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构建“大调解”格局的几点思考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利益格局调整加快,社会矛盾凸显,社会矛盾的敏感性、关联性、对抗性明显增强,有的转化为治安和刑事案件,甚至演变为激烈的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党委政府应清醒认识当前形势,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从完善调解机制、明确调解责任、调解重心下移、调解责任追究和队伍建设等方面着手,科学构建多元化“大调解”格局,及时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     

大调解格局下的诉调对接

诉调对接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解决矛盾纠纷的模式。它表现为诉讼和人民调解在地点、人员、管理、经费、受案范围、”程序、效力等方面的衔接,主要是使人民法院（或法庭）接手的某些纠纷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得到有效解决。诉调对接模式是构建我国“大调解格局”的要求,它适应了我国的现状,能有力地化解矛盾、促进和谐。为实现社会和谐,就要在处理好诉调对接制度和法治的关系的基础上,实现诉调对接的进一步制度化,大力推广诉调对接模式。     

论大调解格局下的人民调解制度定位

大调解格局是对我国社会转型、社会矛盾激增、社会纠纷亟须有效解决的积极回应,是社会管理创新之举。而人民调解制度源于传统调解制度,发展于建国后,对于预防纠纷、解决纠纷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但在新时期,人民调解一度因不适应社会发展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大调解格局的形成,为人民调解的回归与功能的新定位创造条件。人民调解是社区建设、社区自治的必然要求,可以有市场、管理和司法模式的选择。人民调解是个多元的、开放的体系。     

浅议大调解的泛化

大调解体系的构建,不仅可以缓解法院解决纠纷的压力,也可以丰富人们处理纠纷的方式。随着司法实践对大调解的逐渐重视,大调解呈现出泛化的趋势,主体的功能定位不清晰、理念认识不准、案件适用范围扩大。泛化的大调解不仅损害了司法的权威,而且影响了调解组织的公信力、遏制了规则的形成。解决大调解的泛化问题,只有建立在对调解进行理性认识、确定大调解的主导者、区分法院内外的调解以及赋予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效力的基础之上才具有可行性。     

能动司法与大调解的实务思考

能动司法与大调解不仅是具有我国特色的创新理念,更是符合国情的当务之急。有必要在认识其内涵的基础上,明确其现实意义,并通过相关主体的努力予以有效落实,同时运用法治理念对其加以限制以免其偏离正确的发展轨迹。     

“大调解”纠纷解决机制的反思与完善

2010年8月28日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引发了学界有必要对于大调解的热议.大调解纠纷解决机制产生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既有其正当性的一面,也存在种种问题.如果将大调解机制的功能重新定位为解决纠纷,同时对大调解机制的组成部分有效衔接,并制定统一的调解法,从而完善我国的纠纷解决体系.     

努力构建职工与企业共同发展的利益格局

职工群众利益与企业发展紧密相连,只有尊重和保障职工群众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发展才有动力,社会才能和谐,职工群众利益才具有更可靠的保障。国有企业只有坚持以人为本,解放思想,创新求强,努力促进企业和谐稳定发展,才能实现企业与职工共同发展的利益格局。     

大调解背景下的法院审判与民众诉讼需求互动研究

调解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已经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的诉讼在多方面存在着不同.在大调解背景下的法院审判,虽然在纠纷解决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司法效率、法律权威性、法院社会管理角色等方面都出现了相应的问题.因此,我国在推进和完善大调解制度的同时要注意对其社会效益的深入评估.     

浅析“大调解”机制的运行与衔接——以诉调对接为视角

当前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纠纷的新变化对诉讼的解纷功能和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法院面对沉重的受案压力,不堪重负,而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正成为化解矛盾的重要社会解压的重要良方。新时期矛盾纠纷的变化也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运作提出了挑战。如何使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适应矛盾纠纷的变化,担负起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重任,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大调解"机制正是适应纠纷解决的需要,在司法实践中对传统三大调解的改良和整合,而"诉调结合"是"大调解"工作切入点和重要工作方法。本文通过分析三大调解工作在"大调解"机制中的作用"、大调解"衔接机制特别是从诉调结合的角度来讨论"大调解"的运作机制。     

中国-东盟A由贸易区商事调解机制研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自贸区内的商事交往提供了更大的契机,但纠纷的发生也将随之增多。本文拟从商事调解的角度对纠纷的解决进行探讨,首先对商事调解作了简要概述,然后对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商事调解机制的现实背景作了分析。最后对中国-东盟商事调解机制进行构建,先分析了构建思路,然后进入三种具体模式的探讨。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建构进路的理论辨思

行政诉讼调解在理论上会遇到目的取向、适用空间和制度定位上的争论。与民事诉讼调解不同,行政诉讼调解并不完全是基于诉讼经济的考量,而更主要的是弥补现有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理性问题上的不足;由于行政主体往往在事实上对于所有的行政纠纷都有首次判断权,在与司法关系的处理中往往会使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空间有适度的开放性;为了更为彰显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价值,应该明确行政诉讼调解的制度定位,处理好与撤诉和判决的关系。     

浅议诉前调解与诉讼调解的衔接

调解是我国民间和司法程序解决纠纷的重要手段,具有极强的社会适应性和纠纷处理策略正当性。要实现诉前调解和诉讼调解的衔接,必须在工作机制上有所创新,只有通过建立长期有效的工作机制,才能将诉前调解和诉讼调解不断完善和发展。     

论治安调解的模式创新

治安调解是我国法定的纠纷矛盾解决机制的重要一环,与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相比,具有独特优势,因其符合我国＂和谐＂文化的传统理念,具备特殊的人文、教育、迅捷、低成本等优势,成为新时期人民警察解决治安纠纷争议的常用方式,也是公安机关建构和谐社会发挥职能作用的重要体现。治安调解的社会效果直接取决于有效的调解工作模式,公安机关在依法调解的前提下,还应积极探索创新调解模式,最大限度地化解治安纠纷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调解的正当性与正当的调解

调解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符合中国人和为贵的大众心理,因此,调解具有正当性,是中国人的自然选择。当前,调解作为纠纷解决的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调解应坚持依法自愿和能调则调该判则判的原则,防止一刀切。     

当前治安调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公安机关在治安管理工作中积极运用调解的处理方法,不仅有利于妥善处理民间纠纷、化解社会矛盾,还可以提高行政效率、节约行政成本,并有助于增进社会和谐以及解决基层警力不足等问题。但在实践中,部分基层公安机关及其民警所进行的治安调解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治安调解功能的充分发挥。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完善国家行政立法、将治安调解纳入考核范围、改进调解方法和创新调解形式四方面建议,以促进治安调解的顺利进行和完善。     

法院附设调解制度与法院调解制度之比较

美国法院附设调解是当事人之间运用协商方式在中立第三人(调解人)的帮助下达成和解的纠纷解决方式,它可分为"强制性"和"自愿性"两种类型.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与美、日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我们应当从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建立前置性调解程序;遵循自愿、合法与效率的原则;赋予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等多方面来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构建

由于经济环境和政府职能的变化,行政诉讼法中不适用调解制度的规定已不符合现实需要,结合当前国情,构建“调审合一”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对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及规范变相调解十分必要。     

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语境化考察

中国传统调解回应了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面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求,有效地实现了纠纷解决和秩序维护,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作为一种历史文化传统,对当今社会法治建设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