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援政策决定的行政过程

近年来,随着日本的政府发展援助(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援助国,日本的对外援助政策逐渐受到我国学者的注意.本文将就日本外援的政策过程及其特征作一概括的评介.     

日本对华“利民工程无偿援助”及其在湖北的开展

日本对外经济援助被称为“政府开发援助”,简称为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即日本政府支持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援助项目。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成为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90年代以后,日本对华ODA政策经历了新的调整,援助金额逐渐减少,援助的领域、方式也均有调整。“利民工程无偿援助”(简称“利民工程”)就是一种新的援助形态。     

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ODA政策及其新动向

官方开发援助是一种经济外交的载体,是一种典型的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表现.日本作为一个ODA提供大国,其对东南亚国家的投入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本文通过分析日本对东南亚国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的政策形成过程以及最新动向,对其背后所隐藏的新时代日本外交政策的走向进行了论述.     

后冷战时代日本ODA政策析论

政府开发援助（ODA）作为日本发展自身经济和拓展对外交往的有效手段，对战后日本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加快了急当世界政治大国的步伐，为此更加倚重政府开发援助这一既能有效贯彻自身政治外交意图又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政策手段，而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对外援助总额世界第一的经济实力地位，客观上为日本进行政府开发对外援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经济优势。根据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发展和日本外交目标与任务的调整，日本对外援助在新的对外政策体系中得到重新定位。一、继续维持日本战略…     

韩国对外ODA政策的背景与特征

二战后来自国际的官方发展援助（ODA）有效地促进了韩国经济的复兴和发展，为韩国最终确立对外ODA政策奠定了经济基础。作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韩国经历了很长时期才将对外ODA确立为一项根本的外交政策。战后朝鲜半岛复杂的安全环境压抑了韩国扩大对外ODA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韩国ODA政策是冷战后东北亚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以及韩国政府调整外交战略的结果，也是韩国谋求扮演重要国际角色，凸显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主体地位的根本手段之一。     

安倍政府的中亚ODA政策研究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一直以ODA政策为外交工具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而且多年来位居对中亚五国经济援助最多的国家前三名。安倍上台以后,日本加强了对中亚地区的关注,不仅提高了援助总额,而且还加大了无偿援助金额,并调整了重点援助国别。其ODA项目表现为以"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以关注民生工程为亮点,以及重视对中亚地区的价值观塑造、积极参与联合国提倡的合作项目等。其政策调整的驱动因素有四点:"俯瞰地球仪外交"理念推动下对一流国家地位的追求、以实现能源进口国多样化为目标的战略部署、受到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催化影响以及意在"平衡"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从实施效果和影响来看,日本对中亚调整后的ODA政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发挥政治影响力不足、难以实现能源进口国多样化目标以及受到日本国内经济问题的制约等;而最重要的成效体现在提升日本在中亚社会基层民众中的受欢迎度,这将成为日本进入中亚的潜力。安倍政府对中亚ODA政策的调整不会在政治、经济和能源方面对中国产生大的影响,但其ODA政策的成效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进入中亚、建立良好"国家形象"以及实现"民心相通"等目标提供了启示。中国应在中亚地区重视民生工程,在参与中亚地区能源开发的同时注意环保问题以及加强双方各层次人员的交流。     

日本对中南半岛四国官方发展援助的贸易效应——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

基于1971年—2014年间日本对中南半岛四国(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简称CLMV)的官方发展援助(ODA)与双边贸易的面板数据,以贸易引力模型为工具,实证分析了日本对四国的官方发展援助(ODA)和双边贸易增长的联动关系,探讨了日本对中南半岛区域内相关国家官方发展援助所产生的贸易效应。结果表明:日本对CLMV的官方发展援助(ODA)与双边贸易流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其对外援助的确具有积极的贸易促进效应。     

日本对蒙古援助分析

以苏联解体和蒙古向市场经济转型为契机,1991年日本正式开始了对蒙古的官方发展援助(ODA),并以相对较小的成本,长期成为国际社会对蒙援助的最大援助国。根据蒙古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国家战略需求,日本对蒙援助经历了紧急救济型援助、有计划的恢复型援助和有计划的发展型援助三个阶段。ODA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维系和加深日蒙关系的关键,对促进蒙古经济社会的恢复与发展,推动蒙古市场经济转型等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蒙援助,日本提高并巩固了自身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地位,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形象,为其获得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提供了便利条件。     

非传统安全视域下的日本对非洲卫生健康外交

自1993年日本召开首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特别是在2016年第六届峰会首次走进非洲以来,日本逐渐加大了在“印太战略”视域下对非洲的战略重视。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中断了日本原有对非洲合作议程的同时也为日本开展对非洲抗疫外交提供了重要契机。2021年以来,日本作为世界卫生医疗及对外援助大国,先后举办“全球疫苗峰会”以及“东京营养峰会”,聚焦非洲在营养健康以及新冠疫苗等领域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在双多边层面积极对非洲实施援助,大力开展对非洲“卫生健康外交”,既着眼实现自身在非洲战略意图,也为将于2022年召开的第八届日非峰会搭桥铺路。基于非传统安全视角,从日本对非抗疫外交切入,以“东京营养峰会”和新冠疫苗援助为线索,重点整理了日本对非营养健康与疫苗外交的主要动向,试析其战略考量并研判发展形势。     

从东南亚到非洲:日本对外援助的政治经济学

2006年,日本对非洲的援助开始超过亚洲,非洲成为接受日本对外援助最多的地区。这一变化是长期以来日本对外援助理念、与受援国关系建构以及与主要援助国互动关系变化的反映。本文试图构建一种援助体系的分析框架,并确定了影响对外援助的三组关系:援助国与受援国的关系、对外援助与国内政治的联系、对外援助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日本对外援助理念和政策的变化正是这三组关系在不同阶段影响程度不同的反映。通过研究发现,日本的对外援助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利益和人道主义考虑的范围,将援助作为外交和战略工具逐渐成为其对外援助的一个重要特征。日本的对外援助是援助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通过这一研究能更好地认识国际援助的发展。另外,日本对外援助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也能为中国提供借鉴。     

欧盟官方发展援助变革的实证考察

欧盟是一个以经济力量立足的新型权力体,对外作为更多的是通过经济手段的政治化运作体现自身的价值追求,官方发展援助(ODA)即是欧盟外交最具效力的政策实施工具之一。扩大使欧盟的外援日益体现出全球性架构,国际局势的变迁促成了援助方式与理念的根本性转变,其进一步变革将沿着集中、融合、分工交错并行的轨迹演进。不管未来外援是否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欧盟固有的力量属性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欧盟将继续倚重对外援助等经济手段,致力于建构其声称的自由、开放、法治、共赢的国际新秩序。     

韩国ODA援助中的教育援助:以KOICA为例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韩国ODA援助的总额较小,占GNI比重也较低。尽管如此,近年来韩国积极增加ODA援助金额,并结合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将其ODA援助的重点放在教育方面。作为韩国实施ODA援助的主要机构,KOICA(韩国国际合作局)通过实施教育合作计划、人员培训、派遣WFK(World Friends Korea,韩国海外志愿团)志愿者等方式,提高受援国教育水平,同时提升了韩国的国际形象。     

战后日本对外援助的动态演进及其援助战略分析——基于欧美的比较视角

国际发展援助模式的比较和演进一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同样重要的是对不同路径选取背后的战略考量。随着中国对外援助的迅速增加,如何借鉴他国经验和教训来优化中国对外援助正变得日益重要。日本的对外援助一直是国际学界和政策界关注的重要议题,这不仅是因为其在提供国际发展援助上的长期巨大体量,更在于其虽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范畴属于西方阵营,却具有不同于欧美且相对独立的国际发展援助政策,因而日本对外援助是一个有价值的参考系。文章基于日本近60年来的国际发展援助数据,采用比较分析框架,对日本二战后对外援助的动态演进进行了翔实的数据分析。文章认为,日本对外援助数据显示出其具有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而这三个阶段与其1954年加入"科伦坡计划"以来经历的探索发展期、谋求政治大国期、独立风格成型期高度契合。文章通过探讨其不断演进背后的战略考量,有助于理解日本战后国际发展援助的动态路径演变及其背后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对优化中国对外援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     

日本ODA—ADB框架下的开发援助及其启示——以南亚地区为例

日本是参与政府开发援助(ODA)的重要国家之一,也是亚洲开发银行(ADB)的实际领导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日本已经建立了成熟的ODA-ADB框架模式,无论作为双边援助体系中的援助国,还是多边开发银行体系下的领导者,日本都在不断追逐自身利益并推进国家战略。通过近年来日本在南亚地区,尤其是在印度的开发援助活动可以发现,两种貌似不同的援助方式,实则指导思想别无二致。日本在南亚地区开发援助的信念与实践充分反映了二者从属于同一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并彰显其意欲扩大地区性影响力的政治与经济企图。     

国际开发援助与韩国的外交战略：以国家利益为中心

开展国际援助首先要具备发达国家水准的经济能力，而且还要具备能成为受惠国楷模的制度健全性。近来，随着韩国有关国际援助预算的急剧增加，政策决策者和普通人都很关注国际援助，但似乎并没有入从韩国外交利益和外交战略的角度分析和考虑国际援助。现在，不仅要充分尊重国际援助意向的纯粹性，同时也要从外交战略角度，即从“与国家利益的结合”出发，认真思考国际援助。我们应以战略性的高度，把国际援助提高到与韩国的国家实质性和根本的国家利益相互依赖的层次上。     

试论冷战后韩国的新外交及其成因

一冷战后韩国外交的新发展(一)卢泰愚执政时期的“北方政策”1983年韩国外相李范锡在国防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指出:“80年代我们最重要的外交方针就是阻止朝鲜半岛战争的出现,我们更为重要的外交任务是促使北方政策的实现,北方政策的着眼点是我国同苏联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①卢     

日本对华经援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2004年11月28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出席东盟和中日韩三国首脑峰会时表示, 日本将完全终止实施多年的对华ODA(政府开发援助项目)这意味着日本对华政策将发生 较大变化。日本对华经济援助从1979年至今,已经有25年的历史,其援助总额约合1649 亿元人民币,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面对日本政府对我国经援的 政策调整,我们应从研究日本对华经援的历史出发,正确评价日本对华经援这一政策,充分 发挥其对我国经济的作用。在日本对华经援日益减少时期,我国政府和企业,应广开渠道, 采用多种方式加强与日本政府和企业的沟通,消除日本国民的误解情绪,重新定位对华经援 的实施项日,以对华经援为契机,缓解两国政治紧张局势,带动中日经济区域化发展。     

日本公共外交：演化过程、主要途径和制肘因素

战后日本由于政治及军事外交的开展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极大限制,公共外交就成为其摆脱美军占领体制、发展与邻国关系以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重要途径.通过人员与文化交流、加强对外宣传、推行外向型的文化教育、经济与文化援助以及动漫外交等手段,日本公共外交在达成外交目标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受自身独特政治文化及国内右倾化思潮的影响,并受日美基轴及相关政策的制肘,日本战后以来的公共外交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后巴黎时代法国气候政治新变化

法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是国际气候谈判的主要参与者。然而,早期法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呈现出气候外交战略适应性弱、依赖气候金融援助模式、国家气候政策摇摆性强等特征。以《巴黎协定》为分水岭,后巴黎时代法国气候政治在全球战略、区域外交模式、国内政策选择方面呈现诸多新变化,包括全球气候政治领导意愿上升、气候外交战略呈现多元趋势以及“共识政治”形塑气候政策偏好。     

日本在缅甸的平衡外交:特点与困境

冷战时期,日本与缅甸建立了特殊的历史友好关系,但在1988年以后双边关系较为冷淡。尽管日本之后一再努力,希望恢复昔日对缅影响与特殊的邦交,但收效甚微。日本在对缅关系上,一方面利用援助制裁实行有限的压力政策,另一方面又保持对缅接触,实行制裁和接触政策之间的中间路线。日本在缅甸问题上表现出的两面性,是其在国内各界分歧、日美基轴外交与亚洲独立外交、国家利益与价值观外交之间相互平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