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清末中国法律近代化失败的原因——从中日对比角度分析

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美梦,国家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中国的法律制度也踏上了近代化的漫漫长途。但是,由于当时经济、政治等一系列原因,中国法律近代化走向了失败。同一时期,与中国有着相似社会背景面临相似社会问题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资本主义得到了长足发展,法律近代化取得成功,一跃成为亚洲强国。本文将运用对比的方式对中日两国法律近代化过程进行比较,尝试探究清末中国法律近代化失败的原因。     

关于近代民法移植问题的一点思考

中国法律的近代化过程是和法律移植密切相关的,而民法近代化主要是通过法律移植方式完成的。在对民法近代化过程的考察中,人们认识到了法律移植在中国民法近代化中的必要性;从中国固有传统法律文化来看,西方法律的移植在中国也存在可行性。     

综论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中国法制近代化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变迁的必然结果。它是在引进西方法文化的同时 ,批判与吸收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合理内核的矛盾冲突中逐步推进的。法律移植在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 :任何被移植来的西方法制文明因素 ,只有扎入中国的文化土壤 ,得以积淀下来 ,进而成为本民族法文化的一部分 ,才是成功的移植。     

论清末的法律近代化

清末的法律近代化是指法律具有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法律的立法精神与特点。清末的法律近代化集中表现为清政府在政治、经济、教育及社会生活领域相继制订或颁行了一系列具有向近代国家转型性质的法律、法规和章程。从整体上来看 ,这些法律法规具有系统性、模仿性等特征。尽管清末的法律近代化结果是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二律背反 ,但它在推动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向前发展仍然起了积极的作用 ,对民国时期的立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试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初期的基本特征——以京师同文馆为例

京师同馆的发展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初始时期的一些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首先,高等教育初期近代化反映职国传统化的张力作用。其次,中国高等教育的初期近代化是对西方化的“格义化”。第三,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初期充分表现出对西方势力的强依赖性和弱控制性。第四,政治需要与个体人格的交互作用构建了中国高等教育初期近代化的基本平台。最后,高等教育近代化标志着中国传统化向科学与人两极分裂的开始。     

试论清末修律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清末修律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政治方面,清末修律确立了君主立宪制,肯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建立了中国近代国家机构体系;经济方面,清末修律提高了商人的法律地位,建立了中国近代企业组织形式和近代企业管理制度,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建立与发展。     

以“法律”语义演变标记的中国法制近代化探究——以来华传教士文献、清末日译法律工具书为依据

“法律”语义的演变过程能够标记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从词源上来说,“法律”是中国本土化词语,但是其语义却在外来法律文化的冲击之下,发生了两次重大演变。第一次演变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马礼逊、卫三畏等传教士将西方工业革命后的文明引入中国,将古汉语中的“法律”与西方“law”的语义对应起来,打破古汉语“法律”语义的封闭系统;第二次演变是在19世纪末20纪初清末法律移植的过程中。随着大量日本法律工具书被译介到中国,“法律”语义再一次演变并得到当时社会自上而下的认同,影响极其深远,“法律”语义完成了近代化定型。“法律”作为最为核心的法律术语之一,准确细致地描写其语义近代化演变过程,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法制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清末法律改革何以如此艰难

鸦片战争以后,国家处在危亡之际,清政府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全方位的法律改革,开启了中国法律近代转型的历史航程。由于内忧外患的紧迫形势,变法图强成为第一要务,而对法律自身的发展规律关注不够,清末法律改革进行得非常艰难。由于不是社会内部力量的推动,而是在社会外部力量的冲击下被迫进行的一次改革,造成了法律与传统文化契合的艰难。自从清代法律改革,中国法律近代化、现代化已演绎百余年,直到今天,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法律现代化之间的对接、契合,仍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实践课题。     

沈家本与中国法律近代化

20世纪初期,由沈家本主持的中国法律改革是中国法律史上亘古未有之变革,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制的基础。本文通过历史分析在时代背景下,对沈家本的法律思想和实践(1902年-1911年清末法律改革)及其与中国法律近代化关系做一些评述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分析其现代价值为当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开阔思路提供一些个人意见和建议。     

浅析近代早期买办在中国经济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中国早期艰难的经济近代化过程中,买办作为中外贸易的重要媒介,成为中国资本主义滋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他们不仅是中国近代社会从封建走向资本主义艰辛蜕变的见证人,而且是导致这一蜕变的内在力量,在中国早期经济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论封建士大夫阶层对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的影响

法制近代化是自中世纪后期开始的波及整个世界的一场法制变革和进化运动，其内涵是指(自由)资本主义法治化。就世界范围而言，法制的近代化呈现出两种模式：一种是源自本国经济、政治、法律以及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而导致的近代化，如英国、法     

治外法权与中国司法近代化之关系——调查法权委员会个案研究

中国司法近代化与治外法权问题紧密相关,调查法权委员会及其报告书是近代中国撤废治外法权的一个阶段性标志。通过考证调查法权委员会组织的前后经过,对作为调查结论的报告书内容进行分析,可以认为该事件强化了近代中国自学习西方法律和司法制度以来一直存在的为废除治外法权而改良法律和司法的论证逻辑;导致了在此之后发动民众,以运动的方式参与法律和司法事务的先河,从而对中国法律和司法近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上海法制近代化中的区域治理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出现过法制近代化中的区域治理,其表现形态可以分为一城两治、三治、四治等。这一变迁、终止的主要原因是条约和侵略。上海形成的法制近代化中的区域治理还产生了结果,主要是给华人的行动带来了不便、提供了法制借鉴、给规避法制带来了机会和造成了对其他城市区域治理的影响等。当前中国法治建设中的区域治理依然存在,但其基础和表现形态与上海法制近代化中的区域治理都不相同。在进一步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可以从上海的法制近代化中的区域治理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借鉴。     

梁启超法治思想学术研讨会在新会隆重举行

<正>本刊讯2013年6月14日,中国法律史学会主办,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政府、新会区人民法院联合承办的全国梁启超法治思想学术研讨会,在维新先驱梁启超先生的故乡—新会隆重举行,并取得了圆满成功。今年是梁启超诞辰140周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法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法学家之一,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元勋。他是法治主义的最早宣传者和     

罪刑法定原则与中国刑法近代化

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近代以直接、便当的方式走入《大清新刑律》，从此中国刑法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之所以如此，是由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基本原则之灵魂这一特质决定的，它是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确立的基石。《大清新刑律》在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同时，剔除了与其相排斥的比附援引制度，废除了以官赎刑的官当制度，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得以确立。虽然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近代只是实现了形式上的完美，但这种完美却是历史性的进步，成为中国刑法近代化的象征。     

儒学视角下费正清对中国近代化延缓的阐释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又庞大复杂,儒家文化毫无疑问地居于其中的核心地位。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系统地介绍了儒家文化,并详尽地阐释了儒家文化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影响。此文重点论述了在中国迈向近代化的征途中,儒家文化对改革和革命阻挠以及中国近代化延缓和滞留的原因。     

关于法学中国化的追问与思考

法学的中国化既不同于法学的近代化,也不同于法学的本土化,它是西方法学和中国法学的双向互动融合过程,强调中国法学对西方法学的审视,对本国国史民情的客观评价,促使中国法学的内生发展,形成具有本国自身特点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法学中国化本身就是对经历了100多年的法学建设的反思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中国法学的真正品格。本组笔谈比较深入地梳理了中国近代以来基础法学和应用法学诸领域的中国化过程,并谨慎地认为,法学中国化的进程依然任重道远。     

法律监督的渊源——以中国法制近代化为视角

中国法律监督体系产生于中国法制近代化过程中,随着清末法制变革中都察院功能的分立而出现.清末时建立了检察厅,确立了检察机构的法律监督职能,却也存在先天的不足.北洋政府时期随着检察厅职能的独立,法律监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亦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考察法律监督的渊源,也对我们现今的法律监督体系的建设起到了借鉴作用.     

晚清德籍军事教习与中国军事近代化

晚清以后,中国在西方“船坚炮利”的侵略面前,被迫走向近代,从而也开始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历程;中国军事的近代化本身就有与世界趋势一体化的要求,它涵括着向西方学习的内容。     

从分权学说在中国的发展看法学的中国化

法学的中国化既不同于法学的近代化,也不同于法学的本土化,它是西方法学和中国法学的双向互动融合过程,强调中国法学对西方法学的审视,对本国国史民情的客观评价,促使中国法学的内生发展,形成具有本国自身特点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法学中国化本身就是对经历了100多年的法学建设的反思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中国法学的真正品格.本组笔谈比较深入地梳理了中国近代以来基础法学和应用法学诸领域的中国化过程,并谨慎地认为,法学中国化的进程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