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复出，如何变无序为有序

从2003年开始我国内地首开“问责”之风后，已有上千名官员或引咎辞职或被免职，其中绝大多数在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复出。问责官员复出不透明，复出时间过快，而且容易官复原位（更多的时候表现为官员级别不变、岗位变化），甚至在复出之前享受与问责前一样的待遇，难怪不少公众和社会舆论把官员问责期间戏称为“带薪休假”。     

问责应有科学统一的规范和标准

不久前，江西、湖南两地发生的问责官员“复出闹剧”引发公众对官员问责复出制度的质疑。日前，在《法制日报》视点版与搜狐网联合开展的调查中．对“如何看待问责官员复出”进行了深入讨论。回答“你对目前问题官员的问责怎么看”这一问题时。有97．98％被调查者认为，“不满意，很多问责流于形式”。     

正确认识官员的复出问题

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一些领导干部因各种原因被问责辞职、免职或撤职后，又被重新任命相当于原职或高于原职的事件时有发生。于是，在民间、在媒体，尤其是在网络上，“官员复出”不仅已经成为一个广为盛传和流行的概念，而且有着不同的解读。如何正确认识官员复出，官员复出应当经过什么样的程序，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应当从哪些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革创新等，已经成为我们必须考虑和研究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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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官员的复出问题 对应当承担责任的官员实行问责是必须的，不论对被问责的领导干部本人还是其他领导干部来说都是一次深刻而现实的教育。而近来，一些领导干部在因各种原因被问责辞职、免职或撤职后，叉被重新任命相当于原职或高于原职的事时有发生。如何正确认识官员复出，官员复出应当经过什么样的程序，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削度应当从哪些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革创新等，成为我们必须考虑和研究的重大问题。     

问责官员复出问题研究

对于曾经负有责任而降职、免职、引咎辞职的官员,并非一概不能起用。如果因为一次失误,就否定一个人的全部,这样的问责过于偏执。相反,给那些改正错误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成绩的“问责官员”一个复出的机会，更能体现出制度的善意与理性。本文拟在分析当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官员复出的路径做一探讨。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被问责官员“带病”复出带来的危害不可低估,它使行政问责制面临合法性危机,弱化了党的执政能力,降低了政府公信力,影响社会和谐。因此,如何科学地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是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分析目前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通过挖掘深层次的原因,找到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的优化路径。     

问责制下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制度缺陷及出路

随着我国官员问责制度实践的不断推进,一方面,许多政府官员或因违反党纪国法,或因对社会危机事件处置不力而被相继问责,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政治层面,这都体现了权责统一的法治理念;另一方面,又因为官员的复出带有随意性、缺乏合法性,因而遭到公众的不断质疑与反对。“官员复出”指因问责被免职的行政官员在一定时期内重新担任、或异地调任相关领导职务的政治现象。     

被问责官员复出应慎行

被问责官员悄然复出，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屡屡引发舆论大哗。随着问责制的强化，这种现象会不会骤然增多？我从网上点“问责”、“复出”，仅在今年的几个月内．便引出了一大串实例——     

一场关于官员复出的“辩论”

正方：为什么对复出说“好” 首先，复出符合党的一贯政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我们党从延安时代就倡导的一个方针。既允许干部犯错误，也允许干部改正错误——正是由于我们党长期坚持这个方针，从而挽救了大批干部，也避免了人才的浪费。当前，允许一些被问责的官员复出，给他们以适当的工作岗位，正是党的一贯政策的合理体现。     

莫让问责成“公关手段”

当上级震怒、舆论关注时，鉴于形势，严厉问责，已成公关手段。问责，本是鉴于悲剧之沉痛，给死者的祭奠、对生者的安慰。然而，一些涉事官员被问责撤职不满一年就又悄悄复出了。有关统计显示，六年来被免职的官员，除涉及生活作风者外，复出已逾五成。虽然要给犯了错误的官员一个改正的机会，但问题在于，很多免职官员复出得太快了，快得让免职如同儿戏。     

话外音

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在山西省襄汾县溃坝事故中被撤销党内职务的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近日以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身份出席了一个公开活动，这一消息也得到了山西省委统战部官员的证实。
　　评论：犯了错的官员不是不可以复出，关键是怎么复出，不能上面领导一句话就重新“上岗”。在倡导政务公开、透明的现实语境下，民众的知情权不应该被忽视。     

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亟须完善

问责官员随意复出严重损害了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性、严肃性和有效性。因此,完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避免问责官员随意复出,是行政问责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问责官员随意复出既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制度外的原因。完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应该从明确问责官员复出的条件、厘清权责关系、提高公众参与的水平、严格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等几个方面入手。     

十年问责：制度中的符号学

官员问责，成为了行政问责制度中最显眼、最为人关注而其实可能是最不重要的符号。7月，国务院问责吉林两起特大事故，两名副省长受处分。8月，在山西襄汾溃坝事故问责中，被撤去党内职务的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复出，任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官员问责再次被引入舆论中心。此时距2003年“非典”“问责风暴”刚好十年。十年，官员问责一直在路上。     

问责制不能真戏假作

前不久，中纪委、监察部对在三鹿奶粉事件中负有重要责任的8名官员做出处理，他们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但是没过多久，一些官员又悄悄地异地做官了，有的甚至还当选了市长。随着官员复出问题浮出水面，问责制遭遇到新的挑战。     

面孔

孙成泽：“三鹿”事件被记过官员升官 任国家药监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时，曾因“三鹿”奶粉事件被记过处分的孙咸泽，近日被任命为该局副局长。2009年3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对三鹿奶粉事件中负有重要责任的有关人员作出处理，决定给予孙成泽记过处分。有评论称，在食品、药品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一名相关领域官员的复出升迁，难免会引起公众的诸多猜想。     

复出：亟须完善“有关规定”

一些曾被问责的官员的复出，是当前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面对来自民意的压力，有关方面总是振振有词，其中符合“有关规定”被当事的组织和人事部门认为是最有力的解释。比如，面对华南虎事件中的两位“挺虎”官员被免职后依然是陕西省林业厅领导一职，当地的解释就是：两人当初只是被免除副厅长职务，但保留了副厅级待遇，且依然是党组成员，因此还是领导，“这并不违反规定”；面对国家质检总局一位原副司长在三鹿奶粉事件后先升司局级、再被记大过、后又官复原级的“折腾”，有关方面的解释也是“符合有关规定”……     

哪些部门撤消后能复出？

由于每届领导风格各不一样，辅助领导施政的部门，也就容易撤销后复出，比如省级的政府研究室。官员被免职后可以复出，有的机关部门被撤销后也能复出。4月初，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再次迎来了机构调整。     

关于问责官员复出制度化的思考

问责官员频繁非规范地复出消弭了行政问责制的功效,破坏了政府公信力,虚置了人民权利,其根本原因在于复出制度的系统性缺失。问责官员复出制度化建设应当遵循实事求是、公众参与、程序公正、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健全协调统一的复出制度体系,设定明确严格的复出条件,构建合理规范的复出程序,完善合理有效的复出监督机制。     

走不出的官场圈子

张昌波在3月26日的《广州日报》上撰文指出:近来问题官员复出的新闻不绝于耳: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被曝复出,享受正科级待遇;原瓮安县     

党刊视点

问责后官员的责任类别与复出取向问责后官员能否复出,不可一概而论,应该按照被问责的原因加以具体考量,实施有条件的制度化、规范化的复出机制。对于严重违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准则的、有道德品质瑕疵的官员,问责后不宜复出。对于"具有决策权、负有领导责任"的"一把手"及主管领导,因乱决策、独断专行、决策自利、决策失误、买官卖官跑官等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