭及个人之私的趋势抬头。与此同时,对爱国心的强调、以及在国家之公与个人之私之间构筑社会公共层面的呼声,体现了日本人公私意识的新动向。     

企业的文化赞助——以日本企业mecenat协议会为例

由于政府投入的不足,公共艺术文化活动常常在资金、场所、设施等方面面临诸多困境。日本企业mecenat协议会将致力于公共艺术文化的企业界人士组织起来,通过捐赠等方面,有力地支持了日本公共艺术文化活动的开展,充分体现了经济与文化的有效融合。其组织形态、运营模式对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公共艺术文化赞助机制的形成都具有一定的启示。     

日本企业三大法宝的新变化

以终身雇佣制为代表的劳务管理制度一直被认为是日本式经营最具代表性的特征 ,同时也是日本式企业劳资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之一。在战后的经济发展中 ,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形成了日本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独特的经营模式 ,即日本式经营的核心内容 ,为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日本式经营的定型是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的事 ,但其起源却很早。 5 0年代 ,阿贝格伦在分析日本企业特征时 ,就曾经使用“终身参与”的概念。在 70年代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调查团对日本进行了实地考察 ,由此确定了日本企业的三大基本…     

日本长期雇佣体制的微观信息结构透视

日本的长期雇佣体制一直被看作是其经济高速发展的一大法宝。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日本的一些大公司开始了大规模的裁员,以至一些媒体公开宣称在日本存在了几十年的长期雇佣的就业体制结束了;日本理论界也有观点认为, 以长期雇佣为主要特征的内部劳动力市场是一种僵化的雇佣制度,企业在这种体制下不能按照市场需求的迅速变化灵活地调整对劳动力的需求,因而增加了企业的雇佣成本,使企业丧失了竞争能力(村上立躬等,1997)。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国有企业工作终身制的劳动用工制度,在形式上和日本的雇佣体制很相似,但企业经济效率低下由此不少人得出这样的结     

浅析日本终身雇佣制及其变化

终身雇佣制一直被认为是日本式经营的三大支柱之一,同时也是日本式企业劳资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之一。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都是资本家雇佣工人进行生产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并在产品的价值形成过程中创造出了剩余价值,但资本家雇佣工人的形式可谓多种多样。欧美国家一般是自由劳动市场为基础的高流动性雇佣方式,劳资双方自由选择,在一名工人的职业生涯中可能调换过几种甚至几十种工作;而日本从战后以来一直是以终身雇佣制为主体。不可否认,终身雇佣制曾为日本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贡献,然而近年来,终身雇佣制正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     

日本反恐的深层目的及其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海外日本人被极端恐怖组织绑架并被杀害的案件频频发生,海外日本人与投资海外的日本企业面临着严峻的安全考验。为此,日本政府不得不认真应对恐怖主义的袭扰,加大了国际反恐合作的力度。目前,日本侧重于从多边地区与双边地区等层面来开展国际反恐合作。日本大力开展国际反恐合作,有其深层目的,主要包括为国内修改宪法、进而顺利派兵海外寻找合法理由,乘机扩大日本的海洋地缘政治影响力;确保日本的能源安全;为顺利举办2020东京奥运会提供安全保障等。日本开展的国际反恐合作,由于"傍美"严重,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日本没有自己单独的反恐战略,今后会面临着愈发严峻的问题与挑战。     

新冠疫情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兼谈“后新冠”时代日本社会的走向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构成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挑战,其影响已远远超过疫情本身。自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蔓延以来,给日本的经济、社会带来诸多影响。疫情催生出新的工作方式;凸显教育领域信息通讯技术滞后;疫情对低收入群体冲击较大;两性关系再遇挑战;人际交往"无缘化"程度加深。新冠肺炎疫情像一面放大镜,将日本潜在的社会问题一一凸显出来,同时,疫情又像一个加速器,加快了日本社会变迁的步伐。"后新冠"时代的日本社会似乎已很难回到从前,那么,日本社会又将何去何从?     

美日同盟的机制化与战略转型

美日同盟起源于美国对日本的战后改造安排,其机制化就是指美日双方不断确立同盟共识,并基于同盟共识来确立战略目标,建立同盟合作规则和机制的进程。自1960年修订同盟条约之后,美日制定和升级了三个《防卫合作指针》以推动同盟的机制化。作为美国控制日本的长期战略框架,美日同盟建立在美日之间的安全和经济的战略大交易基础之上。美国利用双边的同盟结构,采取所谓"高压政治"的手段来掌控日本和美日同盟,这使得它的"同盟困境"呈现出"单向度"的特征。美日同盟的机制化进程与经济关系的失衡是相互加剧的关系,并隐含着推动日本军事化的内在要求。本文认为,美日同盟的机制化实质上就是美日军事一体化,常设同盟协调机制(ACM)的提出标志着建立固定的、实体性的军事结构的开始。当前美日同盟的机制化或军事一体化以应对"中国崛起和朝核问题"为新的同盟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