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部商事法典

中国封建法典历来是诸法合体,没有刑法、民法和商法的区别。鸦片战争以后,中外贸易日渐发展,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1903年,清朝统治者认识到“能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遂增设商部,派载振、伍廷芳、袁世凯等参照西方各国商法编订商律。因商律立法技术复杂、内容广泛,一时难以完成。为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于1904年1月24日公布《公司律》详细规定了贸易公司的组织形式、创办方法和经营管理寺事宜;并在卷首冠以《商人通例》九条,比较具体地规定了商人的身分及经商权利、义务等。于1906年4月公布《破产     

析俄联邦新民法典对“企业”范畴的界定

<正> 俄联邦新民法典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分别于1995年1月和1996年3月生效实施,其第三部分也将颁布。这部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诞生的民法典,是俄罗斯1917年十月革命后,继1922年民法典和1964年民法典以后颁布的第三部民法典。新的民法典与前两部民法典的重要区别在于,它是一部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形成的,反映市场经济关系特点的法典。新民法典的内容在很多方面既反映了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后的成果,也反映了未来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法典诸多新的条款里,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即新法典对“企业”概念的不同适用。 “企业”的术语,在俄联邦新的民法典里被用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权利客体和权利主体,本文就法典的该规定做一介绍和分析。     

俄联邦新民法典的精神——私法自治精神的回归

继法国和德国编纂民法典之后,俄罗斯在九十年代前苏联解体之后编纂出台了《俄联邦民法典》,虽然目前只是第一、二部分,但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第三次法典编纂的热潮,其意义可谓重大。更重要的是《俄联邦民法典》本身,作为俄罗斯十几年政治、经济改革的经验总结,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度,复归了民法的私法自治精神,为俄罗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和保障,这是我们所应借鉴和弘扬的,但其薄弱的市民社会基础也是我们所应反思的。     

寻找新民法典:“三思”而后行 民法典的价值、格局与体系再思考

民法典编纂的难点在于体系化,但体系本身并非是一个自决的问题,而与对民法典功能和格局的认知有关。现代民法典面临的主要困境是如何在保持自身体系性、逻辑性的同时,容纳更多元的价值和更多层次的规则,调和日益复杂的自治与管制之间的关系。民法典模式试图凭借宪法的整合机制、民法的转介条款及民法典与部门民法的功能区隔,最大程度地解决这一困境。在民法典模式下,民法典的意义在于通过有逻辑、合目的的体系安排,建构起一个稳定而开放的结构,成为自治规则的母体和自治价值的依归。在这一思路下,较诸人格权独立成编等问题,民法典总则和债法总则的设置是更为重要的体系问题。     

唐律疏议:中国现存第一部完整法典

《唐律疏议》,是后人给与唐永徽年间开始修撰的《永徽律》及其《律疏》的名称.唐代是中国古代法发展的成熟期.仅此一朝制定了多部法典,据《旧唐书·刑法志》的记载,先后颁布有《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及其《律疏》《、开元律》及其《律疏》等.此外还有其他多种法律形式.其中《永徽律》及其《律疏》是唯一现存的唐律.     

我国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印行的西夏法典

曾先后与宋、辽、金同时鼎立并统治了189年的西夏王朝,于公元1038年,夏景宗元昊正式称帝立国,国号大夏(北宋称其为西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面积83万平方公里。公元1227年,西夏被蒙古军队灭亡,共传10代帝王。19世纪20世纪之交,随着王朝的覆灭而一度在历史上消失的西夏文字被重新发现。通过对文字的解读,我国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天盛律令》(也称《西夏法典》),渐渐呈现于世人眼前。     

一部罕见的中世纪法典——《西夏法典·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1-7)章》简介

西夏(1038-1227年)是我国中世纪雄踞西北地区的一个神秘王国,她在"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肖关,北控大漠",方圆万余里的西北边陲,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遗憾的是,由于多种原因,这个民族并未留下多少文物典籍.