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社会学中的法律文化概念——评劳伦斯·弗里德曼《选择的共和国》

弗里德曼认为现代西方世界是一个选择的共和国,个人自由选择的观念和表现型个人主义是现代西方文化以及法律文化的重要特征。这种表现型个人主义支配着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法律。从弗里德曼的论述中可以发现:法律文化是一个核心概念,法律文化在法律制度的生成和运作过程中扮演者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法律文化是介于社会变化和法律变化之间的一个干涉性变量。然而,法律文化作为弗里德曼法律社会学中的一个分析性的概念,在解释法律制度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着方法上的困境。     

重构还是终结——对法系理论的梳理与反思

法系是19世纪末以来法学家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法律体系进行分类的基本范畴,构成了现代法律人认知、理解和把握世界法律总体格局的重要理论工具。但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法系理论,还是各种具体的法系分类理论,都存在着诸多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缺陷。同时,法系分类还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内在困难,特别是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法律总体格局的变化。法系分类的缺陷和困难表明,对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进行整体性的、切割式的法系分类已经失去了方法论基础和认识论价值。     

经济法学研究中的几个法理学问题

经济法学是本世纪兴起的法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经济法理论研究需要以法理学基本原理作指导,同时它又丰富、发展和检验着法理学的理论。法理学是各种法律现象内在的普遍和基本的规律的理论概括。法是发展变化的,法理学也必然要发展、更新。特別是当法的体系分立出新的部门法时,法理学往往得到较大发展。     

疑难案件中法律适用的理论与实践

<正> 毫无疑问,在法律制度的运作过程中,法律的实施是十分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法律的实施要比法律的制定更应引起我们对之进行深入细致的理论探讨,这不仅因为法律的实施是法律实现的最终环节,而且因为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法律制定的重要前提。在法律的实施中,疑难案件中的法律适用是首先需要给予关注的。这种法律适用,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揭示着一定静止状态的法律与复杂变化的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展示着法律适用者自身的法律文化背景,更预示着现存法律制度发展更新的某种微妙契机。当然,在法律适用中,作为法     

国际竞争法律关系初探

国际竞争法是在世界各国国内竞争法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伴随着商品、资金、劳务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国际市场上的频频流动以及各国在竞争法领域的合作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作为一个正在形成和新兴的法律部门,国际竞争法是国际经济法的一个分支,是调整控制和协调国际竞争关系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的总和。要对国际竞争法有全面的了解,国际竞争法律关系则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本文针对国际竞争法律关系的概念、特点、三要素等相关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析,以期有利于国际竞争法的发展。     

汲取实践营养，发展学科内涵

汲取实践营养，发展学科内涵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尤俊意研究员理论来自实践，理论的发展源于实践的发展。古罗马西塞罗说：＂法律的基础不是理论，而是事实＂，而＂事实＂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因此＂法律是朝三暮四的＂（英·赫伯特），＂法律和制度必须跟上人类思想的进...     

区际法律冲突的法哲学思考

区际法律冲突是指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发生区际法律冲突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同群体的利益所致。从本质上讲,区际法律冲突是法律的利益和正义价值的冲突。中国是一个存在着区际法律冲突的典型国家。构建中国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有效途径在理论诉求上需要坚持主权完整和"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立法层面上平衡各法域的不同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司法层面上则注重司法实践的实质正义。     

论刑法中的认识错误

刑法中的认识错误以悖论形式伴随着犯罪及刑罚制度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对其进行的法律评价一直受到刑法理论的关注。对认识错误的考量应当建立在主客观相统一的基点上才能准确地把握其心理的、法律的实质。刑法中的认识错误可分为:应负故意罪责的错误,应负过失罪责的错误和不负刑事责任的错误。对认识错误下行为的惩罚应结合主观上的可责难性和法律规定。     

需要何种法律信任

"法律信任"对"法律信仰"概念的修正,实质走向了一个韦伯式概念,其理论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韦伯命题的理论映照。这一韦伯式的"法律信任"概念,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上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这种双重困难指向同一问题:"法律信任"如何可能?由此,立基于韦伯式的形式法律理论之上,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法律信任"。"法律信任"概念要想有意义,就必须建立在一种更具实质性的法律理论之上。     

中国法典编纂的历史发展与进步

法典编纂是一种纯粹技术上的、使法律规范集中化、系统化和条理化的方法;在以成文法作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国家或法系中,法典编纂的发展水准就标示着法律技术安排的发展水准。虽然通说主张中国法典编纂始于战国初,而其实早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就已经有了最初的法典编纂;自那时直到现代,中国法典编纂经历了刑书时代、律统时代和近现代三个发展阶段。而在每一个发展阶段,法典编纂的组织与程序、体例与技术都显示出发展进步的特点。     

当代主要商法体系论纲

在当代法律中,没有哪一个法律部门象商法这样,在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在大陆法系国家,商法不仅具有完整的理论和特定的调整对象,而且是一个实体法律部门,在本国法湖系中享有与民法、刑法等同等的地位;在英美法系国家,虽然立法上,商事法规不象大陆法系国家那样统一,但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领     

法律救济的规则选择: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与卡梅框架的法律经济学重构

法律经济学上的"卡-梅框架",是从法益保护的效果模式出发,对法律规则做出的一个类型划分。其原初结构是以法益的转移自由和定价意愿为标准划分的"财产规则"、"责任规则"和"禁易规则"。通过引入法益的初始归属和限价方式两个新的划分标准,可以增添"管制规则"和"无为规则"两个新的类型,扩展和重构"卡-梅框架"的救济分类和规则结构。这五类规则构成了法律经济学上可供选择的一个"规则菜单"。一个社会在特定领域的规则选择,对应着国家权力干涉社会生活的不同程度,体现了法律背后的观念变化和权力博弈。对于法律救济规则分类与效率比较的理论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现行法律的学术理解和制度完善。     

作为一种矛盾且多元进程的全球化——对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之同质化预设的批判

在中国法学论者根据各自的立场而形成的两种截然不同且针锋相对的全球化对策当中,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关于全球化或法律全球化是一种整体化的和同质化进程的理论预设。这一共同的理论预设在本质上把全球化视为一元的、目的论的整体性规划;它将全球化或法律全球化化约成以线性发展为唯一时间观的"现代化"本身;还从一个更深的层面上表现出了一种"认知谬误",即把全球化或法律全球化与同质化本身等而视之。这一同质化的理论预设忽略和遮蔽了作为一种矛盾且多元的全球化进程。全球化不是单一化、同质化,而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单一化与多样化、国际化与本土化、一体化与碎裂化、集中化与分散化的统一。     

浅析德沃金的“唯一正解”理论

法律的确定性是一个长期困扰着法学界的问题。对此德沃金针对哈特的司法裁量理论提出了“法律上的唯一正解”理论,旨在说明包括疑难案件在内的一切案件都有一个“唯一正解”。同时德沃金也受到了来自其他学派的理论批判。本文将结合波斯纳的批评以及“不可公度“的挑战来探讨一番德沃金的“法律上的唯一正解”理论。     

公务员行政处分救济制度的理论基础探究

公务员行政处分救济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公务员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的定位。这种行政法律关系在理论形态上 ,经历了一个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到“特别法律关系理论”的发展演变过程。     

论效果意思的辨别

情谊行为中“当事人不具有效果意思”之理论判断，不存在令人信服的依据。在罗马法上的契约类型以及英美法上的合同效力理论中，均蕴含着完整、严密的辨别效果意思的法律技术体系。在大陆法系民法中，出于对“意思自治”的强化，这些法律技术被最大限度地加以限制甚至消除，由此产生了一个效果意思辨别上的法律“盲区”。我国应在司法过程中，借鉴罗马法和英美法中的法律技术，立足于对现行法的法律解释，将上述“盲区”重新纳入民法调整。     

从东京审判看国际法的新发展

法律是一个带模糊性的边际性概念;法学发展历史上存在自然法学派和规范法学派两大学说;从东京审判看恶法非法,那么自然法学派理论是国际法的最低底限而使国际法得以普济;在国际法上法律原则的介入,是自然法学派理论对国际法理论体系渗透的一个重要方面。     

法律解释发展走向探索

我国的法律解释的发展受到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影响,从而形成自身独特的走向,笔者试图融合借鉴西方法律解释发达的理论及技术对我国法律解释发展的走向进行一个粗略的探索。     

彷徨，徘徊在十字路口的知识产权

技术和法律是推动社会信息化的两种外部力量,但这两种力量不是同步增长的。技术是个人价值追求的结果,变化迅速,而法律却是不同利益集团妥协的结果,常常落后于技术变化。21世纪是信息化的世界,技术和法律的不协调就最突出的反映在知识产权领域。实际上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从其诞生的那天起,知识产权的理论和制度就受着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时至今日传统知识产权所包含的版权,专利权,商标权制度已经无法承载今天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巨大信息化变革的挑战。     

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资格的否定及其法律规制构想

法律人格的取得包含法律对对象的价值判断。现代法上自然人法律人格的赋予可追溯至康德的"人是目的"的价值判断理论,而团体法律人格的取得不在于其具有哲学意义上的价值,而在于其社会价值。当前的人工智能未发展出理性,不可取得类似于自然人的法律主体资格,为其拟制一个法律人格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并无重大意义,赋予其法律人格理由不足。但是人工智能不同于一般的物,鉴于其智能上的"类人"属性,应将其界定为法律客体中的特殊物。在法律规制上应以人的行为为中心,确定以人为本的最高技术发展原则,以产品责任和相关具体侵权责任为责任认定的基础,辅之以责任认定的科技手段和责任分担的保险制度和赔偿基金制度,以满足人工智能科技发展和法律规制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