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诚信原则的类型化适用

我国民法诚信原则的司法适用存在诸多问题,包括有具体规范仍向一般条款逃逸、仅作为加强判决说服力的工具、未对不同类型的诚信原则加以合理区分适用等。根据诚信原则具体功能的不同,可将我国民法诚信原则分为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作为法律修正工具的诚信原则与限制权利的诚信原则,限制权利的诚信原则实质上是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三种诚信原则在实质内涵、适用前提、适用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在司法适用中须作出区分对待。首先,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仅可适用于“特别结合关系”领域;其次,在“特别结合关系”领域应当先判断是否违背要求更高的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再判断是否违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最后,诚信原则的法律修正功能仅能适用于特定情形,并以违反个案“公平正义”为核心判断标准,须结合严格的论证方法方可适用。结合既有司法实践,在“三分法”的类型化标准下妥切援引具体规则,在不存在具体规则时再经充分论证后援引一般条款,但应当始终贯彻类型化适用的方法论。     

和谐社会的市场信用体系建设探析

诚信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伦理基础，但“诚信缺失”现象在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极为常见。基于这一现状，如何重识诚实信用原则，构建并完善我国的市场信用体系，是一个紧迫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试论我国行政法援引诚信原则之意义

诚信原则,向为私法之原则,然也有学者认为此原则不独私法,对于公法、宪法亦可适用。①但是,如何将其引入公法范围且意义如何?法学界鲜有专篇论述。笔者不揣浅陋,试作此文,权当引玉之砖。诚信原则,即是要求法律关系当事人间权利行使义务履行之善意,以调整其间之利益,乃系在自由主义之基调上,由内部加以修补的一种法律原则。②释言之,该定义有以下几层含义:1.诚信原则为法律原则。与追求自律的道德律不同,诚信原则是他律的,是以社会伦理观念为其基础,肯认法律与道德之相互作用。换言之,该原则乃是道德之法律技术化的产物。2.诚信原则系发     

中西诚信传统比较及其对我国政务诚信建设的启示

诚信是人类社会普遍的道德准则之一。诚信概念结构的双重维度隐含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认知模式和发展道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更多地以一种伦理规范的形式存在,始终没有成为法律的固有原则。而在西方,自古罗马以来,诚信就不仅仅是道德要求,更是作为基本原则贯穿于法律制度中。有鉴于转型时期政务失信行为多发的现实,今后应进一步加强政务诚信建设。为此,必须同时关注道德和法律两个维度,积极谋求中西政务诚信传统的互补与融合创新,将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自律的"道德诚信"与西方社会重视制度他律的"法律诚信"结合起来。     

论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法理基础

由于仲裁协议效力的法理基础是建筑在合同法原理上的,人们通常会将传统合同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合同相对性原则”等在判定仲裁协议效力时加以适用。然而。20世纪以来契约法上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对契约法在新的经济状况下的价值的重新评价,促使人们应对仲裁协议效力的法理基础予以重新的思考。     

等同原则的适用及限制——以规制专利权滥用为视角

加强对等同原则在适用中的限制、明确统一的判定标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在适用等同原则时应将“整体比较”原则和“逐一要素比较”原则综合起来对案例加以判定；二是对于发明点的技术特征不宜适用等同原则；三是禁止反悔和自由公知技术原则应纳入到等同原则的适用条件中，而不能仅仅作为抗辨原则；四是建立统一的上诉法院，制定统一的等同原则适用标准。     

医疗干涉权的法理分析

医疗干涉权作为医生的一项职业特权，因李丽云案件而引起广泛关注。对医疗干涉权的准确界定是前提条件；医疗干涉权的适用条件与原则是基础；目前我国医疗干涉权的行使存在着与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对立，法律与伦理的冲突以及法律适用弊端等问题；应该从行使主体、社会环境、立法体制等方面加以改革和完善。     

试述国际商事仲裁程序的法律适用

仲裁程序的法律适用领域历来就是学者们见仁见智的阵地。他们围绕着“所在地理论”和近些年兴起的“非当地化理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战，如何正确处理传统的“所在地理论”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关系是论争的问题之一。本文围绕国际商事仲裁程序的法律适用问题展开论述，通过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演进的分析，指出仲裁程序适用仲裁地法仍是当今各国普遍采用的做法，但是“仲裁程序适用仲裁地法”的理论基础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它不再墨守“传统所在地理论”的陈规，而是注入了新内容的“现代所在地理论”。这个理论吸收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中的合理成分，是对传统理论的扬弃，二者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否定。     

诚实信用原则在劳动法适用的类型化

劳动关系较之一般的契约关系更着重双方信赖利益。对于诚信原则在劳动法中的适用范围各国尽管尚存争议,但大多均肯定其价值。我国《劳动合同法》对此亦有明文规定。但无论是诚信原则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抑或从我国司法适用现状的考察,诚信原则均有类型化适用的必要。即在考量劳动法特性前提下,按照诚信原则三大功能的指引,在适用时区分不同的类型进行建构,明确具体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在补充性功能上,注意劳动者附随义务划定的边界,不能擅自突破法律既定的保护框架。在限制性功能上,应通过精细化阐述或下位原则适用,对判定要素加以说明。在修正性功能上,应遵循维护法律安定性为本旨,例外情况下才适用的原则。     

论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

<正> 所谓“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并不是指中国传统法律的全部内容就是伦理规范,或者说所有的伦理规范都是法,而只是说,儒家伦理的原则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成为立法与司法的指导思想,法的具体内容渗透了儒家的伦理精神。何谓“伦理”?《说文解字》曰:“伦,辈也,从人,仑声。一曰:道也。”段玉裁注释说:“伦,道也,理也。“可     

论诚信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

诚实信用原则本为一私法原则，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该原则出现了从私法领域向公法领域扩展的现象。本文讨论诚信原则在刑事诉讼中适用的法理基础及限制，提出该原则在刑事诉讼领域适用的立法构想。     

诚实信用原则在海上保险中的体现

诚实信用原则,亦称善意原则,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的一项重要原则。它作为保险的重要原则,始于《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该法第门条规定,保险合同建立在最大诚信基础上,学者一般称为海上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也有的称为“最高诚信”原则、“绝对诚信”或“忠诚信实”原则,意思是一致的。我国《海商法》保险合同一章,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最大诚信”原则,但参照了国际上立法的最新倾向,确立了最大诚实信用原则的地位。我国《保险法》第11条规定,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这一原则理所当然地适用于我国海上保险活…     

以法治助推政务诚信建设

政务诚信在“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中居于核心地位.我国加强政务诚信,应采用“体系化”的思维方法,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制度建设,措施包括:完善政务公开立法,奠定政务诚信基础;健全行政职权立法,明确政务诚信边界;加强行政程序立法,规范政务诚信流程;健全失信责任立法,夯实政务诚信保障;加强行政伦理立法,筑牢政务诚信道德防线.实现以法治助推政务诚信建设.     

既判力标准时后的形成权行使的规制路径

既判力标准时后的形成权行使是一种诉讼行为,其将有可能从实质上推翻前诉判决,进而危及法的安定性。由于形成权的行使是在既判力的标准时后,属于“新事由”,不受既判力的遮断,因而无法采用诉讼法上的遮断效路径加以排斥。实体法视角是将各种形成权的性质、行使效果以及形成权人与对方当事人的利害状况等实体法因素投射到遮断效路径,进而得出是否加以排斥的结论,其本身并非解决路径,但却为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适用时的价值判断提供了客观标准。既判力标准时后的撤销权或解除权的行使构成不诚信的诉讼行为,属于对诉讼权利的滥用,依据实体法因素进行具体的价值判断后,应当适用诚信原则加以排斥,从而维护法的安定性;但抵销权的行使并未危及法的安定性,因而不受限制。     

促进研究诚信：定义、当前的认识和未来方向

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尼古拉·斯丹尼克教授对科研诚信问题有过深入研究。其撰写的“ Fostering integrity in research： definitions, current knowledge, and future directions ”一文，对“负责任的研究行为”、“研究伦理”和“研究诚信”作了更精确的定义，并得出了优先要做的事的一般结论和更有效地回应不端行为并促进更高标准的研究诚信措施建议。     

完善刑事回避制度之我见

一、诉讼理念移植缺乏变通 中国刑事回避制度的理论渊源是西方传统诉讼理念中的“自然公正”原则，即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并依此理念基础设计了中国的刑事回避制度。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在依“自然公正”原则创设中国刑事回避制度的时候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国情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深刻影响。     

张林诉南美洲狮饮食有限责任公司承包合同纠纷案——情势变更原则适用的若干问题

本文拟通过对全国首例因“非典”所引起的合同纠纷案的介绍，着重就“非典”的性质进行分析，指出情势变更和不可抗力及相关概念的区别及区分标准，并结合该案进一步分析了情势变更原则的内容、理论基础和适用原则、因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所引起的赔偿责任等相关内容，最后对我国法律中的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进行了阐述。     

诚信原则在WTO法中的适用

WTO法诚信原则的具体内涵包括公平、客观、统一、合理、禁止权利滥用以及约定必须遵守等。WTO法下诚信原则的内涵与传统国际法的诚信原则内涵并不完全一致。WTO法下诚信义务主体包括国家、争端解决机构以及其他一些监督机构。在某些情况下,个人需承担WTO法下的诚信义务。WTO法下的诚信义务包括条约履行、争端解决以及履行裁决中的诚信义务。WTO法诚信原则的适用可能给各方带来利益寻租的机会,因而在适用诚信原则时必须坚持透明度、效能取向以及一致性的原则;在衡量相关利益时采取程序取向的方法。     

论穿透课税原则

“穿透原则”目前在中国成为许多领域耳口相传的热词表明其本身具有阐释力和穿透力。虽然税法学界对穿透课税原则有零星的论述,但迄今语焉不详。各种组织形式的征税方法大致分为“导管课税”和“实体课税”两种。穿透课税原则的理论基础包括合伙企业税收集合体理论、导管理论、受益所有人课税理论、经济实质判断理论。穿透课税原则具体化为一般规则与特殊规则,后者包括受控外国公司规则、反导管规则。实质课税原则在规范的抽象性层面上固然与诚信原则堪可比拟,而穿透课税原则与方法涉及具体的规则应用。为反避税对公司在税法上法人人格的存在予以否认并不是公司法中的揭开公司法人面纱,冠以“穿透”之名的相同并不能否定税法与公司法彼此适用逻辑与边界分野的剖析。     

论行政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

素有“帝王条款”之称的诚实信用原则,其适用范围长期囿于私法领域。但自20世纪以来,随着国家职能从“干预行政”向“给付行政”的转变,诚实信用原则已“君临法域”,推至公法领域,成为行政法乃至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我国,从行政法的角度探讨诚实信用原则时间不长,立法上也刚刚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尝试。本文在研究行政法上诚信原则的起源和国外立法现状的基础上,探寻诚信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地位与具体适用,以期完善我国的行政诚信原则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