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之争的公正天平

行政诉讼,又被称为“民告官”。曾几何时,“民告官”在百姓的心中是不得以而为之的“讨说法”,随着法制进程的推进,行政诉讼法实施10年的今天,“民告官”已不再是新闻。据统计,1990年至1999年北京市法院行政审判庭共受理行政一审案件3632件,呈逐年上升趋势。1993年前案件类型主要涉及土地、治安、拆迁等行政管理领域,到1999年,行政案件涉及专利、商标、土地矿产资源、外商投资、药品监督、国有资产管理、反不正当竞争、城市规划、教育和新闻出版等近60余种,几乎涉及所有的行政管理领域和行政机关,     

电子化行政的“行政代理”制度构建

在数字社会,电子化行政成为政府数字化的主要方式。但是,电子化行政在行政基本法典中的主体定位和制度构建依然是难题。电子化行政的逻辑起点包括合法性逻辑、主体性逻辑、技术治理逻辑。因此,对我国电子化行政的“行政代理”的法律构造应该从主体构造、权力构造和责任构造三个方面展开。在构建电子化行政的“行政代理”制度时,我国应该从构建电子化行政的“行政代理”责任分配制度、建立电子化行政的“行政代理”的风险防控体系和完善涉电子行政平台诉讼制度三个方面展开。     

“诉”与“非诉”的区别及启示

我国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是为了解决行政机关的执行权而设置的,法院通过对行政机关行政决定的审查、规范并监督行政权。而在运行中,这一制度却带来了理论和实践的诸多弊端。美国的执行诉讼制度有着和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相似的适用前提,但不同的制度设计,使其与我国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形成了一定的区别。     

“民告官”有法可依

近些年来,两岸关系不断发展,来祖国大陆探亲、旅游、交流、经商的台湾同胞日益增多,出现行政争议在所难免,对在大陆长期投资经营的台商来说,也会遇到这类情况。如何妥善解决此类争议,事关当事方切身利益,不能不有所了解和遵循。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产生行     

“告官不见官”的终结

行政机关的一把手端坐在法庭的被告席上,认真听取行政诉讼原告的诉求与主张,依法阐述行政机关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法律依据和执法程序规定等,平等地参加法庭辩论,这一幕将在宝山法院行政法庭上不断上演。2010年9月,宝山区政府向辖区内的各行政机关下发《宝山区加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的意见（试行）》,第一次在制度上规范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工作。     

“运动型”—“制度化”—“参与式”:行政审批权下放的治理模式选择

正自2013年4月24日第一批先行取消和下放71项行政审批项目起,国务院已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一年内三次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这表明了中央以"简政放权"为突破口,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心。各地、各级政府也积极响应,频繁调研摸底,纷纷出台精简、清理、调整行政审批事项的政策方案。事实上,自2001年我国启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来,国务院已先后九次发文、分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1](P6)然而十余年间,行政审批项目借各种新增部门立法和行政规则制定之机,不断新增或变相反弹,呈现出了"批发式减少,零     

构建复合行政模式:“管理行政”加“服务行政”

本文在分析管理行政和服务行政的理论渊源和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两种行政模式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提出构建“管理行政 服务行政”这一复合行政模式的途径。     

论政府行政管理的“四化”建设

行政管理的核心程序是行政决策和行政执行。要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和效能,必须搞好行政管理的制度化、民主化、科学化和人才化建设,形成门类齐全、各部门配合适当、制度严密的管理系统。政府及其公务员要按照民主的原则进行各项管理,行政机关的全体公务员和人民群众要积极参与决策。行政管理的方法技术要建立在现代科技知识和科学原则的基础之上,实现行政程序科学化、管理方法权变化、行政技术现代化。     

“权力清单”界定政府边界

正逐项清理网上公示一个部门的行政权力,究竟有多少家底,一直是一个谜。而在富阳,这些"家底"正被一项项整理出来。今年初,经省政府同意,富阳市开始推行权力清单制度试点。早在2008年,富阳市就开展了以清权、减权、制权为核心内容的行政权力规范运行改革。按照原始行政权力、常用行政权力、非常用行政权力三个     

“不见面审批”也要“常见面”

正"不见面审批"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也是当前行政审批工作中的一大亮点。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行政审批部门大胆尝试、大力推广"不见面审批",取得明显成效,赢得群众称赞。许多新生事物会有一个不断调整、提高、完善的过程。从笔者近期在苏、皖一些地方农业、国土、住建、生态环境等部门的考察调研情况来看也印证了这一点。大部分行政审批部门实行"不见面审批"模式的总体情况向好,但也有一些行政审     

依法行政理念的升华——从“依法行政”到“法治行政”

确立依法行政理念,建设法治政府,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创建法治国家的重大任务。但是,从实践应用层面分析,“法治行政”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延伸到行政实践领域,与我国构建“法治政府”的目标更为契合。“依法行政”只是“法治行政”的一个方面,构建“法治政府”,实施“法治行政”不仅需要依法行政,还需要合理行政、民主行政、服务行政、诚信行政、高效行政等等。因此,“依法行政”的提法并不妥当,更应该以“法治行政”取而代之。从“依法行政”到“法治行政”的转变,并非只是提法的改变,而应该是依法行政理念的升华。     

地方行政立法工作的“必答题”

“行政立法工作是一项政治性、专业性都很强的工作,没有一支高素质的行政立法队伍就没有高质量的行政立法。行政立法力量薄弱是当前制约行政立法进程、影响行政立法质量和效率的突出问题,需要下大力气解决。”今年年初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上有领导指出。     

行政强制法：“规范”还是“助长”

8月24日，被称为中国行政立法“三部曲”收官之作的行政强制法草案，进人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议程。在27日分组审议中，常委会委员针对草案立法目的、行政强制权设定、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平衡、未来实施效果等根本性问题进行了热议。行政强制法草案对目前我国行政强制制度存在的“乱、滥、软”起到什么作用？     

新年新法着力提升“幸福感”

2012年,一个新的开始。从1月1日这一天开始,一批新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开始施行。这些新法新规着眼我国长远发展,努力提升百姓"幸福感",将在便民利民、维护权益等方面向前迈出坚实步伐。行政强制法:规范公权行使呵护公民权益在强大的行政公权力面前,如何保护普通百姓的合法权益?2012年1月1日起,旨在规范行政行为的行政强制法正式施行。这部与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并称行政程序立法"三部曲"的重要法律,将把行政机关的强制措施纳入法治轨道。     

“大调解”体系中的行政调解制度

中央明确提出,要着力构建在党委领导下,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充分发挥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作用,三种调解手段相互衔接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应该注意坚持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的固有属性,加强三项调解制度的衔接与配合。^[1]在大调解工作体系中,行政调解制度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为了更好地发挥行政调解在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需要理清行政调解的性质与特征,并在新时期进一步完善行政调解制度。     

《走近“行政检察”》专题报道之一 行政检察:精绘“案结事了政和”的路线图

行政争议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与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发生的争议。“解决行政争议,事关‘官民和谐’,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行政检察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过去一年,行政检察部门开展了“加强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期专题,带您走进“行政检察”,了解开启“案结事了政和”的检察密码。     

消队人大监督的“空白点”

一、既要监督“作为“行政行为,又要监督“非作为“行政行为。人大在组织执法检查时,往往检查追究的也只是已执行的方面,即“作为“行政行为,对那些该执行而没有执行的“非作为“行政行为却置之度外。这无疑在法律法规的全面贯彻实施上打了折扣。二、既要监督具体行政行     

“为官不为”的成因及治理:基于行政人格的视角

"为官不为"是当前政府高度关切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为官不为"恶化政治生态,阻碍全面改革进程。深蕴于行为背后的行政人格是指引行政行为的道德力量,"为官不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人格异化的结果。行政人格异化是行政人员内在精神品质的变异,使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表现出动力不足、能力欠缺、意志薄弱的倾向。与之对应,独立行政人格是行政价值、行政目标和具体行政行为等在单个行政主体身上的道德体现,能够为治理"为官不为"提供主体动力、能力支持和意志支撑。根据人格生成的内外影响因素,培育行政人员独立人格,是"为官不为"的治本之策。     

让“民告官”不再是“独角戏”

正"民告官不见官",行政首长应诉率低是"民告官"案件审判中的一大尴尬。2015年5月,防城港市推进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仅半年,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率从1.85%上升为12.5%。"民告官",老百姓最怕的是见不着官,苦苦准备的庭审,最后变成了自己在唱"独角戏"。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在防城港市法院积极推进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蔚然成风,开创防城港市行政审判工     

“大调解”视野下完善我国行政调解制度的思考

随着"大调解"机制的建立和迅速推广,行政调解以其独特的功能价值和职能优势而日益成为倍受人们青睐的纠纷解决方式,确立了其在"大调解"工作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但由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行政调解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我国行政调解在制度供给、组织设计和实际运作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应以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为指导,通过加快行政调解立法、扩大行政调解范围、规范行政调解程序、明确行政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建立专门的行政调解组织等措施完善行政调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