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条款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适用问题

本文辨析了格式条款的本质特征,阐述了该制度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法律价值,着重明确了格式条款订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条件,揭示了无效格式条款的形态,肯定了商品房消费者在格式条款中享有撤销权的正当性,阐释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格式条款解释规则的适用,并对相关法律的缺陷进行了检讨。     

错误与赘叙:地方性法规失当之七类情形

我国地方立法作为国家立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在立法技术层面,尚有待完善和提高。以下几类条款不应在地方性法规中加以规定。第一类为上位法已作规定的条款;第二类为仅仅是为了说明本条例适用于本行政区域的适用范围条款;第三类为涉及刑事责任、治安管理处罚的条款;第四类为涉及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政处分的条款;第五类为一般性的复议条款和诉讼、强制执行条款;第六类为不顾生态保护、片面强调发展经济的条款;第七类为与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相违背的条款。     

浅论格式条款与消费者权益保护

格式条款的含义依照中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可以理解为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提前制定的，而且在订立合同时无需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格式条款的大量使用，一方面降低了合同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大量以格式条款形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格式条款（格式合同）的规定加以解读。     

法律解释下兜底条款的适用完善

兜底条款在打击犯罪、维护秩序、保障刑法稳定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兜底条款的模糊性和概括性导致其适用的不统一和刑罚的扩张化问题日益突出,破坏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正确采纳法律解释的方法规范兜底条款的司法适用,克服兜底条款的固有缺陷,是协调兜底条款社会防卫和人权保障机能的必要途径。     

对格式条款的司法认定——基于两起合同纠纷案例的分析

对格式条款的认定,既应依据形式要件,也要依据实质要件。格式条款不仅会出现在消费合同中,还可能出现在经营者之间签订的合同中。对格式条款的司法认定,要在把握立法者用意的基础上,全面分析格式条款的适用条件,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和契约正义原则谨慎判定格式条款效力。     

法律文本“过渡条款”问题研究

汪全胜在《法商研究》2013年第4期载文《论法律文本中“过渡条款”的规范化设置》认为，过渡条款是在新旧法律交替时明确指引法律适用的法律规范，是法律文本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过渡条款的内容设置是在该条款中明确新旧法律的选择和适用问题，有四种模式：适用旧法模式、即行适用模式、过渡期模式（有关事实或行为可以在过渡期内进行调整，以符合新法的要求）和适用新法模式。过渡条款的形式设置是该条款在文本中的位置安排问题，根据我国立法实践的惯例，过渡条款应当设置于法律文本中附则的位置。我国现行法律文本中，过渡条款的设置技术存在不足：一是法律文本中缺失过渡条款的设置；     

论格式条款的规制

格式条款的产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但最主要的是格式条款的使用者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的垄断。格式条款有利于节省缔约时间,降低交易成本,故适用广泛,但同时其弊端亦十分明显,违背了契约自由及契约正义原则,于是各国纷纷通过立法、司法、行政等规制手段对其予以特别规范。近年来,在我国,格式条款已经普遍存在于运输、邮电、通讯、保险等不少公用事业以及一些商品交换和服务领域,而其中的不公平条款显而易见。我国应切实从立法、司法、行政和社会等各方面规制格式条款中的不公平条款,真正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     

党内法规程序性条款文本质量提升研究——基于法规文本的统计分析

党内法规的程序性条款是确保党内各项实体性规范得以严格执行和全面落实的重要内容,是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具体遵循。通过对党中央制定的党内法规文本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目前存在程序性条款占比较少、层级较低、执行力较差、重点领域配套程序性条款内容亟待完善、违反程序性条款的制裁制度缺失等问题,应当在现行法规基础上清理冗余条款,构建科学多层次的程序性条款体系,完善配套程序性条款的具体流程,细化权利救济性条款,增强重点领域法规实效,加大对违反程序性条款的制裁力度,全面提升程序性条款的文本质量。     

格式条款基本理论研究

在现代生活中,格式条款司空见惯。而格式条款的基本含义,国内外实证法及理论界有不同的界定,本文试图提出格式条款的准确界定;同时,根据该界定,分析格式条款的法律特征;最后,依据法律特征决定法律性质,进一步推出格式条款的法律性质。     

刑法累犯新规之理解

长期以来,刑法学界对于我国刑法中是否应当添加"累犯未成年人犯罪除外"的条款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累犯未成年人犯罪除外"的条款,即累犯"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这一条款非常简练,正因为这一条款简练,没有其他的补充,对此条款如何理解成为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从该条款所指向的犯罪行为、前罪的犯罪时间两个角度对该条款进行解读。     

浅议《保险法》中的不可抗辩条款

新《保险法》规定了不可抗辩条款,目的在于平衡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利益。但不可抗辩条款也存在很多不足。对于特别严重的欺诈行为、投保人没有按期交纳保险费以及被保险人于抗辩期内身故的,不适用该条款。对此,要在借鉴国外条款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尽快制定相关实施细则,明确适用的条件和例外情形。     

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宪法文本中的演变

目前学界在探讨央地关系法治化时,基于宪法文本的分析较为有限。为回应新时期央地关系改革的需要,应从1949年的《共同纲领》开始对我国历部宪法中央与地方关系条款的演变进行研究,以对原则性条款、中央与特殊地方关系条款、静态条款、动态条款以及间接条款等的类型化为基础,归纳发展规律,明晰内在逻辑,总结其局限性,并依照不同的条款类型分别提出发展与完善方案。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适用边界

最高法院在"海带配额"一案中将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构成解释为三要件并提出"经济人的伦理标准",呈现出一般条款适用的客观化和商业道德的法律化,具体案件的审理中又积累了"主观故意"、"知名度"等因素对这一标准和义务的违反进行判断,促进了一般条款适用的具体化。由于单个消费者和消费者协会在诉权上的限制,我国涉及一般条款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主要集中在"不当利用他人劳动成果"的案例类型,进一步挖掘其他案件类型并予以类型化对一般条款适用的具体化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具有很大的意义。     

论刑法中的除罪条款

除罪条款是指符合基本的罪刑规范但因某种特定事由而排除犯罪性、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刑法规定。目前,刑法中的除罪条款主要包括第201条逃税罪第4款和第241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第6款。从立法背景来看,除罪条款的设定主要是基于对犯罪客观规律与立法实施效果的事实判断。在犯罪构成理论上,除罪条款可以解释为犯罪构成定量因素在个罪中的具体表现。刑法中除罪条款的意义不仅在于合理划定了犯罪圈,为司法实践中将某些行为顺利予以出罪化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且为今后我国刑法的非犯罪化提供了路径选择。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一般条款的缺失与设置

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一般条款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在现行法采用列举式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情况下,一般条款的缺失导致了《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范围窄小,加重了该法的滞后性。因此,设置真正意义上的“一般条款”是非常必要的。     

菲迪克条款的理论意义──共轭控制论

菲迪克条款的理论意义──共轭控制论何韧初一、什么是菲迪克条款菲迪克（ＦＩＤＩＣ）是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的英文简称。该会集各国建筑管理之经验，创立了若干部用以规范世界建筑市场的法规性文件，人们称之为菲迪克条款。这一条款已在世界施行近百年，谁若想参与世界...     

破解银行“霸王条款”的“坚冰”

<正> 随着普通老百姓法律意识的日趋增强,今年8月以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及有关部门对银行单方面制订的各类格式合同提出了异议,消协、工商局更是对这些合同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破除银行“霸王条款”的呼声日高,国内第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浙商银行在8月正式开业当天,行长龚方乐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态:“针对‘霸王条款’,我们正在积极酝酿新条款。”何为“霸王条款”“霸王条款”的正式名称是不平等格式条款,多存在于金融、电信等相对垄断的行业,这些行业向用户提供服务时出     

论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

免责务款作为合同中的重要务款,在实践运用中非常广泛,尤其是在格式合同中。由于免责条款本身的性质特点,国家法律必须对它的制定和就用进行一定的法律干预,以维护合同契约的基本原则和交易的社会秩序。但从《合同法》本身条文来看,其对免责条款的相关问题规定并不多,还很不完善。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应借鉴域外有关免责条款的规定,从免责条款生效的形式要件、实质要件及对免责条款效力的解释等三方面来进行分析。     

“特别301条款”和中美贸易争端

1990年以来中美关于保护知识产权问题而发生的贸易争端,全是由美国贸易法“特别301条款”而来,那么,“特别301条款”到底是什么样的条款?为何给中美两个贸易大国带来如此大的影响呢? “特别301条款”的立法背景及基本特征 “特别301条款”源于1974年《美国贸易法案》的301节。针对许多国家在国际贸易方面都有相当程度的政府介入或政府补贴,削弱了美国贸易的竞争能力,美国企业界早在1964年便成功地游说国会通过了“贸易扩张法”,直接授权总     

浅议劳动合同违约金问题

劳动实践中,用人单位往往在劳动合同中设立违约金条款。文章通过论述劳动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关系,指出劳动合同有其自身特殊性,原则上不宜约定违约金条款。对违约金条款的设立,劳动立法应严格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