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法学批判

“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是主权与人权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国际法上形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 ,但是 ,《联合国宪章》制定以后 ,“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被国际法所否定和摒弃。西方学者对“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存在着二种对立的观点。主张“人道主义干涉”为合法的观点 ,成了西方国家侵犯别国主权、武装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和工具。我国学者普遍否定“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 ,但也存在着模糊的观点 ,混淆了与联合国体制下人道主义救援的本质区别。“人道主义干涉” ,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而且是违背国际法的 ,其实质是否定国家主权、干涉别国内政。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的执行行动 ,是对于威胁和平、破坏和平以及侵略行为的应付办法 ,安理会对于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采取的军事行动 ,其真正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而不是单纯的为了一国的人权问题进行干预 ,更不是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     

国际人权法视野下的发展权

作为发展权主要标志的1986年《发展权利宣言》自通过之后,学术界对其争论就一直未断,由于各国观念和制度上的差异与障碍,发展权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至今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从国际人权法的发展脉络来看,《联合国宪章》及一系列国际人权保护文件抽象地肯定了集体人权的地位,民族自决权、发展权等具体人权形式先后从集体人权观的母腹之中经历了艰辛的孕育之后分离而来。     

个人的法律地位和国际保护人权

<正> 在资产阶级的法律文献中,常常引用国际保护人权作为这种授予权利的例子。例如,赫·劳特派特(H·Lauterpacht)断言:"显而易见,联合国宪章在其包括的尊重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义务的限度内,它承认个人作为国际法的主体。"但是,这种见解只能从一元论的观点才能证明是正确的。而这     

论尊重人权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及其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影响

尊重人权在《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序言及相关条款中虽有多处提及,但并未列入《宪章》七项原则的范畴。而由于国际社会对人权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一直存有争论,加之冷战时期人权问题的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尊重人权一直未被认可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原则。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法的结构性变迁以及人权保护事业的不断演进,尤其是国际人权法的迅速发展,尊重人权正在逐步上升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本文首先援用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四项标准衡量尊重人权原则的法律地位,进而论述该原则的基本内涵以及与其他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重点剖析了尊重人权原则与中国和平发展,乃至构建和谐世界的交互影响。     

对国际人权法的科学认识

１９４８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发表至今，已经五十周年了。这个宣言将联合国宪章中有关国际人权法的条款进一步充实，并给予权威性的解释。还有联合国１９６６年两项国际人权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简称Ａ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简称...     

《联合国宪章》中的人权与不干涉内政问题

作者认为,《联合国宪章》的制定意图表明,不干涉内政原则适用于人权问题,为实现《宪章》宗旨,可以对人权问题进行一般性的讨论和建议,但不能针对特定国家,否则就构成了干涉内政;然而,联合国的有关实践显示,它从一开始就未按制定意图行事,不仅讨论了一国的人权问题,而且还提出了建议,使不干涉内政原则在人权问题上失去了效力,并逐步全面突破和排除适用之;因此,从理论上说,不干涉内政原则适用于人权问题,但实践中它却难以实现,这是造成有关争议的一个主要原因。     

联合国宪章的解释权问题

联合国宪章中没有任何关于宪章解释的主体及效力的条款 ,这为宪章的解释权留下了不确定因素。基于国际法关于条约解释的理论和多年来联合国各机构及会员国对宪章的解释实践 ,现实中已经形成这样一种状况即 :会员国对宪章规定的解释若能达成一致意见 ,这种意见就构成权威解释 ;联合国各机构对宪章的解释只有获得普遍接受 ,方可成为对宪章有关条款的有拘束力的解释。此外 ,国际法院在宪章解释中的地位正在呈上升趋势 ,其解释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论联合国经济制裁中的人权保护——兼评联合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

联合国经济制裁是安理会依据《联合国宪章》第41条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战后安理会实施的经济制裁一方面给受制裁国发出了要求或强迫其遵守国际法的警告,而另一方面,在实施制裁过程中给受制裁国带来人道主义灾难,妨碍而不是促进人权,从而削弱了经济制裁的效力.因此,联合国在经济制裁中也应遵守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以人权促进发展:工具性人权论

人权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议题,而长久以来人权与发展在两条互不搭界的轨道上运行,人权与发展的结合能为人类增添更多福祉。人权是发展的目的,发展是为了扩展人权,这是目的性人权论。而人权必须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且人权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因而"以人权促进发展"的工具性人权,是人权最终得以保障的最佳路径。工具性人权有着深厚的法理底蕴、现实基础和规范支撑,人权演进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工具性人权的发展史,从古代到现代、从美国到中国的实践经验无不表明人权对发展的重大作用,世界人权宪章等国际规范性文件无不论证着工具性人权的重要价值。     

中国宪法应如何设置人权

基于中国的人权实践 ,对比两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宪法 ,中国宪法对人权保护的空间有待大大拓展 ,人权入宪应为新一轮修宪的最主要议题之一。设置人权有四类七种选择方案 ,宪法人权一般条款 +法律设置当是目前中国设置人权的可行模式。就修宪而言 ,应在宪法序言和总纲中分别加上人权一般条款 ,内容分别为 :尊重和保护人权 ,促进实现人权 ;国家权力受人权直接约束。     

中国在维护和实现人权方面的发展

联合国的成立为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带来重大突破，人权保障成为国际准则的一部分。几十年来，为了贯彻《联合国宪章》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宗旨，联合国有关机构做了许多努力，起草并通过了一系列关于人权的公约、宣言和决议，对维护人权和基本自由起了重要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促进国际合作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浅议《世界人权宣言》

《世界人权宣言》是第一个在国际领域系统地提出保护和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具体内容的国际文件，其确定的许多重要原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人权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它不是一个条约，但今天许多国际法工作者认为它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是对《联合国宪章》关于人权规定的权威性解释。《宣言》宣示了两个广泛的权利范畴：一方面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另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宣言》内容的抽象性导致了其不确定性，致使人们容易对人权内涵的理解发生歧义。《宣言》的另一个历史局限性在于忽略了发展权和集体人权。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承担人权责任策略探析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面临挑战和"一带一路"倡议方兴未艾的复杂国际背景下,中国企业面临发展机遇与人权相关风险的双重挑战。国际工商业与人权议程尤其是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蕴含着丰富的企业人权责任。我国可从政府与企业两个层面采取应对措施。在政府层面,可以制定并执行相关法律与政策;制定工作指引,建立监管体系;制定工商业与人权行动计划。在企业层面,应当把尊重人权原则纳入公司治理;主动发布人权履责报告,加强对话与合作。     

"两个人权公约"与我国人权宪政体制的整合

加入"两个人权公约"使我国面临着人权宪政体制与"两个人权公约"的整合问题.在人权宪政理念上,需要对关于人权的传统主流观念重新审视;在人权宪政规范上,以加入"两个人权公约"为契机,修正我国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的某些条款,重构我国的人权宪政体制;在人权宪政的运作上,对两个人权公约采取保留、克减措施,发挥我国宪法解释机制的功能,同时,以宪法的司法化为前提,以"两个人权公约"作为我国司法审判的直接依据并建立宪法判例制度.可以预见,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必将促进我国宪政人权制度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     

论WTO体制下的人权保护

WTO体制下的人权问题包括环境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劳工权益问题等。从法理上看,WTO有人权保护的义务,也有人权保护的可能性。从规则来看,WTO有许多有关人权的条款。目前的WTO体制对人权的保护还不充分,通过确立WTO的人权价值取向、修改完善WTO的规则、在贸易协议中增加＂人权条款＂等,可以实现对WTO体制下人权的有效保护。     

立法机关的人权立法义务研究——以人权条款入宪为背景

人权条款写入宪法之后,国家立法机关担负有不可推卸的人权立法义务。立法机关的人权立法义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人权的立法保护义务和人权的立法救济义务。在性质上,立法机关的人权立法义务应该是一种法律性义务,具有强制性效力。立法机关的人权立法义务,不仅具有规范层级方面的形式性要求,而且还要具有效力方面的实质性要求。     

试析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与涉朝人权问题——兼及朝鲜人权问题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朝鲜人权问题一直受到联合国的关注。2004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首次将朝鲜列入了国别人权审议名单;2006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取代了人权委员会,建立了普遍定期审查机制,并于2010年对朝鲜进行普遍定期审议;蒙丹篷特别报告员多次提交关于朝鲜的人权报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朝鲜的抗议。而朝鲜自身的人权问题也对其周边国家产生着重大影响。     

国际人权法之于中国人权法制建设的历时性研究

二战以后,国际人权进入空前发展的阶段。经历了面临世界范围内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形态的对立,国际人权法开始推动普遍的人权价值。60年间,中国人权法制建设在国内法与国际法层面有着紧密的关联。中国加入国际人权公约是一个后发的、稳步向前的过程。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始进入国际人权公约领域。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权法制建设重新起步,加入了人道法以及少数群体、特殊群体的国际人权公约;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中国的人权保障制度有了深刻的发展,并加快了加入国际人权公约的进程。当前,中国在人权法制建设中致力于构建人权话语体系,寻求人权普遍性与地方性的结合。     

论冷战后联合国人权保障机制

冷战后,国际人权保护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而深刻的议题,人权争议变得更加激烈,联合国人权保护作用和国际人权干预能力遭到质疑。联合国人权保障机制面临着诸多难题,其原因主要是体制的非平衡性、天然的妥协性、价值的工具化倾向。     

如何解读“刑法也是犯罪人的宪章”——兼议罪犯人权保障理念

从刑法的性质、目的与任务分析，刑法是“善良人的宪章”；从刑法的功能分析，因其具有使犯罪人免受刑法之外制裁的保障功能，可以认为“刑法也是犯罪人的宪章”。至于“(应)使刑法真正成为公民特别是犯罪人的大宪章”的观点，却存在人权保障理念植根的错误。监狱机关应当依法保障罪犯的人权，但罪犯权利保障必须符合刑法的目的，必须置于惩罚的前提下，必须体现在改造的过程中。同时，应当将罪犯人权保障放到整个国家人权保障体系中认识与权衡。监狱人民警察应当确立正确的罪犯人权保障理念，坚持监狱工作正确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