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型官僚制与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理性构建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后它遭到了西方行政改革者的广泛批判,对传统官僚制的继承和超越是行政现代化的关键。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应该科学、理性地完善和创新官僚制,而将学习型组织理论与官僚制相结合,实现优势互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行政组织,即学习型官僚制,不失为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理性构建新的理论视角。     

浅议韦伯官僚制理论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官僚制从诞生以来,一直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官僚制由于自身的缺陷不断受到现实的挑战和理论的批判,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着手探索对传统官僚制的革新。本文试图重新审视韦伯倡导的官僚制的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对官僚制进行重新的解析,以澄清人们对于官僚制的片面的批判。     

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论新时代下的中国行政改革

自行政学诞生以来,中西方涉及行政管理的理论研究不断推陈出新,优秀者数不胜数。传统行政组织理论首推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官僚制理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官僚制的运行出现了各种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纷纷举起政府改革的大旗,开始对传统的行政体制进行创新、实施行政改革。其中最为显著的成果之一便是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以提高政府效率为目标,主张减少管制,追求政府的小而美,在全面反思官僚制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政府行政改革的"药方"。这些"药方"至今仍为许多西方国家追随、实践。     

官僚制富有生命力之因及其与中国行政实践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掀起了一系列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然而,直到今天,以理性精神和效率导向为内核的官僚制和其作为一种合理合法的组织结构,仍稳定地在政府中发挥着作用。中国有着特殊的行政生态环境,制度建设是我们长期努力的方向,官僚制对我们而言远没有过时,我们在大力吸取官僚制优点的同时,也应着力对其不足进行改造。     

官僚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就对社会实践的影响而言,再也没有一种理论像官僚制理论那样被广泛用于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实践当中。然而,它的成就不足以掩盖它的内在缺陷。在官僚制技术主义的工具理性追求中,韦伯回避了价值因素的意义。也正是因为如此,整个20世纪的公共行政实践不但没有实现责任与效率的完美结合,反而愈来愈在责任与效率的问题上招致批评与质疑。西方对官僚制的反思包括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即理论层面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实践层面的以“重塑政府”为主旨的行政改革浪潮。这种反思本身并不涉及官僚制的历史合理性,而主要集中于官僚制在满足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方面的失灵。然而,西方行政改革浪潮并不意味着官僚制的终结,它仍以官僚制为整体背景并试图寻求方法与技术上的创新对官僚制进行修补,以满足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     

透视官僚制的经济学途径——唐斯官僚经济理论述评

理性官僚制理论自马克斯·韦伯提出后一直是公共行政学科研讨的热点。在伴随着官僚制逐渐凸显的局限性而日益增多的对官僚制批判、分析和反思的研究中,唐斯率先以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途径透析官僚体制内部,深入分析官僚组织和官僚行为,开创了官僚经济理论研究的先河。本文从官僚组织的运作机制与环境、官僚的行为以及官僚组织行为三个方面了梳理了唐斯的官僚经济理论,对其理论贡献和不足做出评析,以期为更深刻地揭示官僚组织及官僚行为运行的内在机理提供借鉴。     

新公共管理视野下的警务改革：理念转变与价值取向选择

一、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和内涵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主导西方公共行政领域近一个世纪之久的官僚行政模式,遭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其僵化、刻板的科层体制越来越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官僚组织面对政府财政危机、机构日趋庞大臃肿、效率低下、公众对政府能力失去信心的不利局面,自身己无法解决政府所面对的日益严重的问题和困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一种新的管理方法在英美两国公共部门中实践,并迅速扩展到西方各国。这种管理主义的方法引起了公共部门巨大的变革,掀起了公共管理领域新的范式转化。     

“官僚制”－－突破与回归——对“官僚制”批判的反思

对“官僚制”的研究在公共行政学领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围绕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学术界展开了一系列争论。其中以“摒弃官僚制”为口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最为突出，它集中在效率、应变能力、非人格化、管理体制内部结构矛盾等几个方面批判了“官僚制”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但却不尽合理。本文从反思“新公共管理”对“官僚制”的批判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当前的行政体制改革应在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建构新型的官僚制。     

挑战官僚制：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思考

韦伯的官僚制与威尔逊“政治-行政”二分法的结合确定了传统公共组织技术理性模型的基调。片面的效率价值取向包含着悖论。理论上它受到人道主义、宪政主义的挑战。而新公共管理既是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又是实际层面上改造政府的一种运动。“第三政府”行政也在现实层面上构成了对传统官僚制的挑战。文章分析了西方公共组织理论与现实的发展对我国公共行政的启示。     

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适用性分析

官僚制因为适应了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传统公共行政的支柱范式之一。但是自上世纪70年代起,西方各国的官僚制逐渐出现种种的现实困境,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席卷西方世界。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谁更适用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呢?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仍然存在着发展和完善官僚制的土壤,但是新公共管理的运行环境发育并不成熟,因此,官僚制更适用于当前的中国行政改革,但新公共管理理论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目前我国行政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弥补和完善官僚制。     

难以逾越的官僚制——基于官僚制合理性和演化论的研究视角

西方国家在迈入后工业化时代的行政改革以及随后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否能够超越并代替官僚制模式?是否官僚制已过时,并失去了其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组织普遍采用的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态的基础地位?这是目前理论界较为关注的问题。在现阶段,对官僚制的超越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理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目前都只能表现为对官僚制的进一步改进和创新,而不是抛弃官僚制的基本制度和官僚制组织结构本身。     

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精英民主模式的"民主"论——精英民主模式的发展趋势研究

以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为基础的精英民主模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对官僚制体制下的精英民主模式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和批判.本文对韦伯官僚制精英民主模式的"民主"论分析,并对精英民主模式的发展趋势进行论述.     

官僚制的困境与创新

官僚制在近代史上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理性官僚制出现了明显的问题和不足。由此,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西方兴起了一场公共行政改革运动,提出要在官僚制中引入市场机制,下放权利,用企业精神去改造公营部门,从而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重塑政府形象。然而,这只是对现有理性官僚制的校正,并不是完全替代。因为政府和企业毕竟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机构组织,实质是对官僚制的一次制度创新。我国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事业机构的改革,要从根本上解决机构重叠、政企不分、官商不分、决策混乱的问题,同样需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以市场为取向和以企业家精神为导向的改革战略。     

韦伯官僚制的理论局限及启示

官僚制为官僚主义的培育提供了温床,是官僚主义所依附的物质载体。考察官僚制不能不考察韦伯的官僚制理论,韦伯的理性官僚制遭到了后继学者的不断批评,我们需要对这些批评进行理性审视,对理性官僚制作一番重新认识。韦伯官僚制存在三个方面的理论局限:一是历史时代的局限,二是价值理性的缺失,三是封闭性与静态性并存。我们对韦伯官僚制进行理性反思得出三点启示:一是坚持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二是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三是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超越官僚制:行政改革的方向

近代社会政府的发展是走向现代官僚制的进程。官僚制在20世纪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自70年代后期以来,官僚制的诸多缺陷逐渐暴露了出来,人们开始对官僚制进行反思。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是一个试图超越官僚制的公共行政发展运动。但是,它并没有找到一条新的思路而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中国自80年代以来,也开启了行政改革的进程。对于中国的行政改革来说,它有着双重任务:一方面由于中国行政改革是在官僚制发展不充分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它需要吸收和借鉴官僚制的一切积极成就;但同时中国行政改革所处的历史阶段又决定了它不能在官僚制充分发展起来之后再实现对它的超越。因此,中国的行政改革必须把学习和超越的双重任务放在一个统一的进程之中。它的出路就在于从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这个视点入手。     

官僚制困境与政府治理模式变革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政府治理的组织形式,但在信息社会,官僚制正陷入应对不足的困境。"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西方国家对这一危机的反应,其基本做法是在不变更整个政府管理制度结构的前提下,在政府管理中引入市场化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方法以增强政府的灵活性。由于行政发展阶段和制度完善程度的不同,中国官僚制的转型面临着完善与创新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官僚制,用科学化、理性化的官僚制治理国家;另一方面,要借鉴西方国家政府变革的最新理念,建立适应全球发展的政府管理体制,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

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陆续进行的政府改革使行政管理模式从以官僚制为基础逐步转变为以市场为基础,取得了极大的成效。通过分析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观点,以及西方国家成功经验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以期构建符合我国国情并具有国际公共管理先进水平的约束机制,从而进一步深化我国政府改革。     

任务环境、大部制改革与地方治理体系的反官僚制化——对浙江省地方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大部制是中国政府治理体系改革的一项重要选择。可现有研究对地方大部制改革中组织运行逻辑和任务环境对改革的影响缺乏深入研究。本研究以官僚制理论和中国官僚制组织研究成果为基础,提出任务环境与作为官僚制化的地方大部制改革间关系的分析框架,并以浙江地方食药监管大部制改革为案例加以论证。研究发现,政策模糊、制度缺失及组织任务的膨胀与冲突加剧了以压力型体制这一结构性因素为基础的任务环境的不确定性,使行政组织的官僚化与专业化产生张力。这突出呈现为一种反官僚制化现象,从而降低了改革有效性。除了完善统一权威的组织体系,走出困境的关键在于强化公务人员责任落实,持续推进专业化建设,而这依赖于任务环境提供更系统有效的支持,特别是更科学规范的政策和制度体系的支持。     

服务行政模式对官僚制的借鉴与超越

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现代组织形式,在今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官僚制问题重重,但由于它本身还存在着生命力,再加上我们在现阶段官僚制发展不足等特殊国情下,所以我国现阶段应在对官僚制的借鉴基础上实现超越,做到服务行政模式和官僚制的兼容互补,有效结合。     

官僚行为研究模式——比较与发展

本文探索了官僚行为研究的基本途径,梳理了四个官僚行为研究流派的特性,力图厘清这些流派所赖以存在的基本价值前提,并建议在官僚行为研究中运用综合模式。该模式应涵盖不同流派所针对的各自不同的官僚行为动机,它将比其它流派更全面地解释公共官僚的行为动机,并将增进我们对官僚的基本行为动机、公共利益和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