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想:马克思政治哲学变革之源

政治理想致力于对政治现实的超越,力图改善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命运,任何理想都具有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过程,马克思政治理想同样如此,它是在对旧世界的批判中逐渐成熟的.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考察可以追溯其政治理想之源,通过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性借鉴,马克思确立了哲学变革的价值指向--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现实的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作为政治理想的期望所在.马克思对柏拉图主义以来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是通过对政治哲学的颠覆实现的,在此过程中确立的"人类解放"的政治理想在政治实践中生成.     

青年马克思政治一哲学的思辨及其张力

马克思对政治与哲学的关系的阐释是研究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非常重要的方面.而马克思早期对政治一哲学的关系及其张力存在着一种哲学思辨的理解.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有改变现实的冲动,但是哲学与政治在根本性质上又是对立的,因此二者保持着一种张力的状态.就德国的现实而言,现实的政治与哲学的理念又不相符合,正是从对政治与哲学的这种不相称的状况的深刻反思中,马克思走向了对政治一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     

超越“基础”的马克思政治哲学

尽管马克思对包括道德在内的意识形态多有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拒斥道德;与此同时,尽管马克思并不拒斥道德,但他并没有以道德原则作为其政治哲学的基础。那种指认马克思政治哲学以道德原则为基础的观点,直接有悖于马克思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关于道德原则的定位,即道德总是非独立的与从属的。不仅道德原则不能成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而且,"经济基础"所代表的经济事实也不能成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马克思不是在传统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经济基础"这类表述,与其说"经济基础"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奠基性原则,不如说它是马克思思考政治生活与道德原则的出发点。纵然我们分别排除了道德原则和"经济基础"作为马克思政治哲学之基础的可能性,却不意味着马克思政治哲学失去了作为政治哲学的合法性。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共同体所做的辩护、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辨析等,无不彰显着政治哲学的超越性与普遍性特质,从而证明了超越"基础"的政治哲学是完全可能的。     

青年马克思的法哲学观

青年马克思的法哲学观在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形成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住。本文从“个人与自由”、“自由与法律”、“国家与个人”三个方面对青年马克思以人类理性、自由为核心的法哲学观进行了介绍。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误解与还原——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正义悖论”的批判与超越

塔克提出"资本剥削劳动是正义的"并冠以马克思之名,这种颠覆性的观点倒逼着人们回到马克思,开启了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围绕马克思与正义问题,分析马克思主义内部形成了马克思认为资本剥削劳动不正义的反对派和赞同派,双方站在各自立场产生了"正义悖论"。悖论在割裂描述性和规范性研究进路的基础上,造成了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误解。破除"正义悖论",需要还原马克思政治哲学,实现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结合。     

对所谓"马克思正义悖论"的理论辨正

"塔克-伍德命题"引发了人们对"资本剥削劳动是否不正义"的争论,揭开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序幕。在这场争论中,分析马克思主义内部形成了以"现实唯物主义"为标准认为马克思反对"资本剥削劳动不正义"的"反对派"和以政治哲学的最高价值为标准认为马克思赞同"资本剥削劳动不正义"的"赞同派",从而产生了所谓的"马克思正义悖论"。"马克思正义悖论"的实质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二分,是抛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造成对马克思政治哲学事实描述和价值判断的割裂。解蔽"马克思正义悖论",重构马克思政治哲学,需要回到马克思理论的自身逻辑,在内容、方法和本质上还原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原貌。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马克思为主导创立的,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马克思新世界观是新唯物主义,即唯物主义历史观亦即历史唯物主义,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的见解";恩格斯晚年的理论研究仍然是在阐发他们"共同的见解",虽然在某些方面与马克思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统一性仍然是主要的、基本的,差异是统一中的差异。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回到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历史主义向度及其阶级担当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一种现实的生存关照,而非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争论。在这种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基础上,一方面,马克思将正义问题置于纵向的历史视野中进行比较分析,另一方面,又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借助无产阶级的性质和使命进行人群分析,进而实现了历史性和超历史性的有机统一,这对于我们规避形而上学式的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很有启示意义。     

柏拉图“哲学王”思想的理论审视——基于《理想国》的文本分析

正义"是柏拉图构建其城邦理想的出发点和归宿,而哲学家统治则是这一构想的核心。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以"三要素说"与"理念论"论证了"哲学王"对于实现正义的必要性,并通过对造就哲学家与使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可能性的分析,论证了哲学王统治的可能性。哲学王思想是柏拉图在当时"天下失序"的大背景下,重构统治秩序的一种尝试,哲学王思想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多维的视角,突出了由专家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同时哲学王所彰显的道德统治,是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政治的视野之中,这给我们诸多启示。     

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现实批判本性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超越了以资本为基础并以"分配正义"或"持有正义"为主题的现当代政治哲学,它是一种以"瓦解资本逻辑"、实现人的解放为旨趣的革命理论。它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寻找扬弃市民社会而使之过渡到"人类社会"的真实道路。人类解放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目标,而现实批判性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根本品质。     

论“道德政治”谱系中的卢梭与马克思

"道德政治"发端于现代政治哲学中卢梭对霍布斯与洛克的道德批判和道德建构。卢梭首先注意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发展中可能造成的人与政治社会的非道德倾向,从而在对人性的重新阐释中构建其"道德政治"理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则从根本上取消了"道德政治"的可能性。卢梭与马克思刚好构成了"道德政治"谱系的开端与结束,与此同时,马克思的解决方案同样也应被视为对"道德政治"问题的进一步升华。     

“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大束手稿不属于唯物史观——一种“费尔巴哈”章的异质化文本学研究

若放弃传统上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当作一个逻辑自洽的统一文本的编排思路,而将它当作由多个异质性文稿组成的手稿集,大、小束手稿完全属于不同哲学观的差异就会呈现出来。大束手稿的哲学观并非历史唯物主义,很多关键命题都受到马克思的批评;小束手稿是依据马克思的观点,由恩格斯诉诸文字的文献,其哲学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表述。对其的异质化文本学研究有助于学界区分实证主义的历史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此基础上对费尔巴哈的讨论、对恩格斯历史观的讨论,以及对马克思影响的讨论,有助于人们克服马克思、恩格斯的对立论,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三个“隐性”基础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当前中国异常活跃的一个学术领域,要将这个领域向纵深层面推进,有三个"隐性"基础问题是值得审思的,它们分别是辩证法问题、事实与规范的关系问题以及市民社会问题。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不能绕过辩证法问题,而要想摆脱来自于辩证法的隐性牵制,就只有切实地对这个基础理论问题予以再思考;只有从融合了事实性的规范性中,我们才能洞见到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坚实内容;市民社会其实是马克思政治哲学问题域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只有充分理解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实质性地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非政治介入的政治哲学式微——兼论马克思政治哲学特质

一切时代都是政治时代,一切哲学都蕴含政治。我们的时代是文化繁荣与危险并进的时代,也是哲学形式政治化与内核虚无化的反错时代。对权力的依附,智者沦于上贵的使者,道德论的虚设,映现出政治伦理学的乏力。避开资本与权力批判的政治哲学亦是死亡哲学,有效"介入"现实政治进程才是政治哲学的生命。历史唯物主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的政治介入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政治型构与批判范式。     

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国化的人学境界

对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传播是20世纪初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推动的文化启蒙,旨在使当时落后的中国走上解放与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选择并在政治实践中拓展。鉴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旨趣及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特点,马克思政治哲学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形成重整体而轻个体的思维模式的原因在于对俄国经验的汲取及中国革命与建设初期的现实需要。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建构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形态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政治哲学的重要探索,这种探索的重要特征是对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实践人学关系的重新理解。     

理论上的“反历史主义”——论阿尔都塞对葛兰西历史主义的批判

历史主义与科学主义之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线索。阿尔都塞把马克思主义激进地解读为"理论上的反历史主义",在批判葛兰西历史主义经验主义认识论、理论与实践、科学与意识形态、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时,表明阿尔都塞在认识论、哲学观等方面存在着对葛兰西历史主义的误解和理论强加,也暴露阿尔都塞理论主义路向、形而上学的哲学观和二元划分的思维方式,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的变革及其开启的实践哲学路向。     

视角差异中批判话语的合法性--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所作批判的重新认识

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探究国家问题时分别持有现实视角和理性视角。马克思考察的是国家的现实状况及其成因并进而探索变革路径,他以现实生活中精神本质的异化并非黑格尔所谓国家理念的对象化实现为依据,在批判中以现实国家的不合理性消解理性国家的合法性。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则是要探究国家的本质和依据,即其普遍性和规律性,是以理念的合法性反观现实状况,并不认为"现存"事物就是"现实"的。二者研究视角的差异使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所作理解和批判的合法性受到影响,但却正是在这次实际上并不完全正确和成功的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初步确立了唯物主义原则,并深刻影响了其后来的理论研究方法与方向。     

论俄耳浦斯教记忆崇拜与柏拉图“回忆说”的异同

俄耳浦斯教(奥尔弗斯教)是古希腊哲学的一条重要线索,而柏拉图的"相"论是哲学史上一次飞跃。重读两个理论就难免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共同之处,例如:俄耳浦斯教对记忆的崇拜与"相"论的"回忆说",无论记忆崇拜还是"回忆说"都是各自思想体系中重要的一个版图。两者对记忆的反思具有很高的相似性,但同时有它们的不同之处,探讨其二者的相似以发掘理论与事实上本质性的差异,可以从新的视角了解希腊哲学。     

探析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

柏拉图作为西方政治思想的源头和核心人物,在"天下失序"的环境下构建了理想城邦的模型。正义是理想城邦的来源和基础,除了正义论之外还有三要素说和理念论。哲学家通过主观自身创造和客观环境影响而产生,并通过财产共产制、共产共妻制以及教育制度等配套制度成为"哲学王"。柏拉图的"哲学王"与孔子的圣人之治的区别主要在于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思想渊源、思想内容和对后世的影响上。对这一思想进行评价并将其与同时期孔子的圣人之治思想进行比较,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     

觉解西方"类"哲学理念的中国方式——从费尔巴哈哲学的"类"概念谈起

在费尔巴哈哲学中"类"指谓人的本性,体现人的"内在生活".费尔巴哈对"类"的思想规定导源于对宗教神学、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则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超越了黑格尔实体性思维逻辑和费尔巴哈人本学哲学立场,从人的生命活动入手赋予"类"以真实的历史内涵与人性逻辑,真正实现了类和人本性的内在统一.在哲学观的意义上,就"中西哲学"存在相互理解、彼此融通的具体人性根基而言,中国哲学的"仁"道恰恰是会通西方哲学"类"理论的思考视角和阐扬"类哲学"的思想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