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约工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基于湖北外卖骑手的调查

随着以"互联网+"为特征的新业态的不断发展,网约工队伍不断扩大,用工关系更趋灵活,使网约工在权益保障方面呈现出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也给传统劳动关系理论带来了挑战。通过对网约工就业现状的调查,在分析网约工权益保障缺失原因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创新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健全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强化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加强政府监管服务力度,提升网约工的维权意识等等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网约工：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新选择与新风险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共享经济"的发展共同催生出网约工这一新型就业群体。与此同时,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逐渐离开工厂体制,转向互联网平台工作,网约工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新选择。从劳动过程角度来看,这是因为互联网平台用工中的类自雇体制、可双选模式、轻体力劳动、扁平化管理和透明的规则等特点适应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需要。然而,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网约工之后,除了原有的普遍性风险,还面临着新的风险,即群体分化风险、冲突转移风险以及过度劳动风险等。为此,工会应当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创新维权服务方式、完善集体协商制度,以增强网约工抗风险能力,帮助其抵御与化解就业风险。     

“依网抗争”:社会转型期的互联网与抗争政治——基于“唐慧事件”的研究

借助抗争政治的理论和方法考察互联网在"唐慧事件"中的作用和运作机制,提出了"依网抗争"的解释框架:"依网抗争"是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在网络社会场域中,抗争政治的行动者以互联网为手段、渠道或平台为维护权利而发生的抗争互动,政府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其中并成为影响抗争进展的主导力量。这一解释框架拓展了抗争政治理论在中国社会转型与网络社会崛起背景下的解释范围,有助于理解当下中国独特的抗争性政治及其变革作用。     

网约工劳动权益如何保障

随着平台经济兴起,网约工规模不断扩大,存在着网约工劳动关系确认困难、平台推脱责任、保障体制欠缺,导致权益侵害案件不断增多等问题,如何保障网约工劳动权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可通过构建网约工劳动关系认定制度、强化网约工劳动平台社会责任、完善政府监督管理与保障工作,确保"互联网+"时代网约工劳动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创新机制搭建平台 闽滇、闽黔省际劳务协作暨省际用工求职信息实现有效对接

12月6日，福建省人社厅与云南、贵州省人社厅签署协议，正式启用省际用工求职信息交流平台。该平台主要发布福建省“诚信用工企业”岗位信息，并通过LED、电视显示屏在滇、黔两省劳务工作站实时滚动发布传送，通过就业自助机实时查询，以“远程见工”方式为当地劳动者和福建省企业提供跨省用工面试服务，实现跨省招用工，缓解企业缺工问题。     

强控制与弱契约: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家政业用工模式研究

互联网技术与传统家政业的结合将导致数字鸿沟的弥合亦或延续。本文通过建立劳动关系-劳动过程的联合分析框架,指出金融资本和互联网技术共同建构了互联网家政业强控制-弱契约的用工模式,通过轻资产战略延续家政工弱契约的劳动关系,又通过管理控制的多元化主体加强对劳动者的管理控制,形成强控制的劳动过程类型,从而在组织内部进一步加强了底层劳动者的结构位置,使数字鸿沟的运用差异结果被固化和隐性化。同时,通过在劳动过程讨论中引入性别分析机制,呈现了互联网家政业生产政体形成机制的复杂性。     

为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探路

正苏州劳动法庭的设立,结合现实情况,凝聚司法智慧,将对依法保障新业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健康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作为全国首家劳动法庭,苏州劳动法庭近日在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揭牌。在平台用工、共享用工等新型用工关系兴起,网约车、外卖配送、网络直播等新类型案件大量出现的背景之下,苏州劳动法庭的设立恰逢其时,将对依法保障新业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健康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总工会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实施意见

<正>粤人社规〔2022〕14号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中级人民法院、总工会,省有关单位: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以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网约货运驾驶员、互联网营销师、快递员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快速增长,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服务消费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促进新业态健康发展的决策部署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56号),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     

走出“网约工”权益保障的困境

"网约工"作为"互联网+"时代我国服务领域中打通"最后一公里"的生力军,给社会生活带来巨大便利。同时,广大"网约工"也面临着自身权益保障难、维权难的困境。保障"网约工"权益,应在积极探索的基础上,构建科学的劳动保障法律体系,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形成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市场参与的劳动权益保障格局,让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网约工"。     

算法从属性：破解平台劳动关系认定困局之钥

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平台劳动关系认定问题愈发受到关注并引发巨大争议。司法实践中关于平台劳动关系认定的观点各异,对于劳动从属性标准适用的认定不一。究其原因,在于新兴技术条件下平台用工的非典型性给传统从属性考量因素带来挑战。算法从属性的提出为劳动从属性判断提供新的解释路径。在新就业形态用工劳动关系“三分法”下,算法从属性与第三类劳动者特性高度契合,建议将算法从属性作为第三类劳动者认定的核心标准,形成平台用工案件新的司法逻辑,以破解平台劳动关系认定困局。     

关于等级保护APT攻击检测技术的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开放性及便利性,湖北联通多数业务平台通过互联网对外提供服务。近年来,随着攻击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形态的安全威胁不断涌现并在持续进化,特别是APT(高级持续性威胁);而防御技术并不能及时跟上安全威胁的变化步伐,这使得互联网的安全状况日益恶化。在对湖北联通增值业务平台承载调研结果和对当前主流APT攻击检测技术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等级保护对安全监控及防护的明确要求,提出了一种新的APT攻击检测技术,即"基于蜜网的APT攻击检测技术"。     

"互联网+"时代的行政规制图景——基于237份网约车规范的分析

网约车是"互联网+"时代典型的新经济业态,"互联网+"时代的行政规制图景首次较为完整地在网约车规制中得以展示,这为后来的"互联网+"经济业态的规制提供了经验与教训。形式上看,"互联网+"时代的行政规制开始迈向多部门的联合规制,但并未发生公私合作治理的明显转向;政府对新业态的规制反应期随着规制能力的提高而逐步缩短;地域之间行政规制进程呈现出同步性与扁平化的趋势,基于市场成熟度的传统规制进程展开逻辑有待重塑。实质上看,以平台为中心的责任分配模式呈现出"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中心化规制结构;城市人民政府成为"互联网+"时代重要的规制政策输出源,需厘清其不同层级的立法权限;适用中的"玻璃门"现象与空置现象要求处理好"互联网+"业态规制中新旧规则之间的偏好与衔接问题。     

凭祥:建成广西首个党员教育在线直播平台

凭祥市针对新时期党员教育的特性和发展需要,在互联网上开通了党员教育在线直播平台,这是广西首个在互联网上正式投入使用的党员教育直播平台。采取"远教网+党建网""两网联姻"的方式,凭祥市克服技术瓶颈,搭建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进入互联网的平台,使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平台上的教学资源能够源源不断地上传到"凭祥党建网"。     

青年自雇型就业的脆弱性研究——以网约工为例

自雇型就业是实现青年就业的重要方式,就业脆弱性是影响青年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网约工是互联网时代青年自雇型就业的典型形态。本文以网约工的就业模式为例,分析青年自雇型就业的典型形态。以网约工就业困局为例,基于就业机会、就业能力和就业服务的维度,探究青年自雇型就业脆弱性的生成。以网约工的就业支持为例,探究青年自雇型就业脆弱性的消解路径。     

非全日制用工规定的不足及完善

我国立法对非全日制用工的规定相当简陋,不足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了促进此种用工形式的规范化运作,需要进一步明确非全日制工的加班加点行为,划定非全日制用工向全日制用工转化的量化界限,细化劳动报酬的构成,确定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提前通知义务,和对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的缴纳义务。     

“基友”称谓认同与泛化:网络时代性别文化变迁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与便携通讯设备的结合,"基友"的称谓已经扩散至男同性恋者群体之外,并被网络虚拟世界中的青年亚文化群体所泛用。在虚拟的网络社交互动平台,网友对"基友"称呼的泛用,不仅是同性恋群体不断抗争而被逐渐"去污名化"的结果,也是新兴网络亚文化群体获取身份认同的需要。对互联网资料的梳理和访谈材料的分析可以发现,"基友"称谓从虚拟社区正逐渐向现实社会扩散,表明传统性别文化在飞速发展的信息社会中正在经历着重要的变迁。     

发达国家应用互联网与大数据推进政府治理的主要做法与借鉴

应用互联网与大数据推进政府治理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形成了许多比较成熟的做法与经验,集中表现在技术平台、应用领域、实现机制和制度保障四个方面。其中,技术平台强调围绕电子政务平台、网络服务系统、政府门户网站、数据库、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等加强建设,应用领域重点分布在行政审批、公民服务和公共安全,实现机制包括行政推进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安全监管机制、推广参与机制、配套保障机制等,制度保障涉及制定出台专门的战略规划、法律法规和政策规范。立足基本国情与现实,我国应用互联网与大数据推进政府治理可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中获取有益借鉴,包括加快"互联网+大数据+政务"的技术平台建设,瞄准互联网与大数据在政府治理中应用的重点领域,构建一系列多维度、多层次和协同性的实现机制,健全制度保障体系。     

网约车新政制定过程中的多重话语互动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大量资源从电脑端转移到手机端,网约车服务也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网约车的多重标签引发了巨大争论,经过一番商讨后政府出台政策宣布网约车的合法性。网约车新政的制定过程是多方社会群体共同话语构建的过程,分析多重话语的互动能更好地理解我国特色的政策制定方式。在自由的话语场域中,乘客、行业、网约车拥护者、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分别从安全、利益、共享经济、资源利用等角度表达了对网约车的政策诉求,并结成"管制联盟"和"市场联盟",随后就网约车进行了"零和一"的博弈和监管模式的争论。研究发现,"管制联盟"和"市场联盟"的话语霸权会随着联盟的制度地位、权力资源以及政府立场的改变而发生转变,多重话语在政策制定的不同阶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我国新兴非标准就业群体社会保障问题探析

近年来,随着共享经济成为新经济的重要模式和发展驱动力,以共享为特征的新兴企业逐渐形成了"互联网+劳务"的全新用工模式,演化出新型的社会契约及用工关系,并孕育出以网络平台为载体、合作契约为链接、自我管理为中心的新兴非标准就业群体,但同时也对现有法律框架下的传统雇佣关系形态形成冲击,使得新兴从业者陷入劳动者社会保障缺失的困境。利益相关者视角下,该群体社会保障陷入困境的原因主要来自政府部门、监察管理部门和平台企业法律政策的缺位。为缓解新兴非标准就业群体社会保障缺失问题,有必要在借鉴国内外对新兴非标准从业者法律身份界定、制度调整与创新和技术资金支持等举措的基础上,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技术和资金池的双重保障,打造各利益主体多元化参与新兴非标准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格局。     

资本控制与个体自主——对国内空姐情感劳动的实证研究

采用"劳动力—资本—消费者"三方关系的分析框架,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对田野访谈材料的分析,文章以空姐的情感劳动为切入点,试图探讨劳动过程中的资方支配与劳方抗争。研究发现:航空公司以女性气质为标准选拔、培训空姐,并利用"真乘客"与"假乘客"对其劳动过程进行控制和监督,创造出一种资本的形式不在场但实则在场的"全景式"监督模式;乘客需求的差异性为空姐的自主情感劳动提供了客观可能性,表现在空姐借助自身女性特质和中国人际互动特性,灵活地对个体乘客投入情感并采用多样的反抗形式。本文认为,在服务业中,消费者与资本之间既有合谋又有分离,这一特点一方面形塑了资本对劳动控制的新特点,另一方面又为劳动者的个人自主提供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